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闻天就一直认为总理有事务主义的毛病，事情管得太具体，对下面不放手。特别是他认为，总理对形势政策研究不够，也不太重视基本业务如规章制度等的建设；可以花很长时间接见个别记者或中外人士，却没时间及时审批一些重要文件；有时参加使节会议或外事会议的代表等候总理接见，得等上一两个月，一次等了两个多月，最后宣布总理没时间，不见了，让大家回去。张闻天对这些都很有意见，我也听见他在部务会议上正式提过。但是反过来，周总理却认为张闻天有点偏重研究和务虚，对具体工作抓得不够，特别是对交际工作没兴趣，会见外宾不积极。1957年初周总理还在外宾接待问题上没有指名地对张闻天当众发了一顿脾气。

中国党好像一直有个内外有别和好做表面文章(难免弄虚作假)的传统，在这方面，周恩来和陈毅可能表现最突出。对外宾接待，建国后特别重视一定要搞得场面宏大，招待丰盛，讲排场、图好看。弄得接待外宾的工作，不仅是对外交部，也使一些地方和部门感到不胜负担，怕接待不周，受到上面批评。所以有外宾来，地方不知如何接待就请示外交部，有时外交部派一个科长或科员去打前站，竟可在省市里指挥一切(例如一次在湖北武汉就是这样)。

对这些，几位副部长和礼宾司部分同志都有意见，地方上也有些反映。尤其是张闻天，他认为在外宾接待上规格太高，不但造成过分的铺张浪费，也违背国际惯例(如群众夹道欢迎、请客送礼太滥太丰盛等)，并且公开批评说，这和援助外国、支持世界革命不自量力一样，都是打肿脸充胖子，因此他一再提倡进行礼宾改革。也许是乘国内反冒进之风，主管礼宾司的姬鹏飞副部长领人去了一些省市视察外事处工作，回来就让秘书李颉写了一份反映接待外宾铺张浪费的材料，举了不少可笑的事例，如缅甸文工团访华临行送礼中有每人毛皮上衣一件，这是带回去永远也用不上的。

材料内容显然是针对周总理的，定稿后姬批示办公厅送新华社《内部参考》发表。张闻天从外地回来，知道这件事后立即打电话让新华社社长吴冷西制止，但吴冷西说不但已经刊出而且也已经发出去了。正好当天怀仁堂有晚会，张闻天遇到邓小平，建议全部收回这本《内参》。不料邓小平却满不在乎，说反映一点情况有什么关系，何况还是在《内参》上，用不着收回。而且无独有偶，正是在这件事的前后，张闻天原先布置礼宾司起草的礼宾改革方案，在征求各方意见后已形成正式文件，张闻天就报请代总理陈云和邓小平审批。但陈云不干，他说这是周总理管的事，还是等他访问回来再说。在历时三个月访问亚欧十一国之后，周总理一行于1957 年二月六日回国，三月七日在国际俱乐部一次酒会结束后，当着外交部领导的面(张闻天没参加)，批评分工管礼宾又在场的姬鹏飞，却故意指名并不相干的乔冠华，发了一顿脾气，说以后请客没钱了就用我的工资。大家心里都明白是怎么回事，但没人吭气，只有贺龙和乔冠华跟着敲边鼓，说他们的工资也可以拿出来。张闻天和外交部酝酿好久的礼宾改革，从此也就束之高阁。直到文化大革命后，中国的礼宾规格才经过几次改革，逐渐固定了下来，大致与国际惯例接上了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