从传教的热忱到对反基督者的仇视、再到异教徒情结
基督教是一个具有强烈传教热忱和救世主义态度的宗教。欧美国家自与中国有接触以来，就把中国当作一个传教的重点国家。上帝对他的子民说，我给你一个金币，你要给我还一百个金币回来。中国自与欧洲接触以来，就以众多的人口和广阔的领土为欧洲人所知，为他们向往。中国众多的人口和广阔的领土传教士感到振奋和激动。让数亿人民归属上帝，对欧美的传教士来说，是一个有挑战性有魅力又有意义的工作。让数亿人口的归顺基督，在基督徒看来，相当于给上帝了数目极为可观的金币。
因此，欧美人对在中国传播福音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先到中国来的，是一些欧洲的传教士，主要以耶稣会为主，内容主要为天主教。美国建国以后，美国的教会也差遣传教士来中国，内容也变为基督新教的教义。欧洲世俗化以后，向中国传教的主要力量变成了美国。
传统的中国，在美国的基督教徒看来，是一个世俗主义和搞偶像崇拜的国家。所谓世俗主义，是指儒教的现实主义和物质主义。儒教是一个非常世俗主义的思想系统，它表现为注重现世，不谈来世；注重世俗理想，不讲天堂。由于注重现世，儒教又带上了强烈的功利主义色彩，统治者注重秩序，百姓注重家庭，全社会人都追求世俗的价值如福禄寿等，不追求天国。孔子说：“不知生，焉知死”，“敬鬼神而远之”，忌谈鬼怪力神等等。所谓搞偶像崇拜，是指传统中国多数人信奉的佛教。佛教到处竖起佛像，让人跪拜，并且不认为世界是上帝所创，而认为是各种“因缘”的结果，这在基督教看来，是拜偶像宗教，不拜真神，是在自造假神。
这样一个中国，在基督教看来，是一个异教统治的国家，还不是赤裸裸反基督的国家。反基督的国家是赤裸裸地反对基督教思想，或者迫害基督教徒的国家，如伊斯兰世界。那是应该消灭的世界。传统的中国仅仅是异教统治的国家，是亟需福音光照的地方。
在清朝，美国第一个向清政府施压，要求中国实行信仰自由，要求获得在全中国和向中国居民传教的权利。在此之前，英法等国家只被允许在中国的开放城市向外国人传教，向中国居民的传教属于禁止之列。美国在清朝时期，向中国派遣了大量传教士，建立了众多的教会学校，花费了大量人力及资金。截至清朝末期，在来华的外国传教士中，60%为美国人，教会学校的近乎80%以上是美国传教士创办的。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圣约翰大学、齐鲁大学、金陵大学、东吴大学、沪江大学、华西协和大学，岭南大学等等都是美国人创办的教会学校，他们是现在的北大、清华、复旦等许多现在也领导着中国学术潮流的知名大学的前身。
在政治上，美国的对华的态度也较友好。在帝国主义纷纷方懦弱不堪的中国当作肥肉宰割的时候，美国基于基督教精神，对列强强调了对华交往的公义性。美国人提出的对清朝中国的“门户开放”的政策目前所述，就是在保全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条件下，中国对基督教文明开放门户。在清朝遭受的多次侵略战争中，只有一次美国派兵参加了战争，那就是义和团运动时的八国联军，而八国联军对中国的战争，在美国被认为是一场宗教战争，是美国为保护自己的宗教利益包括新教的自由和教民的权利而进行的一场“护教战争”。当时义和团打出的“灭洋教”的口号和杀死大量的传教士及中国基督教徒的举动，使得美国国会同意出兵参与了对义和团的镇压。除此之外，美国再没有参与任何对华的侵略战争。并且，美国在多种场合提出维护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重要性。
美国对华的相对友好，李鸿章对此深有体会，晚清主持外交数十年的李鸿章在向朝鲜王妃闵妃传授外交经验时说，“要多依靠美国，美国这个国家与其他洋人国家不同，讲道理，重信义”。其老师曾国藩也说：“米人秉性醇厚，与中国常思效顺之心”。事实也如曾国藩、李鸿章所说，当英法日等国把庚子赔款拿回本国作资金积累的时候，美国人拿它在中国建了清华、山西大学等教会学校。 并且，在美国的压力下，英法等国家也陆续将庚子赔款归还了中国一部分或免除了一部分。
在清朝时期，还有一个因素使得欧美传教士向中国传教的激情更为高涨，这就是黄祸论的兴起。黄祸论在欧美由来已久，早在欧洲最先了解到中国的时候，就有类似与黄祸论的论调，欧洲人了解到中国文明的悠久的历史和影响力之后，既感到魅力，又感到忧虑。他们忧虑中国文明会以它极强的生命力感染力以及众多的人口而危害基督教文明，忧虑中国代表的黄种人会突然铺天盖地滴泛滥世界、淹没五湖四海、淹没欧洲。这种忧虑就是“黄祸论”。黄祸论在中国，被理解成欧美人担心黄种人人口太多力量太大而为还白种人的生存空间，实际不全面，黄祸论主要是欧美人担心以中国为代表的黄种人的文明会危害欧美的基督教文明。
在欧洲与中国发生往来频繁以及日本崛起之前，黄祸论还是欧美人脑海中的一个还是一个幻象，但是十九世纪末日本的崛起以及中国劳工向美国的大量涌入，黄祸论在欧美人眼里成了马上即将来临的现实。于是，黄祸论甚嚣尘上，如何阻止黄祸也成了人们关心的热点。美国的黄祸论的主要鼓吹者曼海同时也是美国海权理论的创始人，曼海主张的阻止黄祸的方法是，美国应该向太平洋挺进，占领中国和日本的门户，首先抵制住黄种人日本人的反基督教势力，然后为防范黄种人中国的崛起做准备。曼海的思想强烈地影响了美国，美国以后的海洋政策不折不扣的地执行了曼海的海权理论。
还有一个阻止黄祸办法，那就是传教，也就是把黄祸的根源日本和中国基督教化，让他们势力再强大也不会危害基督教文明。曼海也是一个靠传教阻止黄祸的方法的主张者，曼海说：“摆在基督教世界面前的重任就是将包围着自己的众多古老的文明，首先是中国文明，然后是印度文明及日本文明，纳入自己的怀抱并融入自己的理念当中。”也就是用基督教文明同化中国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黄祸论甚嚣尘上时，对欧美形成威胁的主要是日本，但中国一直没有躲开欧美人的警觉的眼光，中国被他们视为早晚超过日本的黄祸的根源。因此，把中国基督教化、堵住黄祸的源头的动机，在清朝末期更激发了欧美众多传教士向中国传教的激情。
