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证词-----戚本禹回忆录（一）

楔子
接受启蒙：从不懂“海祭”的威海儿童到沉迷图书的上海少年
追求真理：从懵懂的少年学子到意气风发的青年地下党员
迎接解放：从上海人民的忠诚卫士到中央团校的青年学员

第一部分：走近毛主席

第一章：初进中南海，任政秘室见习秘书
1.1 报到
1.2 中央办公厅当时的机构和人事隶属关系

第二章：为毛主席读报、摘报和管理图书

2.1 为毛主席读报、摘报
2.2 为毛主席管理图书

第三章：为《毛泽东选集》当校对和收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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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关于编辑《毛泽东选集》的立项
3.2《毛泽东选集》的具体编辑过程
3.3 关于《矛盾论》的修改
3.4 《论持久战》手稿背后的感人故事
3.5 参加编辑《毛泽东选集》对我一生有特别的影响

第四章：为毛主席处理群众来信来访

4.1 毛主席解决建国初的失业问题——两个人的饭三个人吃
4.2 毛主席关心群众疾苦反对用官僚主义态度对待群众来信
4.3 毛主席从群众来信洞悉干部腐化变质并保持高度警惕
4.4 毛主席重视民主人士的来信和友情
4.5 我自己在为毛主席处理群众来信中的一些感悟

第五章：第一次感触党内、军内惊心动魄的高层斗争

5.1 关于“高、饶反党集团”案
5.2 关于彭德怀等老帅批判大将粟裕
5.3 两次高层斗争对我思想的触动

第六章：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号召全国人民帮助党整风

附文：毛主席1957 年2 月底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原始内容节选
（根据个人记录整理）
（缺）

第七章：反右派运动的起因、扩大化和后来的平反

7.1 反右派运动的起因
7.2 反右派运动的发展及其扩大化
7.3 关于反右扩大化后的平反问题
附文：反右派运动前后的历史事实表明旧知识分子没有无产阶级历
史担当

第八章：整风、反右派运动中的中南海“八司马事件”

序言
第一阶段：从毛主席最高国务会议讲话之后至整风运动之前

第二阶段：从整风运动开始后到反右派运动之前
第三阶段：在6 月中开始的反右派运动期间
第四阶段：工作组进入阶段
第五阶段：毛主席知情并亲自解决问题
尾声

第九章：毛主席不信万斤粮派我们到四川种粮了解实情

9.1 大跃进中的最大问题是浮夸风
9.2 毛主席不信万斤粮
9.3 我在四川种水稻的全过程

第十章：《四川粮食调查报告》的诞生和对庐山会议的影响

10.1 获得四川粮食产量真相
10.2 起草《四川粮食调查报告》急送庐山会议
10.3 田家英从庐山紧急下令我们从四川撤回北京
10.4 建议后人给罗世发立铜像

第十一章：关于庐山会议和“彭德怀反党集团”的若干情况

11.1 关于彭德怀说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
11.2 关于彭德怀的“反党”和“军事俱乐部”
11.3 关于毛主席解救田家英、胡乔木和陈伯达
11.4 当时中央对彭德怀的处理是合理的

第十二章：《关于“调查研究”的调查》与毛主席的批示

12.1 响应主席号召到二七机车厂当徒工
12.2 我为什么要写《关于“调查研究”的调查》
12.3 毛主席批示：“戚本禹是好同志”
12.4 共同劳动可以消除个人怨仇

第十三章：天津调查和创办《群众反映》反对官僚主义特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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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和陈伯达、田家英等到天津搞工业调查
13.2 创办《群众反映》突出地反对官僚主义特殊化
13.3 毛主席痛恨腐败支持《群众反映》揭露党内官僚主义特殊化

第十四章：围绕“三自一包”展开的党内斗争和八届十中全会毛主席
重提阶级斗争

14.1 三年困难期中央政策坚持集体路线方向不变
14.2 1962 年初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有反常动作
14.3 刘少奇成为1962 年“三自一包”的风源
14.4 田家英因为《群众反映》编发“包产到户”群众建议专辑遭到谭震
林的报复
14.5 八届十中全会毛主席重提阶级斗争击退“三自一包”倒退风

第十五章：调后楼研究室参加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人情况调查

15.1 从《群众反映》调去后楼研究室
15.2 关于饿死人的数据调查
15.3 关于饿死人的时间和原因

第十六章：《评李秀成自述》一文引起的风波

16.1 关于文章的写作过程
16.2 关于中宣部针对《评李秀成自述》一文组织的两场批判会
16.3 毛主席的十六字批示
16.4 李秀成学术大论战的淡出过程
16.5 伏契克的呼喊：警惕呀，人们！

