岂料20年后还有第三次风波。2010年7月9日，上海《东方早报》刊出匿名网帖，指控这篇20年前的论文是抄袭之作，舆论汹汹，真假莫辩。7月11日，我去复旦学术委员会，申请启动审查程序。委员会征请匿名者前来检举，刊出网帖的那位记者提供匿名者联系方式，对方却始终不愿现身。“原告”如此缺席，仅“被告”要来申请调查他自己，委员会本来可不予受理，但最后还是决定破例，正式启动审查程序。我知道金先生秉性认真，一有心事即容易失眠；在当时那种舆论下，我作为“被告”也不便与金先生联系，仅在7月11日那天打电话告知他此事。此后去委员会递交申请，以及等待调查结论的半年里，既未与他通话，也未与他见面。但我知道他肯定支持这一申请，我们分别保持沉默，在沉默中共同等待委员会结论。半年后，经南北调查、反复勘证，委员会召集严肃传媒，正式公布调查结论，抄袭之说不能成立。这一结论不仅还此事清白，更重要的是，还金先生这位复旦首席教授之清白。结论公布当晚，金先生打来电话：“我是一家一家电视台看，一家一家报纸读，也让儿子给我收集网上的评论。哪怕是重复，我也要看，也要听，这不是你一个人的事！但这一次我吃得下，睡得着，不会熬成‘熊猫眼’。他们那些人，怎么知道当年我们是在什么压力下写这篇论文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