在清朝，由于美国的强烈的基督教国家的性质，向中国传教热情一直不衰减，传教力量也一直强大，从19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美国的传教力量对中国的影响也远远超过了欧洲的教会。美国的新教思想开始成为中国基督教界的主流。
国民政府期间，新文化运动兴起，传统价值在中国崩溃，基督教在中国迅速传播，基督徒的数量由1900年时的6万人增长到1920年时的36万人，国民政府上层也产生了许多基督教徒，早期如孙中山、宋氏三姐妹及其家族、民国政府总理唐绍仪、王正廷等等。孙中山在海外生活多年，是虔诚的基督徒，属于美国卡尔文宗公理派信徒。他的许多政治活动如让位于袁世凯等等都受了基督教的影响，并且，在他掌握了一定权力之后，一直支持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他的葬礼也采取了基督教仪式。在民国初期的议会议员当中，基督徒的数量在60多人，占25%左右，很有影响力，这个数字在现在的欧洲国家议会，也属于少见。广州的地方政府官员中基督徒竟占人数的65%，基本上是一个基督徒政府。实际上，考察孙中山革命时期人员的宗教信仰，会发现，孙中山的民主革命在早期实际上是以“客家人 +广东人+基督徒”这种人员组成进行的。
国民党政权以后，在支配中国政局的四大家族即所谓蒋宋孔陈的四大家族中，除陈氏弟兄之外，其余三大家族即蒋宋孔三族全是基督徒家族。宋氏家族的父亲宋耀如是基督徒，早年曾在美国做过有关基督传教事业，印过基督教书籍。母亲徐氏家庭更是基督徒世家，最早可以追溯到明代与传教士过从甚密的徐光启。宋氏三姐妹及兄弟早年都曾在美国留学，很早归信了基督教。蒋介石也是民国时期的著名的基督徒。众所周知，蒋介世归信基督，与宋美岭家族有很大关系，宋氏家族对将提出的迎娶宋美玲的条件就是归信基督教。据说蒋介石在研究了《圣经》以后，就受洗信了基督。这个信仰一直维持到蒋介石之死。据蒋的侍卫官回忆，蒋晚年信仰非常虔诚，一早起来先做祷告，并读一段《圣经》，做祷告和读《圣经》时，每念到上帝之处，此公必向东方脱帽敬礼，以向上帝表示敬意。不知此公何以知道上帝住在东方。孔祥熙在九岁时曾得过病，差点死掉，后由基督教医院治好，自此对基督教产生好感，以后，不顾家人的强烈反对，受洗归信了基督。尔后，也去美国留学，巩固了信仰。此外，在地方军阀势力中，冯玉祥是一个著名的基督将军。
由于国民党政权期间，统治中国的四大家族势力的主要三家全是基督教家族，在其周围又聚集了大量的基督教的下属和幕僚。因此，国民党嫡系对中国的统治可以说是基督教家族对中国的统治。这个亲基督教色彩浓重的国民政府获得了美国人的好感，与美国政界有深厚关系并且日后出任驻华大使的司徒雷等，高度评价国民政府和蒋介石本人，并将这种评价向美国政府及社会传递。关于蒋介石的政府，司徒说，蒋介石代表的国民政府才能遏止住共产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给中国带来希望。他认为中国将在浸润着基督精神的国民政府的领导下实现福音化和自强。关于蒋介石本人，司徒说，蒋才是孙中山事业的继承人和真正的维护者。司徒在 1937年5月15日写的一篇文章中说：“据我所知，报刊杂志中那些关于蒋先生的生活方式的描写，以及关于十年前他如何无情地对待政敌的描述，也许并非空穴来风。但我认为即使如此，这或许是对他更大的推崇。因为从那时候起，一切都在向好的方面转变。自从1926年到1927年，他身系国家安危以来，我便以极大的兴趣，关注着他的事业。……他甚至在与他最亲近的人相处的时候，也沉默寡言，时刻以公务为念，而不善于做应酬性的闲谈。他具有中国上流人物必不可少的文雅与礼貌。但其处事的认真、率直和坦白，又非常合美国人的胃口。……与各种各样人周旋的非凡才能，受过高度训练的智慧，当机立断的魄力与勇气，永不疲倦的精神，都是使他成为一个伟大军人和政府首脑的基本素质。这也是他之所以能够在国民党中始终处于群雄之首的原因所在。”
这样的基督教色彩浓厚的政府，让美国人看到了基督教支配中国的希望。在这种气氛下，美国对中国关系这时得到空前的加强，美国对中国的影响也空前强大，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结成了同盟关系，进入了蜜月阶段，中国成为美国予以援助和支持的友邦。
蒋介石及其夫人宋美玲也非常善于利用自己的基督教徒形象在国际政治中为自己赢得支持。
宋美龄早年曾长期在美国生活，了解美国的基督教国家性质，深知基督教在美国的作用。因此，在嫁给蒋介石，进入中国政治核心之后，宋美岭充分地利用了这一点。宋美岭自幼习读《圣经》，对《圣经》掌握得很娴熟，在与美国高层交往中，《圣经》的词句信手拈来，折服了很多人。率美国义勇军最先参加中国抗战的著名的飞虎队将军陈纳德，在与宋美岭见了面之后，说：她就是我今后要侍奉的公主。在对美国的宣传当中，宋氏的基督教家族背景和深厚的基督教养，也颇为政治家和百姓尊重。宋美岭抗战期间访问美国，在国会演讲，在百姓重游走，获得了众多人的好感，访美收获颇丰，赢得了国会和百姓对中国的同情和支持。
蒋介石在宋的指教下，也注意塑造自己的基督徒形象。蒋在与美国人的交往中，经常谈起自己的宗教生活，阐述自己内心的宗教世界，打动这些外国朋友。美国基督徒重的重要人物因此就很欣赏蒋，美国《时代》杂志掌门人亨利鲁斯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基于同样的信仰和把中国福音化的期望，《时代》杂志把蒋评为 1937年年度风云人物，并前后两次将蒋介石宋美玲夫妇列为《时代》杂志封面人物，这是《时代》杂志少有的事情，为蒋夫妇在美国和国际造了不小声势。