第十七章：调《红旗》杂志社，去通县宋庄参加四清运动

17.1 从后楼研究室调《红旗》杂志社
17.2 我的四清经历和几个小人物的命运
17.3 一封私人通信引出的高层领导纠纷
17.4 关于我批评“烦琐哲学”的政治巧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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楔子
接受启蒙：从不懂“海祭”的威海儿童到沉迷图书的上海少年（上）

　　我1931 年5 月8 日出生在山东威海。那一年九月，发生“9•18 事变”，日本侵占了我国东三省。

　　我父亲叫戚以峰，他小时候读过一点经书，因家道没落中断学业之后，为了生计做过多份小职业，先是到乡下贩买蔬菜进城贩卖，后由祖父托人进金山顶中学做校工，继后到芜湖市米行打工，再后由四姨父介绍到英国船上当海员，最后落脚上海，在一家报关行做小职员。我母亲叫丛秀梅，她是我爷爷一个好友的幺女儿，1930 年嫁给我父亲时不到十七岁，她一过门就管起家里的一切，包括奉养那时已经因中风瘫痪在床的公公，即我的祖父，直到他1941 年去世。我母亲身上有山东妇女礼让温顺的传统美德。

　　我祖父叫戚心海，他是晚晴最后的秀才，也是我们家族最有学问的人。他1929 年中风瘫痪，养病在床。祖父兄弟三个，他是老大，他的二弟早逝，他的三弟，也就是我的小爷爷，后来做了戚家小祠堂的管事。我每年都要随祖父那辈人到戚家小祠堂向着戚继光的神像祭拜，从他们那里我知道了戚继光是我的先祖，知道了戚继光抗击倭寇的故事。祖父是我人生的第一个老师，第一个真正的老师。我父亲在上海工作，不能照顾我，母亲又要操持家务，也没有功夫管我，祖父就自觉担负起从文化上教育我的责任。我在三、四岁的时候，常到祖父的病炕上翻跟头，他就把我抓住，给我讲故事，叫我背书，背《四书五经》里的名言，又教我读书识字，在我四岁多的时候就教了我大半部《三字经》，不到五岁又教起我《周易》、《诗经》，还教我唐诗宋词。法国思想家、法国大革命思想的实际提供者卢梭，是在他父亲的膝盖上开始读书的，我则是这样地在我祖父的病炕上开始接受启蒙的。我那时什么都不懂，他讲解我也还是不懂，当时对我有诱惑力的是摆在那里的点心，因为只有背书背对了才能吃到点心。祖父原来想要走科举的道路，功成名就，光宗耀祖;1905 年
清廷废除科举制度，中举这条路对他来说断了，我父亲只能养家糊口，光宗耀祖是不可能了，祖父实际上是希望我将来会功成名就，光宗耀祖。

　　我关于孩提时代最深刻的记忆，是那次在海边玩耍，看到海祭却不知道那是干啥。那是在我大约5、6 岁的时候，我跟几个小伙伴到黄海边玩水，看到一些老人在海边点香、烧纸、撒酒，还向海里扔白馒头，一边扔一边哭。那时候，白馒头珍贵得很，贫苦的人家还吃不起的，为什么要把它们扔到海里去呢?我们几个孩子在那里观看了好久，就是看不懂。回家后，我问祖父，祖父听了后，叹着气说：“哎，都四十多年了，还有‘海祭’!”我问什么是“海祭”，祖父就向我讲了甲午海战的事，说威海的水兵与日本鬼子撞船拼命，成千的人死在大海里。那之后，威海的乡亲百姓，每到过年和清明，都要到海边去祭奠那些战死在海里的水兵。早几年的“海祭”一来，刘公岛对面海滩上，香火缭绕，人群密集，慢慢的，年代久了， “海祭”的人就少了。

　　祖父讲的事，我不能都明白，但幼小的心灵却是经受一次极大的震动，可以说那是一次爱国主义的播种。那时候日本人已经侵占了我国东山省，“海祭”再起，说明威海老百姓有了日本人又要来了的不祥的预感，祭奠亡灵，是在控诉日本当年对我们中国人犯下的罪行，也是在呼唤抵抗侵略、保卫海疆的战士。　　

