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励之先生去世了，引起一片震撼和轰动，关心中国前途的海内外人士，纷纷表示哀悼，倍感十分不舍。“大树倒下来才知道有多高”，方励之的历史地位已经毋庸争议，他是改革开放后中共体制內最早站出来呼吁民主人权的先行者，也是中国民主运动当之无愧的精神领袖，在整个80年代里，方励之的理念、勇气，以及对中国发展的前瞻性认识，影响了中国整个知识界，也影响了整整一代学子，“六四”学运领袖王丹在方励之葬礼上就曾泣说“我是你永远的学生”，“总有一天，中国会因你而骄傲”。

对于方励之的去世，即使大陆官方媒体也有所感触，“环球时报”破天荒地报道了这一消息，“方励之于4月6日在美国病逝，享年76岁”，“方励之曾是中国有名望的科学家，后来因从事政治对抗，受到美国驻华使馆的庇护”，文后还刊登了方励之的简历，这和当年中共官方媒体痛斥方励之是“卖国贼”和“反革命”，简直不可同日而语，显见方励之的地位和影响已经不容忽视。但是仍有一些颟顸昏庸或者心理阴暗之人，抓住方励之使馆避难一事，诋毁方励之贪生怕死，临阵脱逃，仓皇出走，晚节不保。但在实际上，使馆避难是丝毫无损于方励之声望的，这只是他的奋斗人生中的一个传奇片断罢了。

在一个长期受封建专制思维影响的国家里，统治者就是国家的化身，所以拼命鼓吹人民要为国家献身，借以维护独裁统治，于是宣传杀身成仁舍生取义，重视气节轻视生命，如果有辱使命不能成功，应当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以死尽忠同归于尽。即以战俘而言，中共历来无视绝大部分共军战俘都是在受伤、患病、弹尽粮绝、濒于困境的情势下被俘的，他们都是尽了力拼了命的，反而认为被俘是一种耻辱，是贪生怕死违抗军令，没有拼命抵抗战斗到底，所以对待战俘形同叛徒逃兵，审查检讨强迫认罪，遣送原籍劳动改造，历史耻辱永不翻身，韩战越战被俘的共军被当局开除党籍军职，打入另册蒙羞一生，金门海战被遣返的共军战俘竟然被枪毙了三批。

西方民主国家也提倡为国捐躯，但是比较重视生命的价值，如果双方实力悬殊，如果陷于绝境，如果抵抗徒劳无益，可以不做无谓牺牲，放弃战斗停止抵抗，交出武器退出战场，保存实力日后再战。比如据说美军规定，战斗部队官兵必须准备为保卫国家而牺牲；在陷入孤立无法对敌造成伤亡时，可以选择逃亡；在逃脱不可能，抵抗只会导致死亡，无法对敌造成任何伤亡时，可以考虑投降；在用尽所有的抵抗，除了死亡而没有其他选择时，被敌人俘虏并不代表不荣誉。

美军史上最大规模的投降发生在二战菲律宾战场，美军二万多人在温斯特将军带领下集体向日军投降，日本战败后温斯特从战俘营出来时受到麦克阿瑟将军的热烈欢迎，并邀请他参加了隆重的受降仪式，还赠送给他一只具有历史意义的降书签字笔。现任参院重量级议员麦凯恩，参加越战被俘五年，回国后在白宫受到尼克松总统的接见和嘉奖，2008年获得共和党提名参加总统大选，竞选时一再提到这段战俘经历，凸显自己的爱国主义。以色列前总理梅厄夫人，在千方百计争取到阿拉伯国家释放以色列战俘以后，亲往机场等待迎接，热情拥抱流下眼泪，好似母亲见到远行归来的儿子，令在场人员无不动容。

在“六四”屠城以后，共军坦克环伺大军压境，手无寸铁的方励之，面对武装到牙齿的屠夫，选择前去使馆避难，是完全无可厚非的，其实历史上，早有许多政治人物在形势危急时，也是前往其它国家使馆暂时栖身的，比如中国近代改革家康有为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后面临清廷追杀，潜入东交民巷日本公使馆，后又避难天津日本领事馆，最后从天津登船远赴日本，后来康有为还曾在美国驻华领馆中躲藏半年之久。

社会主义匈牙利五十年代的改革派领袖纳吉，担任总理期间推行自由化和退出华约，被认为是社会主义阵营最早的改革家和戈尔巴乔夫的先师，后来苏联武装入侵匈牙利残酷镇压改革，纳吉逃往南斯拉夫使馆避难。就是中共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在奉军入关占领北京扬言要对共党大开杀戒以后，也是前往苏联驻华使馆暂时避难。康有为梁启超的进步爱国历史地位从来无人质疑，纳吉的铜像现在矗立在匈牙利首都，被视作自由的先驱和英雄，李大钊在中共自己的历史评价中也一直居高不下，在某种程度上，这类使馆避难实际上成全了他们。

唐代文学家韩愈，在听到有些人无端贬低李白杜甫时，曾经写了一首诗，其中有这样几句，“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伊我生其后，举颈遥相望”。李白杜甫都是唐诗一代宗师，地位崇高名声显赫，无论当时有人怎样贬抑李白杜甫，都丝毫无损于他们的历史评价。方励之是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宣扬人权民主，倡导普世价值，支持学生运动，上书要求改革，坚持正义闻名海内，逝后好评纷至沓来，威望如日中天，名字令人遥望，他所代表的价值理念，更是浩浩荡荡无人可御，普天同嘉惠泽四海，那些愚氓皇民御用文人，诋毁诽谤方励之，又岂能撼动这棵参天的大树，不仅不能有损于他，实则更加反衬了他的伟大崇高，对于这些谤民而言，才真正是“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