蒋介石与宋美岭对自己基督徒形象的刻画与宣传，在美国获得了很大成功，起到了无形的走廊说客的作用，为蒋夫妇的政治事业赢得不少分。
顺便说一下，由于蒋介石夫妇利用自己基督徒形象而赢得的来自美国的鼎力支持，现代的台湾的政治领导人中也有些人想模仿，以捞取政治实惠。较突出的就是台独的后台老板李登辉。李登辉自称自己是基督教徒，并且逮着机会就在美国人面前显摆，在稿政治时也常用基督教典故，比如，李登辉在鼓吹自己的态度主张时，将自己比作《圣经》中的摩西，说自己将要带领台湾作出“埃及”，这个埃及当然是指中国，台湾则被比喻为在埃及受难的以色列人。因此，李登辉在台湾的绰号叫做 “李摩西”。但李登辉的表演拙劣了一些，当需要日本人的支持时，此公又换上日本武士长袍，挥舞日本军刀，一下露了原来是日本武士的马脚。结果，李登辉虽然表演了一下基督徒的角色，在岛内落了个“李摩西”的外号，但在大西洋彼岸，只落得了个“麻烦制造者”的名声。如果此公真正了解基督教，应该穿上十字军的骑士盔甲，嘴里别说要率台湾走出埃及，要说夺回上帝赐与的流着奶与蜜的福地，或者说台湾必将光复大陆，是“黑暗世界的灯塔”，等等，这样就能获得大洋彼岸的满声喝彩了。当年蒋公夫妇满口《圣经》的词句，披坚执锐，竭力阻挡无神论者的洪水，所以获得了美国的鼎力支持。李登辉对美国的基督教了解不深。
当国民党逐渐掌控了中国的全土、几大基督教家族在中国逐渐取得统治地位的时候，与中国的国民政府的亲基督教色彩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日本逐渐建立起了一套以神道教为国教的政教合一的体系，尊天皇为“现世神”，也就是活着的神，把对天皇的崇拜抬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天皇成了神在人间的替身。同时，日本在政治上逐渐法西斯化，军国主义化，建立起一套独裁的专制的国家体系。美国由此与日本疏远，在日本大政民主时代形成的美日合作关系不复存在，美日之间的矛盾逐渐浮到表层，并且日渐尖锐。随着日本的天皇崇拜和法西斯化的程度加剧，日本成了美国人眼中的反基督的邪恶帝国。在美国的基督教徒眼里，对人的崇拜就是对上帝的亵渎，把人提到神的高度来崇拜就是邪教撒旦，军国主义和法西斯都是当时反基督的邪恶势力。此时，美国与日本的矛盾日渐激化，在美国，援助亲基督教的中国国民政府以对抗反基督的日本，成为亚洲外交政策的基础。等到美日开战的时候，联手中国打倒日本则是美国的全民意志了。
二战结束后，经过四年内战，中国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信仰马克思主义，也就是说信仰唯物主义无神论，与美国的基督教精神完全对立，于是，主张社会主义的中国成了美国人眼中的敌人。
其实，在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的前夕，中共主要领导人并没有考虑像苏联一边倒，与美国搞敌对，相反，此时的中共领导更想与美国搞好关系，设想借助美国的经验搞经济建设。中共当时的主要领导毛泽东在与苏共的长期交往当中，吃了不少莫斯科留学“洋派”的苦头，基本上，毛泽东是在与苏共势力的代表李德、李立三、博古、王明等人的斗争中逐渐掌握中共领导权的，因此，与莫斯科长期存有芥蒂。中共在延安时代也与美国建立了良好关系，看到过美国的大手笔援助，也了解美国人援助的慷慨及作用。在延安时，毛泽东曾让周恩来对美国人说：“苏联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是世界上最好的社会制度，是中国的奋斗目标，但是，中国的经济薄弱，贫穷落后，在现阶段，中国还没有能力一下子建设那么好的社会，在现阶段，中国还应该借鉴比苏联社会主义较低阶段的美国的经验建设自己的国家”。言语之间，传达了中国共产党想与美国搞好关系，把传统的中美友好继承下去的愿望。
但美国囿于意识形态成见，全然不理会中共传递的信息，在与国民党的战争中，美国全力支持了国民党，中共胜利之后，美国又拒不承认中共的合法性，开始封锁中国，将社会主义中国视为亚洲最大的敌人。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共不得不宣布向苏联一边倒，加入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朝鲜战争期间，由于中国与美国军队的交战，在美国国民当中，产生了要求政府向北京扔原子弹的声音，那时的报纸经常登一些百姓要求向中国人扔原子弹的呼吁，美国政府也认真地考虑了这个做法。这时的美国已经把中国当作二战时日本一样的邪恶国家了。在美国基督新教的美国国民心里，一旦你被认为是撒旦、邪恶，那么对你的同情和怜悯或者妥协就都不存在了，你就注定是被灭亡的了，扔一颗瞬间杀死数十万人的原子弹也在所不惜。日本就是因为强烈的反基督教的政治体系和文明，而遭受了美国的原子弹。日本人说，假如当时美国的对手是欧洲国家，美国不会扔原子弹。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反映了美日之间除了现实的矛盾之外还存在的深刻的宗教文化对立。
尼克松时代，由于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矛盾甚至战争，美国人看清了中国共产主义的民族主义色彩和实用主义态度，看清了中国在建设自己国家时进行的痛苦摸索。为了对付美国当前的主要敌人苏联，同时也因为美国当时主持外交的是犹太人基辛格，美国对华实现了全面的缓和。众所周知，基辛格是犹太人，不信奉基督教，在外交思想上注重地缘政治及利益关系，是梅特涅派外交信徒，基辛格的思想对美国对华关系的的缓和起到了关键作用。