我小名戚英科，大名戚镇东，1936 年秋入小学读书的时候，祖父按家族宗谱给我起学名戚本玉 (我是本字辈)。我因为有祖父给的学前启蒙教育，一入学就成绩不错，在全校联考时考得一年级第一名，得了校长亲自颁发的奖励。不料，第二年，“海祭”预示的事情就发生了，日本人占领了威海，威海百姓再一次遭受日本人的凌辱，学校也被迫停课。停课前，老师领着我们学生在国旗下宣誓：永远爱我们的祖国。校长也来讲话，说现在日本人下地了，占领了威海，我们不要忘记祖国，要学岳飞，学戚继光，要抵抗到底，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都要抗日。我虽然小，却对校长讲的这几话记忆特别深刻。可是，国民党的军队没抵抗就跑了。所以，从小开始我就对国军没有好印象，觉得他们没有保卫好祖国。不久，日伪的教育局派了另外的校长来重新开课，校长变了，教书的都还是原来的老师。

　　那一年戚氏大族长在戚氏宗族大祠堂里召集会议，要各家嫡长子都去参加。我爷爷是长子，瘫痪在床去不了，他的长子，也是独子，就是我的父亲，当时在上海也去不了，我爷爷就让我小爷爷领我去参加了。在大祠堂里，我按照小爷爷的教导，先随着大人跪拜祖先戚继光的塑像，然后就听族长讲话。族长说，日本人下地了，我们大家都要有准备，日本人会找我们戚家麻烦，我们家族跟日本人是世仇，几百年的世仇……，戚家每个人都是我们祖先的子孙，不要给祖先丢脸，不论日本人怎么打你，你都不能投降，特别不能给日本人当汉奸，帮着日本人祸害中国人。姓戚的当汉奸，就不要姓戚了，就不是我们戚家人了，戚家的人都可以骂他、打他、杀他。你们不敢杀他，就把他绑到祠堂里来，由我们按家法处置。族长还说，你们的子女能参军打日本的，就去参军……。　　　

那时候，我一听说要杀人就挺害怕，开完会我回来就跟我妈妈学说族长的话。妈妈说，族长讲得对。我说他要杀人，妈妈就给我解释，族长要是不凶，允许人去当汉奸，那就要造大孽呢，是要凶点。妈妈的话，我似懂非懂，稍大一些之后才明白有些坏人是要杀的。

　　日本人来，不是为报与戚家的私仇，而是要占领整个中国，但大族长的讲话对于戚氏一族的人来说是真有用的。因为有几个年轻人听了之后就去参军了，后来在威海也确实没有姓戚的当汉奸。我的表兄谷源臻 (军人)还告诉我，解放以后在威海找汉奸，也没有找到姓戚的。　　1941 年12 月太平洋战争爆发，英国人开始逃离上海。那时祖父已去世，父亲担心英国跟日本宣战，又惦记妻子、儿女，就通过清华银楼汇来一笔钱，叫我们赶紧到烟台乘英国船去上海，否则，就来不及了，因为英国商船到上海已受到限制，随时都可能停航。清华银楼当时是威海最大的银楼，我祖父在科举废除之后，弃文从商，就是转入这个银楼经营金银珠宝。母亲对父亲的决定很高兴，从银楼拿到钱后，就把家里的东西能变卖的变卖了，能送人的送人了，告别亲友带着我和两个妹妹到烟台乘英国船去上海和父亲团聚。

　　从威海到烟台要坐长途汽车，我晕车，走到半路就呕吐了。当时，沿途常有抗日游击队活动，汽车上有日本兵押运。我一吐，一个日本兵就用生硬的中国话说“小孩是霍乱的传染大家”，要赶我下车。我母亲一个劲地哀求。车上乘客知道那不是霍乱，也帮我妈妈说话，我才没有被赶下去。不然，后来的一切，包括加入地下党、到中央工作、十八年牢狱，可能就都不存在了。

