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与幻灭——记林昭及其父母的悲剧
陈箴

1957年在反右浩劫中，“北大”新闻系的学生有七、八十人被打成右派，几致全军覆没。其中罹难最深、结局最惨者是一个未出茅庐的女青年——林昭。她的罪名是支持右派分子的观点、宣扬良心与组织的矛盾。对风靡全国的现代迷信活动绝不屈服。终于被“引蛇出洞”，戴上右派帽子。但与众不同的是，林昭从此再不回头，心甘情愿地背着“顽固不化”的桎梏，为表达真理必胜而忍受非人的折磨。别人都劝她识时务，鸡蛋碰不过石头，她嗤之以鼻，而更加意气风发，横眉怒对千夫，粪土当代左派名流。她以上万言书、写血书、高唱《国际歌》、绝食等等行动，坚决要以鸡蛋之身去碰石头。林昭剑及履及，义无反顾，终于由右派蜕变成“死刑犯”。1968年4月29日牺牲于上海。

13年后，“四人帮”垮了台，新华社记者以愤怒之笔公布了林昭死难的消息，并传出了林昭死后由家属支付5分钱子弹费的天大奇闻。这种比中世纪更野蛮的暴行，全国为之震惊，成了“四人帮”必垮的罪证。

时光如今又过去了十余年，林昭的事迹在“北大”百年校庆纪念的前后，全国多家报刊从林昭的光芒中，发现了她高贵绝伦的品质，林昭似乎又从黑暗的夜色中向人们走来，正如她的北大同学张元勋所评价的那样：“在1957年的‘北大’人中，能够符合鲁迅先生所界定的人格标准的，恐怕只有林昭一人。”

林昭的精神是什么？概言之：“如无自由之思想，独立之意志，毋宁死。”

林昭在狱中曾写了一首《家祭》，怀念她的舅父与母亲：

“三十七年的血迹谁复记忆？死者已矣，后人作家祭，但此一腔血泪。舅舅啊！甥女在红色牢狱里哭您！在《国际歌》的旋律里，我知道教我的是妈，而教妈的是您”——这是林昭立志革命的思想根源，否则她完全可以审时度势，何至死于非命？

林昭，苏州人氏，原名彭令昭，又名许苹。林昭的舅父许金源，是大革命时期中共苏州党的负责人之一。1925年的下半年，中共江苏省委派侯绍裘、张闻天、叶天底到苏州开展工作，侯对外的身份是苏州私立乐益女子初级中学的教导主任，在党内担任苏州地委书记，同时又是国民党江苏省党部的常委。侯到达苏州侯，即介绍许金源参加中共及国民党。侯于1926年赴沪，由黄震汉接替他的工作。据黄震汉回忆，当年黄和许二人白天在三元坊开国民党党员会议，晚上则在许金源家开中共党员会议，两边会议都由许主持，黄则秉侯绍裘的指示作政治报告。1926年的下半年，叶天底、许金源领导了一次丝厂的罢工活动，罢工失败后，苏州地方实力派迫使乐益女中的校长解聘了侯绍裘。到1927年“四一二”国民党叛变革命，共产党员纷纷被捕，许金源、叶天底分别在南京、杭州遇难。直到1945年，苏州的报纸刊出了许金源等七人因坚不投降而被国民党杀害，并将尸体沉入长江的消息，家中才证实了许金源的死讯。（解放后许金源被追认为烈士。）

许金源牺牲时，其妹许宪民（林昭的母亲）还在苏州景贤女中读书。当时的中学生鉴于国难深重、国事日非，颇多过早地萌发报国之志，加之许宪民又受乃兄许金源的熏陶，16岁便跟随乃兄参加种种进步活动。如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开会时把门望风等等。据冯英子同志说，当时许似乎和“CY”有关系，是苏州城里第一个穿军装的革命女性。国共分裂后，许宪民仍敢说敢为，成为社会瞩目的新女性。许宪民后来嫁给彭国彦，彭是吴县县长，在夫人的影响下，彭多次为被捕的中共地下党员开脱，至今仍有一些同志念及此事，深感谢忱。

许宪民由青年而成为少妇后，仍矢志爱国救亡。“九一八”事变后，许宪民在苏州奋起行动，她和冯英子、项坚白、谢如玉等人积极从事抗日活动，如开展演剧、歌咏、读书会等，并和女同胞们发起成立苏州妇女会，吸收大量女青年参加，进行宣传、组织、救护和战地服务训练等工作。吴中妇女，代有人杰，许宪民可算得上是一位巾帼英雄。