进入改革开放时代，邓小平展开了务实的脱意识形态化的外交，国家利益成为在外交中高于一切的东西，意识形态退居其后。同时邓公在国内开始进行经济改革，扩大了经济自由，对外国实施开放，开始引进外国的先进体制。这时的美国人不再将中国看作是邪恶帝国，而将中国看作是类似于传统中国的异教之地。此时，影响中国进而改变中国的政策取代了敌对中国的政策，美国于是力图在中国的对外开放中影响中国，然后逐渐将中国纳入西方价值体系，以实现改造中国的目标。里根访华，沿途一路向中国人宣讲个人主义，苦口婆心地告诉中国人个人主义不是利己主义，而是人类赖以尊严地生活的基础，给中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影响。中国人感觉，这位身系世界安危的大人物，在中国怎么有时间向中国人讲社会学课呢。其实，里根在传教，在向中国传产生于基督教文明的个人主义思想。里根的传教，是当时美国人对华良苦用心的一个缩影。
苏联及东欧事变以后，中国对社会主义体制的坚持，使得中国又差一点成为“邪恶势力”的代表。但此时的中国宣布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并采取了更加务实和脱意识形态的国内外政策，使得美国人看到了中国的传统的世俗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政治态度，同时中国社会也没有倒退，而是在改革开放上又进了一步，于是，美国又从敌对中国的策略上回到了将中国拉入西方体系并在体系内改造中国的策略。美国这时与中国谈判WTO的加盟，要了高价，得了实惠，同时又将中国纳入了WTO 这个典型的资本主义贸易体系，让中国上了市场经济的世界轨道，而且是一个强制性轨道。这是反映了这一时期美中关系的代表性举动。
美国进入小布什时代，美国基督教右派势力的急剧扩张，美国的外交政策由一些原教旨主义者把握，中国的现状已经不能满足虔诚的基督教信徒小布什及其代表的美国基督教保守派的要求了。在福音派眼里，中国是一个世俗主义、唯物主义、拜金主义、无神论、鼓励偶像崇拜的国家，是一个仅次于伊斯兰世界的准敌对势力，是一个潜在的威胁基督教文明的力量。布什的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在公开场合说，“祈祷中国早日成为文明国家”，反映了布什政府对中国的界定。于是，美国在对伊斯兰世界开战的同时，对中国开始了围堵打压。
现在，中国在国际上遇到的任何难题都有美国因素：
台海的紧张，有美国对台独势力的利用；
中日关系的紧张，有美国对日本右派思想及行为纵容以及用日本牵制中国的动机；
人民币升值，是为了打压中国出口势头以抑制中国经济的发展；
纺织品等贸易纠纷，背后是美国驱逐中国产品以帮助穷盟友进入美国市场的意图。
总之，处处与中国过不去，公开的叫板与私下的小动作连在一起，使得中国在国际上四处受到挠绕和牵制，甚至有时让人感觉中国“和平崛起”的愿望变得有些渺茫。中国政府说中国要和平崛起，就是要在崛起的过程中不要战争，崛起后也不要战争。但这个和平的愿望似乎有阻挠，就目前来讲，中日关系和台海形势就让人忧虑，二者背后都是美国因素在起作用。这让人想起当年日本在亚太地区于美国叫劲时的情形，那时日本要吞掉中国，一心要与美国妥协，让美国不要干涉中国事务，对美提出平分太平洋霸权的构想并保证美国的在华利益。但美国出于对日本天皇崇拜和法西斯的厌恶，出于遏止黄祸的动机，处处挤压日本，搞得日本人不得不怒而发动自杀性攻击，授予了美国直接打击日本的法律理由。
美国对中国的围堵打压，与美国掌权的福音派视中国为异教徒甚至是反基督势力的异教徒情节有关。
由美国国家和外交的本质，看中美关系的未来演变
一、读解美国，不要陷入泛利益论的泥沼
用利益论来解释国家之间的外交的动机，有其正确性，比如，利益论非常适用于日本这样的彻底地世俗化的国家。日本在历史上从未发生过宗教战争，传统上是儒教的世俗主义国家，在近代也没被宗教化过，佛教一直是个人或阶层的信仰问题，从来没被提高到国家或政治权力斗争的高度。所以日本的外交一直遵循着最大程度实现国家利益的原则。
用利益论解释欧住国家的外交也有实用性，因为欧洲国家虽然等原为基督教国，但现在已经世俗化，也遵循利益外交的原则。
欧洲和日本跟着美国的外交跑，是因为美国是西方美国的盟主的缘故，美国因为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一直是西方的利益的整合者。但当意识形态与现实利益发生大的冲突的时候，欧洲也日本都会选择摆脱美国的意识形态外交的道路，而追求实现现实利益的外交，不为意识形态牺牲现实利益。这是世俗化国家的一贯作风。
但用利益论来解释美国的外交动机则不灵了，综上所述，美国的外交，是实现基督教理念传播基督教理念的意识形态性外交。占国民86%人口的基督教徒左右着美国的政治经济，自然也左右着美国的外交。这些国民选出的总统，不仅反映着美国国民的世俗要求，也反映着美国国民的宗教诉求，而且，经常总统本人往往就是更加虔诚甚至激进的基督教信徒。这就使得美国在对外上整体上变成了一个官工商民结合的传教实体，成为实践基督教理念的团体。
美国民主党与共和党的区别，不是宗教政党与世俗化政党的区别，而是基督教信徒的不同集团的区别；克林顿与布什的区别也只是基督教不同派别的区别，或者是个人认识的区别。在对外上，在异教徒面前，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因为都是基督教徒支持的政党缘故，他们执行的外交，都是干涉性的基督教理念外交；无论是克林顿还是小布什，因为都是基督新教的教徒的缘故，都有着基督教的传教热情和救世主义态度，都在为实现全世界范围内的基督教文明秩序而努力，建立一个从他们的清教徒祖先就开始期盼的基督王国。他们之间的区别仅仅是方法和策略上的区别。所以，民主党的克林顿可以打一场人权旗帜下的南联盟战争，共和党的布什也可以打两场针对伊斯兰世界的战争。