　　我们是1942 年春夏到达上海的。到了上海后我就在西城小学读五年级。我受祖父的影响，关心天下大事，喜欢看书，到了大上海，就想看更多的书。我有个老姑也在上海，她告诉我，在胶州路附近有一座儿童图书馆，那里有很多书，学生可以去看、借书。我找去了，发现那是一座光线明亮的小楼，藏书很多。后来我放学以后就常去，不但在那里读书，还经常从那里借书，文学、历史、地图和自然科学书籍，只要我有兴趣又觉得能看懂的，就都看、都借，沉迷其中，不知疲倦。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父亲所在的报关行生意萧条，父亲的工资减少了，一家生活比较困难。为了节省房租，同时还能改善一家五口的居住条件，1943 年我家搬到南市，住在蓬莱路67 号。从南市到西城小学，没有公共汽车，路太远，我就转学到家附近的念慈小学。那是一位慈善家为了纪念自己的母亲而设立的学校。我在念慈小学读完六年级，毕业后考上了《新闻报》的贫寒学生助学金，被分配到德润中学，当时叫建平中学。为了贴补家用我父母借钱在住家楼下开了一个小店，由母亲打理，卖些烟、酒、火柴之类的日用品。小店确能赚点钱，但麻烦也随之而来。青帮要强迫“保护你”，保护费是盈余十抽一、二。这个钱要是不给，小店就别想开。日本人的税务局也要抽钱，虽比青帮少些，但大概也是盈余的百分之十。这两项合计就是百分之二、三十了。还有日伪的小特务，戴着个破徽章，到店里要钱不说，还常常不给钱整条地拿烟，整瓶地拿酒，有时一拿就是几条烟，几瓶酒。这么算下来，小店收入起码一半就没了。

　　有一次，小特务又来了，有瓶好酒，价格很贵，我母亲实在舍不得让他拿走，就想藏起来，但晚了一步，小特务看到了硬是要拿走，母亲不给，还据理力争。那小特务恼羞成怒，就诬说我母亲是新四军的情报员，把我母亲抓到日本宪兵队去了。我下学回来，听家门口钉鞋的老皮匠一说，就好像天坍了一般，撒腿就往宪兵队跑。那个宪兵队，也在蓬莱路上，离我家只有五、六百米，我几乎一口气就跑到了宪兵队门口。我小孩子思维简单，又一心想找妈妈，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往里冲。好在两个站岗的日本兵看我是个小孩，没开枪，一个在原地继续站岗，一个来追我追到里面一个大楼的门口把我抓住了。当时那大楼里面有日本宪兵队的军官正在开会，我把他们的会议搅乱了。一个戴眼镜的日本人，可能是宪兵队的头头，通过他的日本翻译问我来干什么?我就大叫：“我是建平中学的学生，我妈妈给你们抓进来了，我妈妈是很好的人，你们为什么抓我妈妈?”戴眼镜的日本人就对着其他人哇哩哇啦说了一通话，我什么也听不懂。几分钟后就有人把我妈妈带到我面前来了，她后面还跟了个中国人，那家伙说我妈妈是新四军的情报员。我妈妈虽然没文化，但遇到事不怕，很沉着、很冷静，在威海的时候还帮助我四姨妈给游击队偷运过短枪，她说：“不是这个事，我是开小店的，卖烟酒的，给你们做事的那两个人经常拿我的东西，不给钱，我跟他要钱，他火了，就说我是新四军的情报员，把我抓来了”，还说：“我是良民，我有良民证”。那些小特务，连我妈妈姓什么、叫什么都说不出来，戴眼镜的日本头头听了我妈妈的声辩，马上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就把我妈妈放了。

　　我小时候没有做什么大事，这次冲日本宪兵队就妈妈算是最大的一件事。我父亲回家听母亲说了这件事，大为高兴，第二天就买了一支博士金笔，一本《沉香救母》连环画，作为奖品给我。那只博士金笔我用了好多年，《沉香救母》我看了一遍就丢下了。我惭愧呀!我没沉香那本事，不然的话，就早把日本小特务惩治了。不过，这之后，我对于给日伪做事的人就更加痛恨了。　　