作为母亲的许宪民，给女儿林昭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是，在苏州沦陷后，许宪民从后方辗转回到故里，将两个女儿寄放在苏州濂溪坊娘家。孩子们难得看到她几次，而且往往是夜间来，当夜就走，有时孩子睡着了，甚至连孩子也不敢叫醒。林昭到日后才知道母亲是重庆派到沦陷区工作的人，职务是三战区上海沪凇三区专员。许宪民后来被日本宪兵队逮捕，其间，受尽了日本宪兵及“76号”特工的刑讯折磨，最后逃脱厄运，保释出狱，旋即返回重庆。许作为沦陷区的见证人，到处作演讲、报告，控诉日寇与汪伪的罪行，一时成为抗日名人。日本投降后，许宪民全家回故乡团聚。由于许已颇有人望，回乡后即担任苏州县银行董事，《大华报》总经理，及苏福长途汽车公司董事长。……许宪民功成名就，但不改初衷，到处为民排难解纷，招惹是非。当时苏州曾发生一桩轰动的大案，有个小学女教师常东娥被人强奸后杀害，常母到处为女儿呼号伸冤，但凶手有“军统”特务作背景，因此官司无从打起。此时许宪民挺身而出，在《大华报》上进行揭露，愤怒谴责凶手的暴行，凶手以匿名信及邮寄子弹进行恫吓，许宪民不为所动，终于使常女获得昭雪。

此外，冯英子此时在苏州创办了《大江南报》，该报为苏州大亨严欣琪所嫉恨，必欲致该报于死地，冯英子奋起迎战，也得到不畏强权的许宪民的支援。该报的记者鞠盛被当地的特务以“中共外围组织‘群社’分子”为罪名，予以逮捕，在许宪民的全力营救下，鞠被释放出狱。

1946年，国民党举行伪“国大”竞选，在史良的支持下，许宪民参加竞选，当选为“国大”代表。在此合法的名义下，许宪民更加敢作敢为，当时，蒋家王朝已面临末日，中共华中局社会部派出石云等同志到苏州开展策反工作，经有关人士联络，许宪民欣然接受合作。她慷慨解囊，资助了建立地下电台的经费，并提供了收发报的场所。此外，许宪民又提供了不少策反对象，最重要的是与伪省长李士群部下的特工总部二处处长胡君鹤拉上了关系，胡是原中共共青团团中央书记，其妻赵尚芸是东北著名抗日英雄赵尚志的妹妹。胡于1932年12月在上海被捕，经严刑拷打后叛变，担任“中统”要员，胡参加合作后，提供了很多重要情报。解放后，胡随杨帆到上海，经中共有关方面批准，任命为“情委会”主任。胡君鹤作了很多贡献，但最终却成为潘、杨冤案的导火线。此外，许宪民还介绍了刺杀军阀孙传芳的女杰施剑翘与石云见面。施表示可以搞到凇沪警备司令部作战区的情报。这些关系都分别上报，受到杨帆的重视。许宪民提供这些关系是冒着生死风险的，但她从不计较得失，竭尽全力为解放上海贡献一切。也是为了继承乃兄许金源烈士的遗志而了却自己的心愿。

林昭就在这种家庭的影响下逐渐成长。她耳闻目睹母亲的见义勇为的行为，从小已树立了跟共产党干革命的坚强意志。此时，天下大乱，解放军过江在望，苏州城厢笼罩着一片恐怖的气氛，林昭勇敢地瞒着父母，自己寻觅光明的火种。她参加了与地下党有关系的“大地社”，到处宣传党的政策，当时竟有人说她是“小神经病”。她的积极、大胆、不计生死，终于使她上了苏州“城防司令部”的黑名单。

苏州解放后，林昭自然便象脱缰野马走出家庭，参加她日夜向往的革命队伍。她顶住了父母要她读大学的压力，甚至写出“与家庭生不来往，死不吊孝”的决心书。从而跨进了革命的摇篮——惠泉山下的“苏南新专”。从此，林昭一往无前，决心跟定共产党永不回头。

在“苏南新专”时，由于铁心干革命，对党是一片赤诚，真实“爹亲娘亲不如党亲”，为了表示阶级觉悟高，竟至“大义灭亲”来揭发母亲。她参加“土改”时，因为当时工作队都发了枪，一次，一个男同学试放了一枪，林昭严厉地教训他：这是用来消灭阶级敌人的子弹，浪费了就是犯罪。对方并不就此觉悟，林昭急得直哭。二十年后，真没想到，其母真的付了五分钱的子弹费，眼睁睁地看着亲生女儿的被镇压。