在这样的国民和政治家面前，联想起他们的祖先千百年来在欧洲大陆的进行的无数场宗教战争，联想起他们的祖先在欧洲为信仰牺牲性命的宗教热情，再看到依然存在于他们国家的深厚的宗教精神和情绪，利益论显然就不灵了。用利益论来解读美国，会陷入泛利益论的泥沼，而看不清其本质。
泛利益论会误导对美国的读解。
比如，利益论的一个名言，就是：国家之间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这种说法就不适用于美国，容易让人忽略美国外交因基督教意识形态而产生的战斗性的本质。
美国有永恒的敌人，那就是美国人眼中的反基督者。
反基督者是一个宗教概念，是指来自撒旦的与基督精神针锋相对的人或实体，《圣经》认为反基督者的出现是必然，并在多处对他的出现作了预言。“反基督者” 一词具体所指，因时代而异。在古代，疯狂迫害基督教徒的罗马皇帝尼禄被所有基督教徒认为是反基督者。在现代，希特勒及纳粹、苏联及斯大林都获取过这个称号。现在，独裁的、迫害基督教的，都是美国人眼中的反基督者。任何一个被认为是反基督的势力或人，都被美国人视为敌人，美国人的政策是必欲除之而后快，这是美国的一贯的持之以恒的政策。先是日本的崇拜天皇的反基督的军国主义体制、希特勒的反基督的纳粹运动、再是唯物主义无神论的共产主义运动、然后是近些年复兴的伊斯兰世界。
再比如，面对美国对中国的遏制和围堵打压，利益论者解释，中国的崛起威胁了美国独霸世界的地位，美国将中国看作争夺世界霸权的潜在对手，所以处处打压中国。
这种泛世俗化泛利益论的解释不符合客观实际。中国仅仅是日本经济的三分之一，是美国的近七分之一，欧盟的三分之一。并且，在产业结构上，在军事技术上，中国不仅与美国相差一截、甚至与欧盟日本都相差许多。中国成为美国独霸世界的竞争对手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中国现在世界上，在多数人眼里，还是与印度、巴西等一样的地区大国。
况且，国家实力并不是与美国形成对立的原因，如果论国家势力，欧盟和日本都有可能成为与美国争霸世界的对手，他们与美国的对抗势力和潜力，远在中国之上。但这些国家没有被美国视为对手或潜在的威胁，没有与美国在全世界各地争斗。印度的经济发展近些年也非常令人瞩目，也已近两位数的增长率在积聚势力，并且发展了核武力量。但印度也没有被为美国的竞争对手或潜在威胁，也没有与美国在各处争风。
但中国与美国明里暗里地交手。
中美之间现在的对立，究其本质，意识形态之间的对立，是社会主义无神论与基督教有神论的对立，是传统的儒家式的务实主义与基督教追求天国精神的对立，是复活的佛教意识与基督教反偶像崇拜精神的对立，是试图将世界纳入基督教价值体系的努力与固守传统价值和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努力之间的对立。背后，是美国的基督新教信徒与中国共产党人之间的较劲。
所以，中美之间的对立关键，是谁接受谁的价值观的问题，由于中国的官方价值观已经没有了当初的解放全人类的宏伟指向，相反，美国一直要建立一个区范围内的基督教文明体系，并一直在为之努力，所以，问题的关键，归根结蒂是，中国能不能接受美国的建立在基督教基础上的文明的问题。这个问题。不是靠人民币升值若干，对外贸易自我设限若干，或多买一些美国的波音飞机等做法能解决了的。
美国人的外交也会呈现出一定的灵活性，比如说与苏联联手打击希特勒日本法西斯等。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可以放弃意识形态主导的原则。美国人善于联合次要的敌人打击主要的敌人，然后再打击次要的敌人。与苏联联手消灭纳粹和法西斯日本之后，美国人就开始了对苏联封锁和对抗。谁是主要敌人，主要看谁是威胁基督教文明世界的当前的主要势力。这种灵活性也符合基督徒性格。基督教是一个非常重视智慧的宗教，耶稣多次告诉弟子，传教要有智慧，“要像鸽子一样驯良，像蛇一样智慧”。智慧在基督教里甚至有着与上帝一样的高度，《圣经》的一些篇章说耶稣就是智慧，上帝与智慧一起创造了世界。用智慧解决问题是基督徒处世的一个原则，美国人在外交上也秉承了这一原则。
看清美国的基督教意识形态外交的本质，而不用泛利益论的方法来分析其外交行为，这很重要，这样就会明白美国人眼中的真正的敌友及真实的外交动机与目的。
二、由美国国家和外交的本质，看中美关系的未来演变
具体到中美关系上，把握美国的国家本质，看清美国的外交实质，就会真正把握中美关系的实质，把握住美国的未来的国家及外交走向及中美关系的走向。
我们依据美国执著于意识形态外交的特点，立足于上述对美国国家和外交的本质分析，结合国际一些理论和人的看法，来看看今后中美关系今后的可能的互动和走向。
依据以上认识，我们可以看出，在中国的现行的体制和价值取向及宗教倾向不变的情况下，中美之间的对立关系不会变。随着基督教保守势力在美国的增长和扩张，这种对立关系甚至可能演变为敌对关系。
如上所述，美国人因为其强烈的选民意识和使命感，其外交目标一直是在全世界推广和普及自由民主的社会体制，在全世界建立起实践基督教理念的社会秩序，建立起自清教徒跨渡美洲来就想建立的基督教王国。
美国在实现自己的意识形态目标的过程，表现为打倒一切的反对者，这些反对者包括，在他们看来不民主的体制，反民主的人物，反基督教的体制，反基督教的人物等等。在过去，美国通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打到了德国的军国主义肇始者霍亨佐论王朝，通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到了的过的希特勒政权和日本法西斯政权，通过二战后与苏联的冷战竞争，搞垮了唯物主义无神论的社会主义阵营，现在，目标指向了具有反基督教因素的复活的伊斯兰世界。