我们建平中学有一个日伪派来的训育员，姓周，他好歹也是个知识分子，可不知怎么就是昧着良心替日本人做事，我们骂汉奸“穿个皮鞋嘎嘎响，卖了祖宗再卖娘”，他就在旁边丧着脸，不高兴。德国人打败仗了，日本人也要完蛋了，我们学生对形势都知道一点，可他上训育课，还是大讲“大东亚共荣”，“反共才能救国”。我们都讨厌他。一次，我们知道他又来上训育课，就在黑板上画了个乌龟，乌龟身上十三块纹道，乌龟举着日本膏药旗，旁边写着“打倒汉奸”。那乌龟十三块纹道，四个腿加上一个头一个尾巴，等于六个脚，合起来是“十三块六脚”。上海话“十三块六脚”就是骂人无耻。训育员进教室一看到黑板上“十三块六脚”的乌龟，气得脸刷一下就白了，连忙自己擦掉，还说：“你们老说我汉奸，我是为了和平反共救中国” ，“汪 (精卫)主席是孙中山的信徒，是孙中山最好的学生，蒋介石压迫他，‘和平反共救中国’的口号就是汪主席提出的”，“你们说我是汉奸，我是为中国人利益的，我教过你们当汉奸吗?我都教你们怎么样修身，怎么样救中国，我没有教你们当汉奸吧?!”我那时候也不知道什么是共产党，只知道老家那个四姨妈是共产党，具体干啥还不知道。训育员不承认他是汉奸，我们学生却不信他，不给他鼓掌，也不说话。他说：“谁画的，自己出来认个错，我可以原谅你年幼无知。”他追问了半天，没人出来认错，他就把我们所有男生每人打四板子，他认为女学生不会干这事，所以不打女学生。那是我长到十几岁第一次挨板子。我们挨了板子，还是不服气，还是没一个人理他。很多同学回家后跟家长告状，结果好多家长，有的还带着亲戚朋友，到学校来包围了校长室。我们学生没法上课了，都出来看热闹。后来校长、校长太太出来作揖，想平息事态，但学生家长说，不行，一定要开除这个老师，向学生道歉!校长太太说给每个学生发一包点心，表示慰问。学生家长说，谁要你的臭点心，我打你儿子，再给你发点臭点心行不行?我自己倒是没有告诉妈妈，她打理小店很累，我怕再给她添累。家长闹事后的第二天，学校贴出布告，撤销那个周姓训育员任的职位，不要他上课了。那个人就再也没来过。这次勇斗汉奸训育员取得胜利是我第一次体会到集体的力量。

　　1945 年8 月日本宣布投降，上海老百姓听到日本投降的消息后，都到马路上狂欢，许多人拿菜叶子或者黄瓜呀，就往天上扔，怎么高兴怎么来，还互相拥抱，拍肩膀，蹦啊，跳啊，喊叫啊!不久国军进城了，我们的学校也恢复原来的校名，从建平中学改回德润中学了。报上说是蒋介石联合美英苏打败日本鬼子的，中国现在是世界五强之一，美英苏中法，中国排第四位，扬眉吐气。人们传说蒋介石要来上海啦!没多少天，蒋介石真坐着飞机到了上海。我们学校的学生都跟校长到跑马厅 (现人民广场) 去欢迎蒋介石，去跟着领队喊“蒋介石万岁!”“万万岁!”又过了不久，国民党接收大员来了，他们在上海城里大搞“五子登科”，就是借接收大员的权力，以“接收敌产”的名义，大肆搜刮房子、金子、票子、女子、车子。汉奸敌产他们要没收，与汉奸沾点亲带点故的人的财产他们也都没收，还不给收据。文化界、商业界、教育界和其他各业各界的头面人物，只要沾上点日伪关系的，也都深受其害。接下来就是国民党的中央银行狂印钞票，用低价兑换伪币的办法搜刮民财，结果是市场物价大涨，上海老百姓生活顿时就水深火热。有一首民谣说“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想老蒋，盼老蒋，老蒋来了涨涨涨”。

　　我们家就惨了，小店原本有些盈余，国民党要控制烟酒经营，要我们家的小店换经营许可证，不然不让经营。为了弄到这个证，我家把积攒下来的唯一的一条“小黄鱼” (小金条)都用上去打通关节，最后也没能如愿。这等于是抢劫了我父母的血汗钱、我家的活命钱之后，又断了我们家的生路。为了这个事，我父母都哭了，一家人愁眉苦脸了好几个月。后来我新添的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都是得了儿童肺炎，没有钱买药，很小就死了。

　　母亲小店的遭遇在整个社会上不过是一粒小小沙子，但是这粒小小沙子对我思想转变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我懂了历史上的官逼民反是怎么回事。

　　终于，1946 年十一月下旬至十二月上旬，上海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摊贩斗争。国民党上海政府在整顿市容名义下，在几天之内抓了上千的小摊贩进局子，并没收他们那点可怜的小商品，结果引起众怒，五、六千个摊贩家属 (妇女、老人、小孩)和许许多多被没收物品、被禁止摆摊的摊贩，包围了黄浦区的警察局，要求释放被抓摊贩，发还被没收的财物。那天是星期六，我本来是要去父亲的公司，走到河南路上看到摊贩们一群一群往黄浦警察局奔去，一打听说是摊贩在包围警察局，就跟着人群进了黄浦警察局前面的广场。只见广场上人山人海，群情激奋，后面和旁边马路上还有数千围观者。警察局门口则是好几排警察与往里冲击的摊贩发生激烈冲突，警察用警棍打人，用水龙头冲人，还往天上开枪，摊贩们则毫不退让，一些人还不知从哪儿弄来一筐筐碎砖头、鹅卵石、西红柿、臭鸡蛋，往警察局扔，扔得远的就把警察局的玻璃窗打碎了。一看这阵势，我就跑过去帮忙给大人递碎砖头——我是个小孩，力气小，碎砖头扔不远。