1954年，林昭以江苏省最高考分进了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她欣喜若狂。不久，她便深得教授们的赞赏。后又成了北大《红楼》诗刊的编委。林昭的大学生活，使她在学术上突飞猛进，思想上迅速成熟。但多次政治运动的经历，尤其是对《武训传》、“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大批判，使她对以往深信不疑的信仰开始了反思。因此在“大鸣大放”时，当她读到北大中文系张元勋所写的大字报《是时候了！》，立刻引发共鸣，卷进了鸣放的洪流。可是，张元勋绝没想到，他会为此而被判刑8年；曾为张元勋申辩的林昭，也因“参加张元勋反革命集团”，“向党和社会主义进攻”及“宁进监狱的反动立场”等罪名而戴上右派分子帽子。

林昭一经打入牛鬼蛇神之列，她的思想终于再一次发生突变。从此，她对现实社会不再存幻想，由于自己的理想主义破产而逐渐以经验辨别是非。她理直气壮地写信给当时北大校长陆平，公然声称，在军阀统治下的时代，蔡元培先生尚能为学生仗义执言，你为什么不能？

此时，她又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真正的解放，不是央求人家网开三面，要靠自己的力量进行抗拒，使他们不得不任我们自己解放自己。不能仰赖权威的恩典给我们把头上的铁锁打开，要靠自己的努力，把它打破，从那黑暗的牢狱中，打出一道光明来……”

由此可以看到林昭已从极左思潮中挣扎站立起来，觉悟到人是应该有自由的思想，独立意志的。“要自己解放自己！”——这种离经判道的思想不仅直指当时风靡全国的现代迷信活动，而且具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光芒。

林昭的转变，表现在对已往家庭的关系上，也一反常态。在极左思想占上风时，她对父亲彭国彦，一向划清界线，称其父是反动官僚。当她反思后，发现了乃父的耿直孤高，一生廉洁奉公的平凡而又不平凡的品质。她开始内疚，并对父亲产生了亲情与敬仰。

彭国彦是国民党官僚中的一员。但，他却是国民党官僚中的“丑小鸭”。彭不是靠攀附而当上官的，他是靠真才实学考上的“县太爷”。30年代初，叶楚伧在江苏主政时，发起考选县长的举措，彭国彦以头名成绩获选，放任吴县县长。彭是一个传统士大夫式的书生，曾留英涂金，沾上了威斯敏斯特的民主气息，因此一上任，便公正从政，秉公办事，甚至释放了一些共产党人。但此人书生气十足，与国民党治下习气无法融合，他多次拒贿，开罪了顶头上司，又断了下面财路。因此，做了两任县长，便赋闲回家。谚云：三年穷知县，十万雪花银。但彭氏回姑苏，只落得两袖清风，一身清白，依然是一个穷书生。日本投降后，彭氏任中央银行专员，应是一个财源滚滚得美差，当时物价飞涨，黄（金）白（银）独秀，中央银行有不公开得福利规定：行员皆可定期分得小金条一块，转手就可获利颇丰。而此君却认为此乃不义之财，竟坚决拒受。

在父亲眼里，林昭是他寄予希望的天才。林昭幼时天资聪慧，对文学有特殊的颖悟力，在学校读书，经常跳级，作文考试屡屡名列前茅。彭国彦因此期望女儿成为现代的班昭，故取名“令昭”。可他万万不能料及，在极左思想的主宰下，女儿竟连老父的姓氏也会抛弃，以示划清界线。

父亲的形象在林昭的眼里恢复了正常，而整个中国却变得反常：接连的大折腾、大跃进、大炼钢铁、大饥荒、大逃亡，加之大说假话，冤狱遍地，连彭大元帅也难幸免。国家形象被扭曲，国民经济渐趋崩溃之势。这时的林昭伤时忧世，满腔孤愤，她批判共产风，为彭德怀鸣冤，写信建议学习南斯拉夫的经验……结果又成为新的更骇人听闻的罪证。于是厄运连连：1960年10月以阴谋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罪被捕；1962年3月准予“保外就医”回家，同年12月以扩充反革命组织罪再次收监，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

在两次入狱期间，林昭已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她的自由思想、意志，在极左路线的统治下，已无法存身。在她的灵魂深处，舅父、母亲以及父亲的高大身影使她真正受到震动！不自由，毋宁死，对林昭来说使唯一选择。因此，她拒绝悔改，拒绝“保外就医”，视监规如等闲，对20年徒刑的判决，她公然声明对其藐视，并表示“以此自傲”，“应该作得更多以符合你们的要求”。