共产主义在中国胜利的初期，美国把红色中国看成了与苏联一样的意识形态大国，对中国实行了打倒的政策。但到从上世纪七十年代起，美国人醒悟到，中国共产主义的胜利实际是民族主义的胜利，中国共产主义与其是要建立一个地上的共产天国，不如说是要追求富国强兵之策摆脱近百年的国家耻辱和民族危机，它的本质是近百年来各种救国方策和主义的一个承续。从那时开始，美国对中国的政策不再是完全的封杀和打击，而是“在交往中改变中国”的政策。这个政策一直持续到今天。
但在交往中，中国如果不改变它的国家意识形态，那么，中国在美国实现自己的外交目标过程中，在美国建立世界范围的基督教文明秩序的过程中，就成了障碍，就会成为一个要扫除的敌对目标。
实际上，小布什上台以来，由于小布什政权的神权政治色彩，由于现在掌握白宫外交的原教旨主义者们的标准，唯物主义的中国已经被他们列为敌人。布什在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时，在谈到对世界的威胁时候，说：“应该注意的是中国”，说明了美国保守派对中国的界定。
环顾世界，在今天，世界已经朝美国努力的方向上大迈了一步，美国的价值观在世界得以扩张，全世界卷入了自由化的潮流，大多数国家变成宗教自由的国家，曾经是美国对头的俄罗斯，在叶利钦时代，宣布要加入北约，也开始了回归四方文明的进程，普京上台后也宣布，基督教中的东正教将成为立国之本，要将俄罗斯再度融入基督教文明。
仍然在坚持反基督教的意识形态的世界，就只有伊斯兰和中国了。
唯物主义无神论的意识形态下的中国，被美国描述成没有 “宗教自由”的国家，甚至是迫害基督徒、旨在消灭基督教的国家。美国的一些人权团体和宗教团体，每年都要列举中国存在的大量“人权问题”和“宗教迫害”，尤其是对“基督教的迫害”，并在中国重要人物发言中寻找中国敌对基督教的证据，每当发现这些迫害和敌对的证据时，都要在美国国民及政治家产中都要引起新一波反华情绪。
美国现在专注于伊斯兰世界的事务，美国有可能被伊斯兰的反基督教势力如原教旨主义者拖入泥沼，美国需要中国在其反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的斗争中予以协助，并在针对伊斯兰世界改造行动中保持中立，所以，依据“智慧外交的原则”，美国在现阶段把中国还称为朋友，甚至有时把与中国的关系称还为“伙伴关系”。
但是，反基督者是美国永恒的敌人，这是美国在其意识形态外交中表现出来的规律，或早或晚，美国都会与“反基督”的国家或势力冲突，并且必欲除之而后快。
在伊斯兰世界问题解决之后，如果中国仍然坚持唯物主义无神论，仍然是把唯物主义无神论当作时国家主倡的意识形态，那么，由于美国的基督教国家性质，以及始终如一的基督教意识形态外交目标，无论布什之后是谁当权，唯物主义无神论的中国将成为美国国民及其政府的眼中的最主要的敌人，中国将被视作美国在全球建立基督教文明体系的最主要障碍，那样，中国与美国的关系将走向进一步对立，甚至演变为敌对关系
美国作家本斯坦（Richard Bernstein）和孟洛（ Ross Munro）合作写了一本叫做《不久将与中国斗》的畅销书，这本书告诉读者，中国的唯物主义者是冥顽不化的，不要指望他们会理解美国，会理解美国人的基督教和民主主义。这本书说，美国的国会议员在访华时，曾向一位地方官员问，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为你的救主吗，据说这位官员很不愉快。作者说，中国难以改变，务实主义让中国走向了市场经济，但市场经济的成功之加强了中国人对自己的意识形态和传统的自信，因此，在不远的将来，中国将与美国在各方面发生斗争和冲突。该书清楚地描绘了中国与美国将来可能发生的各种发生的矛盾与冲突。
神学上的一种见解，也会助长美国国民对中国的敌意。
长期以来，在部分神学家里有一种见解，就是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强烈的撒旦因素。他们说：中国人千百年来崇拜龙，视蛇为神物，而龙和蛇在基督教文化里都是撒旦的象征，在伊甸园里，人类的始祖就是受蛇也就是撒旦的诱惑才堕落的，在末世，撒旦将以巨龙的形式与上帝争战，最后条巨龙被上帝捆绑扔如永火。中国人千百年来喜好龙崇拜龙、对龙顶礼膜拜，把自己视为龙的传人子孙，引以为傲。这不暗示着中国与龙冥冥中有着某种亲和关系吗。中国人又喜好算卦占卜，听信算卦占卜，而算卦和占卜在基督教文化里被认为是撒旦的伎俩，是通邪术，是唯有撒旦的子民才会做的，是被上帝仇恨和诅咒的；中国人千百年来没有发展出一种追求天国的精神，不追求永生，只崇拜世俗的价值“福禄寿”，而世俗的福禄寿在基督教文化里被视作是“肉欲”，是来自撒旦的诱惑。中国人在与基督教长期的接触中也没有接受基督教，唯独对稿崇拜偶像不信神的佛教情有独钟，崇信千年，顶礼膜拜，而拜偶像信假神也是在基督教中被上帝仇视的。现在中国干脆相信和追捧起了无神论，把基督教当作毒害人民的鸦片，当作在历史的长河中注定要被消灭的东西。这一切，都说明，中国的文化和本性，有深深的撒旦的痕迹。
对中国文化的这种界定，固然激起了美国人的对华传教热情，使得美国一直把中国作亟需传播福音的地方，对在中国的传教倾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但是，这种界定也一直让美国人对中国有着警觉，这个警觉就是，中国这样一个长期受撒旦影响的文明会不会哪天也成为一个势力强大的鲜明的反基督教势力？黄祸论过去反映了这个警觉。
现在，这个警觉又反映在中国与反美势力结盟的猜想当中。
中国在传统上就与非洲和阿拉伯世界友好，当年反对霸权主义的外交策略让中国与这两个地区的许多国家结下深厚友谊，近年，中国出于国家的自身利益，主要是为了获取更多的资源的缘故，发展了与这两个地权国家的传统友谊，其中包括一些反美情绪严重的国家，如埃塞俄比亚等等。这种友谊让美国人警觉中国会与反美国国家结成一个反对基督教文明的联盟。