　　警察会闪躲石头和西红柿，真挨打的不多，而冲在前面的摊贩，有的被逮捕，有的被打昏，有的被打伤。即使这样，摊贩们还是不罢休、不退却。几十分钟后，其他区的大批警察，坐着鸣叫的警车赶来支援，他们下车就抓人，我从人群空隙中跑了。摊贩们随后就组织全市商户罢市。这件事最后以国民党市长吴国桢讲话答应放人、答应退还东西、答应摊贩继续营业而淡化。

　　1946 年冬天，美国大兵在北京凌辱北京大学女学生沈崇，由此爆发了津、京、沪的学生大规模游行示威，上海的学生包围了美军在上海的海军司令部，高喊“美军退出中国”，“美国兵滚出去”的口号。大学教授蔡尚思、马寅初、楚图南等名流发表了《对美军暴行抗议书》。大游行那天，正是1947 年元旦，学生放假，我听到广播后，也到南京路去和市民一起观看反美大游行，学生喊口号，市民也跟着举手喊叫、鼓掌、跳跃，一致要求驱逐美军撤离中国。这是一次全国范围的“反对美国大兵欺凌中国人，要求美军退出中国”的人民运动。

　　这个时期，国民党发动的内战已经打得很激烈了，内战造成大批苏中战区的难民，搭船从长江对岸涌向上海、南京、常州、无锡、苏州等地。

　　进上海的难民最多，一时间在南市、闸北、杨浦，出现无数的贫民窟，难民用木板、硬纸板搭起许多临时小屋，里面挤满了人，后来没地方搭建小屋了，很多人就睡在马路上。那年冬天上海特别冷，突然有一天，一场寒流袭来，冻死了很多人。我第二天清早去上学，在蓬莱路、复兴路上就看到隔一段就有一个小孩的尸首。有人在报上说那天死了八百个小孩，有八百个童尸!住在上海的诗人臧克家，目睹了这个惨状，就写了一首诗，叫 “生命的零度”，副标题是“八百童尸”。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把这诗摘录成一个小传单到处散发，我就是在传单上看到这首诗的。这首诗是反内战的号角。那些儿童有权利生存下去，却生命到了零度，冻死在上海的街头，死的时候眼睛都闭不上，这是为什么?就是因为国民党打内战，弄得老百姓没吃没住。1947 年刚来，上海米价又暴涨，比抗战胜利时上涨了百倍，即使这样市民还常常排长队买不到米，而穷人想吃也没钱买，只好买点豆腐渣参合玉米面混日子，家中来了客人才会到黑市买点大米应付一下，而黑市米价比配给米高一倍到五倍。就在这个时候上海地下党发起了反内战、反饥饿运动。国民党开动宣传机器说内战是共产党挑起的，但谁都不信他们的，谁都知道，是四、五百万美式装备的国民党军队，在美国人支持下，张开大嘴想吃掉共产党。

　　我亲眼目睹的惨状对我触动很大，臧克家的诗又启发了我的觉悟，我就参加到了反内战、反饥饿的学生运动中去了 (自那时以来我一直很崇敬诗人臧克家，直到二十一世纪初我还到他山东老家去纪念过他)。外滩、南京路、西藏路上，都有大学生、中学生游行示威，我就跟着他们跑，他们喊口号我也喊口号。那时候我还没参加地下党，但是我已经知道是地下党在策动反内战、反饥饿运动。国民党警察用水龙头来冲击学生，学生不肯退却。我所在的德润中学，校长是国民党，他不准学生参加游行，但我们和郁文杰等七、八个学生，还是到外滩去助威。特务们用一个木头棍子，上面钉很多钉子打学生，一打就出血，一拉就血肉淋漓!很是惨烈。学生把照片拍出来，老百姓看了更愤怒了。国民党命令大中学校提早放课，不准学生在一起。他们以为放课学生就不游行了，其实一放课学生出来参加游行更方便了。

　　老百姓都知道反内战、反饥饿其实就是反国民党，反国民党给老百姓造成苦难，所以都自愿参加到运动中来。一些工人、职员是直接参加到学生的游行队伍中来，很多的大小商店则是关门停业，表示对运动的拥护。

