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大救星菩萨的福:新中国扫除文盲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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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 劳动人民大众也识字? 由 cornbug 于 2016-08-09, 06:16:11:

新中国扫除文盲运动
中国网 china.com.cn  时间: 2009-08-22  发表评论>>
共和国重大决策之六

【作者】 郝和国

旧中国劳动人民被剥夺了享有文化和教育的权利,工农及其子女向来被排斥在国家教育的门外,文盲占全国人口的70%左右。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采取了各种措施,在广大工人、农民群众中有组织地开展识字运动,同时在全国范围内创造条件,积累经验,积极地、有计划有步骤地扫除文盲,使广大劳动人民摆脱文盲状态,文化水平迅速提高。

一、扫除文盲运动的初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党和政府就开始重视扫除文盲工作。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定的《共同纲领》中就指出:“要加强劳动者的业余教育和在职干部教育”。为此教育部1949年12月5日发出《关于开展1949年冬学工作的指示》,指明当年冬学教育包括政治和文化两个方面。并对冬学内容、教材、师资等提出具体的要求。还指示各地政府应组织各级的冬学运动委员会,由政府负责人员亲自主持。此后,每到农闲,从教育部到各地均下发“冬学”指示,要求农民挤出时间,参加学习。1949年12月23日至31日,教育部在北京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提出:“争取在1951年开始进行全国规模的识字运动。”1950年6月1日政务院发出的《关于开展职工业余教育的指示》指出:开展职工业余教育是提高广大工人职员群众的政治、文化与技术水平的最重要方法之一。

1950年9月20日至29日,教育部和中华全国总工会在北京联合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工农教育会议。毛泽东到会和大家见了面。朱德、李济深、董必武、郭沫若、黄炎培、李立三在会上讲了话。会议明确指出:“推行识字教育,逐步减少文盲。”此次会议的报告经政务院11月10日第58次政务会议批准。12月14日政务院批准并转发的《关于开展农民业余教育的指示》中首次提出了扫除文盲的对象和

标准:“在对象方面,则应首先着重农村干部、积极分子及其青年男女,逐步推广到一般农民”。规定识字教育的标准是:“农民业余初级班(组)吸收文盲与半文盲入学,使其在3年内认识常用字1000字以上,并具有初步读、写、算能力。”1951年1月,成立了全国职工业余教育委员会。到1951年底,全国有170余万工人参加学习。

二、在工农群众中推行速成识字法

“速成识字法”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模范文化教员祁建华创造的。某野战军采用这一方法,于1952年3月底消灭了全军的文盲。全国各地迅速办起了实验班。重庆纺织工人速成识字实验班在21天的脱产学习中,学员每人平均由原认识400多字,提高到2021个字。天津纺织工人速成识字班,经23天的脱产学习,平均每人由原认识521个字提高到2108个字。教育部、团中央、北京市文教局联合举办的北京东郊高碑店农民实验班中,26个学员经过164小时的学习,认识了1638个字,并能初步写信。这充分说明了“速成识字法”的效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于4月23日举行了颁奖典礼,奖励了速成识字法的创造者祁建华。各地通过报纸、杂志、广播、幻灯等形式进行深入而又普遍的宣传。4月24日教育部全国职工业余教委会召开了常委扩大会,听取了北京和天津在工厂和农村中实验速成识字的情况和经验,又讨论了今后如何在全国职工中利用速成识字法扫除文盲的问题。中华全国总工会于4月31日发出通知,责成各级工会组织,展开“速成识字法”的重点实验工作。要在工农教育中推广速成识字法,同时要在工农群众中进行广泛的宣传。

1952年5月15日,教育部发出《关于各地开展“速成识字法”的教学实验工作的通知》,并确定河北省为“速成识字法”实验区。5月、6月教育部连续发出通报,介绍山西、东北、天津等地推行“速成识字法”开展识字运动的情况。推行“速成识字法”以来,全国城乡参加扫盲识字学习的人数大量增加。但由于各地文教工作的领导干部对扫除文盲工作在整个国家建设工作中的适当地位和扫除文盲工作本身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认识不足,一开始便出现了轻率冒进的现象。为此,1952年9月23日至27日,教育部和全国总工会联合召开了全国扫除文盲工作座谈会。会议认为,要防止和克服推行“速成识字法”中的过急过躁、草率从事的偏差,切实做好巩固工作。会议提出今后扫盲工作的任务是:“大张旗鼓,稳步前进,由点到面,限期完成”。为了加强对扫除文盲工作的具体领导,1952年11月5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19次会议通过决议,成立中央扫除文盲工作委员会,任命楚图南为主任委员,李昌(兼党组书记)、林汉达、祁建华为副主任委员。扫除文盲工作委员会设办公厅、城市扫盲工作司、农村扫盲工作司、编审司。1953年1月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召开的大区文教委员会主任会议指出,扫盲工作1952年秋后有冒进,原因是把扫盲看得太简单。为了纠正扫盲工作中的缺点,2月23日至3月5日,中央人民政府扫除文盲工作委员会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扫除文盲工作会议,对开展扫盲运动中出现的盲目冒进的表现进行了分析,有关领导做了自我批评。并对扫盲工作进行了整顿。经过1953年的认真整顿,纠正了扫盲工作中的盲目冒进的偏向。