尽管中国一直在宣布不与任何国家结成联盟关系，但是美国人一直相信，由于中国传统文明的撒旦色彩，以及现在的意识形态的特色，实际已经存在着一种旨在对抗基督教世界的“儒教-伊斯兰联盟”，这个联盟的现实目标是对抗美国的基督教全球化战略，在将来，会带来全世界范围的基督教与儒教伊斯兰登异质文明的对抗。伊斯兰世界一些领袖的发言，也让美国人对这正联盟的存在更加深信不疑。卡扎菲说：“我们希望看到，以中国为首的儒教阵营与以美国为首的基督教十字军之间的对抗，我们没有理由不对十字军的参加者持有偏见，我们和儒教站在一起，与他结盟，与他同一条战线作战，消灭我们共同的敌人”。美国著名者学者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的一书中》，基于对文明和现实政治的考察，也认为这种联盟已经存在或将会产生。
这种神学上的偏见以及由此产生的政治上的警觉，也加深了美国国民对中国的敌意，这种敌意既是神学上的也是政治上的。
《圣经》说，在世界的末日会有一场善与恶的世界范围的大战，这场大战之后将是基督的再临和千禧国的实现。在千禧国的信奉者当中，就如前面所说，有人认为在人类扫除了撒旦势力之后耶稣才降临，他们说，现在进行的善的势力的斗争是在为耶稣的再临做准备。统治神学说，神的国已经开始了，现在进行的善与恶的斗争世纪末大战的序曲。
在这些末世大战的信奉者当中，由于中国与伊斯兰和其他反美力量的关系，由于中国的近年的令人眩目的崛起，以及对唯物主义意识形态的坚持，有的人就认为，末世大战看来已经进入了序曲阶段，善的势力与恶的势力都大概整合完毕，中国崛起了，而且改变不了传统的世俗主义和偶像崇拜，又加上了一个反基督的唯物主义无神论，离神越来越远，伊斯兰世界又与中国同气相求，所以，末世大战将是在美国为代表的基督教联盟与以中国为首的“龙—伊斯兰联盟”之间进行。
这种敌意将中国看成了上帝命定的撒旦，看成了宗教的最终的标第。
但是，同样在美国，也有一种观点对中美关系未来的演变表示乐观，这种观点同样立足于对美国的基督教国家性质的认识，立足对美国的意识形态形态外交的考察。
这种观点说，中国与美国的关系不会恶化，不会在对立以至对抗这条路走下去。中美即将和好，甚至有可能结成同盟。
为什么？这种观点说，中国的传统意识儒教并不是像“龙论”所说的那样充满了撒旦要素，是一种现实指向的世俗主义意识，虽然远离神，但不敌对神，不像伊斯兰那样直接否定耶稣的教义。中国长期奉信的佛教也只是偶像崇拜，虽然不信神，但也不敌对神。因此，传统的中国文化是“上帝缺如”的文明，是“上帝不在” 的文明，并不是赤裸裸敌对上帝的文明。
这样的文明不敌对基督教，中国自唐朝开始的基督教传入以来，并没有国家组织的大规模的针对基督教的迫害，甚至在唐朝唐太宗的时候，对基督教表现得相当有善和容纳。朝廷那时帮助传教士传教，提供资金，那时的基督教传教士被封以朝廷命官，基督教人口也占人口的相当的一部分。在清朝的很长一段长期，传教士也被朝廷重用。
这样的文明也容易接受上帝，接受基督教，有一个例证可以说明这一点，这个例证就是中国的邻国韩国，韩国也儒教与佛教是传统文化中心的国家，但韩国自七十年代开始，短短的三十年里，基督教人口增长到占人口的百分之三十五，成为韩国的第一大宗教。
这个观点说，中国的现在的唯物主义无神论，也不是基督教世界的致命的敌人，因为中国共产党的主流不是一些意识形态的教条狂，而是崇信实事求是的务实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中国共产主义者从一开始就是在寻找富国强兵之策，而不是要把中国当作意识形态的实验地，所以，中国一直在不断地依据现实在改变它的指导思想，这个指导思想改变的依据就是实事求是原则。依据这个实事求是的精神，中国的意识形态现在变得越来越务实，越来越脱离共产主义说教，国家也在朝脱意识形态化的方向迈进。
因此，中国不是长久的敌人，不是注定要与基督教世界对抗和对立的撒旦的子孙、龙的传人。
相反，鉴于中国文明的“上帝缺如”的特性，鉴于中国人对心灵安宁的渴求，中国很可能会变成像邻国韩国一样的基督教人口占多数的国家，而且现在正显示出这样的趋势，基督教信徒呈几何级数地增长，而且越来越向中国的经营层渗透发展，越来越有影响力。
中国与美国的联盟，将产生于中国变成基督教国家之后。
这种观点说，如果中国变成像韩国那样的基督教人口占多数的国家的话，那么，随着中国的越来越明晰的脱意识形态化，中国将会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基督教大国，成为世界的重要的福音力量。中国因此会受到美国的欢迎，就会与美国彻底和好，甚至很可能会像民国时期国民政府与美国的关系，结成盟国，共同维护建设和维护世界的文明秩序。那时，基于美国的基督教国家本质，美国那时将会支持中国在亚洲的领导地位，台湾问题将迎刃而解。
比较代表性地反映这种乐观观点的，是美国《时代周刊》长期在华的一位记者埃克曼写的书，中文翻译为《耶稣的羊驯服中国的龙》。
这本书的作者在华多年，一直是《时代》周刊的中国地区的负责人，是美国知名的大牌记者，在华期间，与政府官员、学术科研单位学者有着广泛的关系。
作者依据自己的在华经历说，近十年来，中国的基督教力量获得了迅猛的发展。首先表现在人数上，据作者断定，中国的基督徒人数已经不少于五千万，这个包括官方教会和各种没有登记注册的家庭聚会。其次，在基督徒的人员构成上，也呈知识分子化趋势，说在中国的知识分子当中，产生了许多基督教徒，他们通过自己的知识优势，对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产生了很大影响。再次，是在官员中也产生了一批基督教徒，他们主要是受在美国等海外亲戚的影响。