　　与上海的运动同时，南京、北平等地也出现了反内战、反饥饿运动，并且所有这些大城市的运动，持续不断，愈演愈烈，国民党就出动大批军队，残酷镇压游行示威的群众，制造了死伤大批革命学生的惨案。即使这样，还是压不下群众的反抗。而且上海、南京的工人、市民，大批加入群众运动中去之后，不像学生那样温文尔雅，他们罢工、罢市，包围警察局，还有许多市民竟然自发组织抢米风潮。

　　1947 年暑期，我初中毕业，那时我虽然反蒋反美的积极性很高，但还没有建立起革命的人生观，理想仍然是做个科学家，走科学救国的路，所以考高中我是一心想上名校。报上说，黄炎培等创办了一个贫寒学生助学金，凡上海市贫寒学生，如能考取这项助学金，就可保送进上海名校浦东中学、沪新中学等。我家境贫寒，就去报考了这个贫寒助学金，结果我幸运地考上了，保送进了浦东中学。但我怎么也没想到，浦东中学这个名校竟彻底改变了我自己原来设想的人生道路。浦东中学是上海名人杨斯盛创办的，杨斯盛是工人出身，后来成为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上海滩上著名的建筑设计师，上海许多有名的建筑都是他带领工人建造的。他在晚年毁家兴学，捐献一生积蓄二十四万金，在上海浦东创办了这所中学。第一任校长即是黄培炎先生，他是孙中山领导的老同盟会会员。“五四运动”先驱蔡元培曾赞誉杨斯盛是“一代伟人”，胡适则称杨斯盛是中国的“大豪杰”，“可敬、可爱、可法、可师”。浦东中学在长期的教学中，为社会培养了大批人才，著名的有张闻天、李一氓、蒋经国、庄世平、王淦昌、夏坚白、范文澜、胡也频、殷夫、董纯才、雷经天、谢晋、何挺颖、叶君健等。

　　浦东中学一直富有革命传统，早在“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和“一二九” 运动中，就都是革命的先锋堡垒。在抗战中校舍被日寇炸毁，学校迁至浦西杜美路 (即今东湖路)。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很重视浦东中学，派军统特务黄星来控制训导工作，他有权把革命师生送特刑庭，连校长都怕他。上海地下党则把浦东中学列为中学工作重点，还派了一批地下党员在学校组织学生运动。我在解放后才知道，我考的那项贫寒助学金，名义上是黄炎培等人创办的，实际从事具体工作的多是共产党领导下的进步人士。

　　而我能考上则可能与我之前参加了反饥饿、反内战斗争不无关系。我的英语不好，我很担心考不取，记得当时面试的时候，一位女老师问我对全市反内战、反饥饿运动的看法，我根据自己的经历和见闻侃侃而谈了一番，结果我在回家后的第四、五天，就接到了保送浦东中学的通知。 1947 年秋我到浦东中学报到了，和顾志刚分在一个班级，他就坐在我后排。不久我们成为好朋友，后来是同志加兄弟，彼此生死不渝。顾志刚是青年地下党员，是当时上海地下党派到浦东中学组织地下党支部、开展学生运动的成员之一，和他一起的其他青年地下党员还有胡令升、张晔、何世和、钱嘉庆、姚堤等，其中胡令升是当时上海地下党最年轻的区委委员。

　　1947-1948 年是我一生中思想大变化的时期。这个大变化决定了我一生的命运，我一生的跌宕起伏，高峰低谷，好与坏，福与祸……都与这个大变化有关系。这个大变化又与革命书籍分不开。我对书籍总是如饥似渴，刚随母亲到上海不久，就迷在儿童图书馆的图书里;在建平中学读初中的时候，从一个老师那里得知在四马路 (现在的福州路)有个很大的市立图书馆，我就去那里读过诸子概论、史记和鲁迅、茅盾、郭沫若的部分著作，还读了达尔文、莎士比亚、爱因斯坦。但是，引起我思想大变化的是在浦东中学时期接触到的革命书籍。
　　通过地下党员顾志刚，我先读到了大量上海进步书店、解放区和香港出版的文艺、历史、哲学著作，包括《李有才板话》、《王贵与李秀秀》、《李家庄变迁》、《大众哲学》、《小二黑结婚》、《社会科学概论》和鲁迅、高尔基部分著作的单行本等，后又读到了美国记者斯诺写的《西行漫记》。《西行漫记》这本书系统讲述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革命理想，特别是书中的《毛泽东自述》这篇文章，把毛泽东本人的革命历史、政治主张坦诚地公诸于世了。这本书打开了我了解共产党和毛泽东的大门。书里的许多事情，如井冈山，反围剿，万里长征，都是我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既新鲜又刺激。我一翻开这本书，就像打开了万宝盒，一连三天三夜，日以继夜地看，连吃饭、睡觉都忘了，学校里的功课也不做了，有的章节不止看过一遍、两遍。这真是一本了不起的好书，它帮助我建立了对共产党和毛泽东的信念。现今我个人的藏书里有《西行漫记》的三种版本，它们是我的珍爱。现在许多人都在追求亿万家财，想做亿万富翁，这本书里讲的真理的价值岂止亿万！