就在林昭两次入狱期间，她日以继夜奋笔疾书，被剥夺了拿笔杆子得自由，便以血书明志。1963年秋，当西风乍起，黄叶飘零，风雨凄切之际，林昭有感于和鉴湖女侠秋瑾悲凉身世得相似，就借秋瑾的断句为韵，写出了立志成仁取义的《秋声辞》，其中：“狐鼠纵横山岳老，脂膏滴沥稻粱贫。”“夜夜肠迥寒蛩泣，丹心未忍逐春磷。”“劫里芳华不成春，秋风秋雨愁煞人！”。这和同一时期所风行的那种到处莺歌燕舞的大手笔相比，谁更具有真实性？岂非不言自明。又如：“忧乐苍生夙愿真，壮怀激烈照天陈。吞颤谁复思汉侯，蹈海我终不帝秦。”“浩歌慷慨夺江津，最是知音吊五伦”（地富反坏右）“莫笑狷狂乔作态，秋风秋雨愁煞人。”则更是心宇浩茫，摄魂夺魄之作。再如《自诔》一诗中有：“恶不能辍，愤不忍说，节不允改，志不可夺，书愤沥血，明志绝粒；此身似絮，此心似铁；自由无价，年命有涯；宁为玉碎，以殉中华！”等句，简直是掷地有声，决心牺牲的宣言书了。再如：《血诗题花》：“祗应社稷公黎庶，那许山河私帝王？汗惭神州赤子血，枉言正道是沧桑！”都明白地揭示林昭光照天地、气贯长虹的自由、民主的思想。这在同时代中，又有谁能写出这样贴切万众心灵的诗！又有谁敢于公然作出如此强烈的灵魂的呼喊！

然而，林昭的诗才还不足以显示她反抗的全面性。她在狱中所写的《给人民日报的公开信》，则可说是代表林昭的思想、勇气、才华的划时代的作品，是和“四人帮”及现代迷信作对抗的当之无愧的正气歌。

林昭的人生岁月多么短暂，她的人世历程远不似她父兄辈的经历，但取得了足以成为他们代表的资格，这就是林昭现象。这种现象的出现，深究下去，可以发现是“五四”精神的再现，是父兄辈历经整个世纪所争取实现的，由中国文化历史中优秀遗产和西方民主自由思想所融会的产物。而林昭特殊的个性，则和她的家庭、其父母的遗传难以分开，此外，中国积弱受侮的社会背景，也使敢于反抗的林昭终成为当代大无畏的女中人杰。

在一个无法无天、绝无个人自由的社会里，除了委曲求全、识时务、甘作思想奴隶者外，凡是个性鲜明、意志独立的人，都难逃祸从天降的结局。事实正是这样，当彭国彦听到林昭第二次被捕消息后，他深知林昭和他同样是难驯服的异类，必无好下场，因此，脸色顿变，口中喃喃地说：“我家完了！”不到一个月，仰药自尽。林昭之母许宪民在“文革”中所经受的苦难，据冯英子同志说，已和遭难的祥林嫂几无区别，当她为女儿付出了最后一笔卖命钱，当她活过了林昭最后的日子后，终于再无勇气生活在世，几年后，也以自杀了此残生。

林昭一门浩劫，幸而至今仍有很多人深深地记忆着，并未成为历史的陈迹，就此而言，也许历史垂怜，使长期习惯于在思想牢笼里生活的人，发现了丝丝微芒，这也许是告慰林昭一家最好的佳兆。

林昭的同学张元勋说：“林昭的事未能成为家喻户晓，是活着的人的悲哀，也是我们负疚之极的事”。比起张志新、遇罗克来说，林昭的名字似乎仍被埋葬。这悲哀何止仅仅存在于林昭的亲友、同学的心中……。要解答这个问题，我想起当代美国作家弗兰西斯福山的话：“究竟历史是经过灾难才有进步，还是历史不过在每回浩劫间欲行又止？”

人类的历史不可能是直线发展。每次灾难后的间隔，欲行又止，似乎是常规，从我国“十一界三中全会”以来的经历来看，我们怎么能说历史是直线发展？

更值得提起的是，陈寅恪提出的为学要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而林昭则早在史无前例的“文革”时期，从行动上不惜以死捍卫之。这在当代知识分子中间，能有几希？

顾准在《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一书中声称，“今天当人们以烈士的名义，把革命的理想主义转变成保守的反动专制主义的时候，我坚决走上彻底经验主义、多元主义的立场，要为反对专制主义而奋斗到底！”顾准的遗言，只有在林昭身上体现得最彻底，当她发现自己已成为理想主义的奴才后，立即走上彻底的经验主义，不信神、不信邪、不盲从、不妥协，高呼要自己解放自己。她在1963年6月18日写的《绝食书》竟“狂妄”地说“一息沿存，此生宁坐穿牢底，决不稍负初愿，稍改初志。”——试问当代能有几人敢在狱中，如此“狂妄”、如此气如长虹？！

林昭决未读过陈寅恪、顾准等名家的鸿篇巨著，可是，在风雨如晦，秋云满天，惨雾席卷大地之时，竟能有此见地并言行一致，誓不后退的，世人如林昭者，敢问又能有几希？

历史在每次浩劫间，总可能会徘徊不前，欲行又止。世上事，进步总是主旋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