作者说，现在，在中国，无论你去那里，无论是上海北京等大城市，还是偏远的西北山区，你都可以看见耸立的众多的教堂，在教堂里，聚集着多得都站不下挤得密不透风的信徒。除这些官方的教堂之外，同时在许多的家庭中，也举行着同样敬拜耶稣的聚会。
作者认为，中国政府的愈来愈明显的脱意识形态化倾向，也在助长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
作者说，中国政府由邓小平时代经江泽民时代，呈现出越来越明显的务实色彩和脱意识形态化，由改革开放黑猫白猫论，到三个代表论，中国官方的意识形态没有表现出僵硬化，而是依据实事求是的原则不断地在脱意识形态化道路上迈进。尤其是令人瞩目的是，与这种脱意识形态化同步发生的是，中国政府对基督教显示出未曾有的宽容，尽管在一些小地方，官员对基督教的聚会还严格掌控，但在大城市，基督徒的聚会已经不受什么外界干涉，这使得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获得了宽松的环境。
作者推断，中国政府对基督教的宽容，可能与美国政府的压力有关，美国政府对保护基督教的传播很重视，美国国民的宗教热情，都不断地引起务实的中国政府的注意，并逐渐看清美国的国家和意识形态的本质。
作者认为，这种状态将促使中美之间的形成良好的互动。为什么？作者说，因为，随着中国对美国意识形态外交的认清，随着中国对美国政府的政治本质的看清，务实的中国政府将会拿对基督教的宽容来与美国做交易，以获取美国百姓对中国政府的好感，让美国国内的反华主张没有市场，以减轻美国国会中右派人士对中国的压力，并换取其他的中国的国家利益。这种利益表现在很多方面，都是中国政府急于获得的，比如贸易上的利益，国际政治如台海问题上的利益的等等。而美国基于基督教的国家性质，也乐于并鼓励中国政府来做这种交易。
作者说，中国政府将认识到，仅仅靠游廊说客和贸易利诱来争取中国的利益是不够的，决定美国政策的根本，是美国民众的好恶。美国民众和政治家中一部分人反华，主要是因为媒体对中国迫害基督教等负面报道。相反，如果美国民众了解中国基督教的态度，那么，对中国的好感也会增加，政治家和商人的对华友好政策，就会有市场，就会获得支持，这样，就会给中国带来利益。这种认识将会成为中国政府的共识，中国也会沿此道路掌走下去。
作者说，在不久的将来，会有一天，中国的基督教人口将站国民人口的30%以上，中国政府的高官当中也会有众多的基督徒，尽管他们可能还是共产党员，但不妨碍他们的基督教信仰。那时，亲基督教的国民与亲基督教的政府将会与美国结成良好的关系，中美不再对立，甚至在许多国际问题上形成一致的意见，从而为同盟关系的形成打下基础。
作者说，由于中美关系的和好，旨在针对中国的美日同盟关系将不再重要，那时中美将更加接近，美国将承认并尊重中国在东亚的领导地位。
同时，作者认为，因为中国与伊斯兰国家的传统的良好关系，中国将成为向伊斯兰国家传播福音的重要力量，因为，中国的官员和商人会向伊斯兰朋友传教，而且，由于伊斯兰世界人对中国人的传统好感，在这种传教活动中，中国人不会被他们敌视。
《耶稣的羊驯服中国的龙》这本书基于对美国国家性质的考察，结合中国的现状，对中美关系的演变描绘了一个很美好的前景。
对中美关系持乐观展望并且同样立足与中国将福音化依据的，是国外基督教界对中国的一种期待，这种期待主要存在于海外的华人基督教界。这种观点说，《圣经》的传播是由西向东，现在轮到中国了。上帝在现在开始拣选中国人了，中国人吃尽了苦头之后，现在终于明白了什么是真理，上帝已为中国人做了很好的预备。中国将像邻国韩国一样，实现了基督教化之后，将实现真正的经济腾飞，将国泰民安，进入蒙上帝祝福的时代。当然，那时，中国与美国的矛盾将不象现在这样尖锐，将和平友好相处。
在这种“拣选中国论”当中，还有一种颇为著名的“最先拣选中国论”，这个理论说，实际上帝在拣选犹太人之前，最先拣选了中国人，只是中国人没跟上帝走，被撒旦诱惑，神才转而拣选了犹太人。这种说法颇为一些人欣赏，鼓舞了一些华裔基督教徒，让他们颇有了一些中国仍是最先的感觉。但是，这种说法也被一部分人苟病，说是中了撒旦的诡计，因为这个理论完全没有《圣经》的依据，属于没有神学依据的论断。
无论是“先拣选论”还是“后拣选论”，由于海外华人基督教界与美国基督教界的密切关系，这些说法也在影响着美国基督教民的对中国的认识，影响着美国人对中国的界定，对缓和上述神学上对中国的偏见和敌意起着一定的作用，因此，也一定程度地影响着中美之间的关系。
当然，从我们中国人的角度来看，美国人认为中国将要基督教化的看法，难免有些天真和一相情愿，生活在中国的公民很难赞同这种说法。但是，美国人自与中国接触以来，就一直抱着福音化中国的梦想，并且为了这个梦想，众多的美国人包括政府和基督教团体付出了巨大心血和代价，吸收中国留学生、派遣传教士、支持国内基督教团体，支持亲基督教政府等等，美国人为了这个梦想在一直努力，为此很多人把一生都给了中国，比如那位司徒雷登，是美国把中国福音化努力的一个缩影，终生在中国传教，最后骨灰也洒在中国。因此，在现在美国的价值观在世界大行其道，中国相对开放的时代，美国人又重温起福音化中国的梦，一点也不奇怪。考虑到美国国家的基督教性质，考虑到美国政府的外交实质，再考虑到美国人民的基督教热情，美国人所说的因为中国的福音化而实现的中美之间的和好及结盟，姑且可以认为是中美之间有可能存在的前景之一。
无论是中美关系悲观论，还是中美关系乐观论，都是基于美国的基督教国家性质做出的预测，可以说把握住了美国的对外关系实质，把握了问题的关键，跳出了利益论的传统窠臼，不再从力量均衡和利害得失的角度来把握中美之间的互动，一语中的。至于是悲观论证却还是乐观论正确，主导权似乎在中国，因为中国政府和百姓一直是务实的，但究竟如何，只有拭目以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