　　从《西行漫记》里，我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写了本《共产党宣言》，我到处找这本书。后来何世和给我搞来了，他那个书的封皮是《家庭月刊》，里面才是《共产党宣言》，书没写译者姓名，书的纸张粗糙泛黄，书的第一句话就震撼了我：“一个幽灵在欧罗巴踟蹰着，这就是共产党的幽灵!”“踟蹰”两个字我那时还很生疏，所以印象特别深刻。解放后我看到莫斯科外文局出版的“宣言”译本，它把第一句译为“一个怪影在欧洲游荡着—共产主义的怪影。”我觉得它没有我们中国人自己翻译的好。《共产党宣言》第一章就讲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我看了就想，我在报关行干活的父亲、在香烟厂干活的老姑、在食品厂干活的花姐，不都是无产者吗?他们的老板不都是资产者吗?《共产党宣言》说，无产者要联合起来，用革命手段夺取资产者的机器、工厂、土地、房屋，建立起一个让一切人自由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我同意并相信这些说法，但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打倒国民党，因为那时国民党很专制、很腐败，我很厌恶国民党了。《共产党宣言》提出要没收资产阶级所拥有的土地、工厂、铁路，要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然后按计划组织生产，还提出具体的十条措施。我反复阅读这些措施之后，全部都拥护，特别拥护“对所有儿童实行公共的和免费的教育”这一条。这本书我大致能看懂，有些内容却不很明白，比如“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公开的公妻制”、“英国宪章派”、“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等，其中一些问题是直到解放后才慢慢弄懂的。

　　我从一位在海关工作的老乡那里得知，在上海霞飞路影院的后面，有一家中苏友协开办的进步书店。我找到那家书店，只见书架上摆满了各种各样的苏联外文出版社出版的中文书。书店的职员对人和蔼，对我这个穷学生，也彬彬有礼。后来我就成为那里的常客。在那里，可以像在图书馆一样地看书，只要愿意，看一整天也可以，不买书也不要紧。有时 (星期日)我就看一整天，中午喝点茶水，啃个罗宋面包，直到书店关门时才回家。我看得最多的是中文版《时代日报》，上面有解放战争的战报，世界和中国局势的分析，我也常常坐在一个角落里如饥似渴地搬起砖头般的大书翻看。久而久之，书架上的《帝国主义论》、《国家与革命》、《马克思恩格斯与马克思主义》、《联共党史》、《斯大林卫国战争言论集》等，我都有不同程度的阅读，不过马克思的《资本论》我还看不大懂。总起来说，那个书店给了我许多解放区的消息和初步的马列主义知识，至少我看懂了许多革命新名词，什么“劳动” 呀、“价值” 呀、“剥削” 呀、“ 帝国主义” 呀……我都看懂了。最意外的收获是，一位年纪比我大一点的中学生偷偷给了我一本香港出版的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还神秘地告诉我书店里有时有国民党特务混入，叫我注意尾巴。但我在那书店里陆续看了好长时间的书，也没发现有人盯我，大概那时我人小，不被特务注意。

　　我永远忘不了那本《论联合政府》的小册子和当时看了小册子的感觉。当时抗日战争虽已胜利，但国民党又把祖国拖入内战之中，沉沦了一百多年的中华古国怎样才能振兴呢?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等，我都看了，都没有也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想不到远在陕北山沟里的毛泽东，却早在两年多前就给我们写了这么好的一本解决中国问题的小册子，特别是它所阐述的“我们的一般纲领”和“我们的具体纲领”，为正在迷茫而困扰地寻求祖国发展道路的青年人，指出了解放中国、建设中国的道路。小册子把一切都讲得那样的合理、那样的实在。我在看到这个小册子以前，志向是将来做个科学家，用科学来改变祖国的贫穷落后。这以后，我才知道，要实现这个目的，必须先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把祖国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下解放出来。我觉得，毛泽东能救中国，我服膺了，从此认定，我要在今后跟着毛泽东。这本小册子后来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读过它的人成百上千万了，但谁能难想象我当时读这本小册子时的激动心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