识字运动中,全国各地采取了多种多样的学习方式,如工厂的“车间学校”、煤矿的“坑口学习小组”、农村的“地头学习小组”、妇女的“炕头学习小组”,运输队的“火车队学习小组”等,努力把更多的迫切要求学文化的人组织起来。几年开展识字运动的结果,出现了第一批基本上扫除了文盲的工厂:长春新华印刷厂、北京人民印刷厂、抚顺露天煤矿北机电厂、石景山发电厂等等。农村里出现了不少的“文化村”。全国扫除文盲的数字在逐年增加。到1953年为止,在职工中已扫除文盲近100万人,农民中扫除文盲308万人,许多从“扫盲班”毕业的学员升人了业余学校。

三、积极稳步地扫除文盲

经政务院批准,1953年10月19日起,扫除文盲工作委员会与教育部合署办公,并创办了《扫盲通讯》。11月24日,扫除文盲工作委员会发布了《关于扫盲标准、毕业考试等暂行办法的通知》,其中规定:在识字方面暂以能识到500字以上而未达到扫盲标准者为半文盲;不识字或识字数在500以下者为文盲。扫盲标准,干部和工人一般可定为认识2000常用字,能阅读通俗书报、能写二三百字的应用短文;农民一般可定为认识1000常用字,大体上能阅读最通俗的书报,能写农村中常用的便条、收据等;城市劳动人民一般可定为1500常用字,阅读、写作可分别参照工人、农民标准。这些标准可根据具体情况灵活掌握,适当伸缩。1954年3月,教育部和中央扫除文盲工作委员会发布《关于1954年组织农民常年学习的通知》,有效地巩固了扫盲成果,防止了“回生”。1954年8月,教育部、扫除文盲工作委员会联合召开第一次全国农民业余文化教育会议,提出争取15年左右的时间,基本上扫除农村2亿多青壮年文盲。在扫除文盲运动中,采取集中与分散、常年学习与季节性学习、农民的生产互助组织与文娱组织相结合等形式。

1954年11月18日,根据国务院指示,中央扫除文盲工作委员会合并于教育部。1955年5月13日,教育部发出通知:省、专、市、县各级扫除文盲工作委员会的办公机构与同级文教行政部门实行合并。6月2日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加强农民业余文化教育的指示》指出:农民业余文化教育,必须密切配合农村互助合作运动和生产的发展,积极有计划地扫除农村中的文盲,并逐步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

要在过渡时期内基本上扫除青壮年文盲,3、5年争取基本上扫除主要乡干部的文盲。《指示》认为,由合作社、互助组统一管理农民的生产和学习,把二者结合起来,应当成为今后发展农民业余文化教育的基本方法。为此,扫盲工作采取了比较集中的形式,春耕之后,除能够集中的仍然集中学习,对不能集中学习的人采取比较分散的形式。全国各地农村扫盲工作的部署和师资训练工作于10月下旬至11月上旬结束。扫盲中注意贯彻了“以学致用”的方针。许多农民业余学校采用自己编的教材,先教学员学会本村的人名、地名和日常生活中的常用字,有的地方先教会社员1到10的数目字和“日”、“月”、“工”、“分”四个字,这样社员们就会用这些字记工分账了。1956年1月1日,团中央发出通知:要求全国农村团的组织普遍建立青年扫盲队,规定乡团支部设扫盲委员,扫盲委员兼青年扫盲队队长。

1955年12月6日,教育部发出了《关于筹办各级扫除文盲协会的通知》。在1956年3月15日召开的全国扫盲协会成立大会上,陈毅作了重要指示:扫盲工作是文化革命的第一步。他要求把不识字的人组织起来,采用各种扫盲的方法,常年坚持学习,向文化进军。不识字的人要自觉地参加文化学习。陈毅最后希望全国的知识分子和识字的人都积极参加扫盲工作,成为扫盲大军中的好战士。大会一致通过了全国扫除文盲协会的章程,并选举陈毅为协会会长,吴玉章、林枫、张奚若、胡耀邦、董纯才为副会长。4月18日,国务院转发教育部、全国扫盲协会《关于各级扫盲协会人员编制方案》,要求各地参照设置机构配备人员,开展工作。到1956年12月底,全国已有23个省、市、自治区建立了扫盲协会或筹备组织。江苏、福建、广东等省有80%左右的县、市建立了扫盲协会,河北省保定专区有74%的乡建立了基层扫盲协会。

四、扫除文盲运动的高潮

1956年3月9日,国务院举行第25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扫除文盲的决定》,3月29日发布。《决定》要求从1956年开始,紧密地结合着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合作化的发展,按照各地情况,在5年或者7年内基本上扫除文盲。并对解决有关扫除文盲的师资、课本和组织领导等问题作出了具体指示。《决定》规定扫除文盲的对象以14-50岁的人为主,超过50岁的文盲如果愿意识字,应该欢迎他们学习。《决定》把扫除文盲标准规定为:工人识字2000个左右;农民识字1500个,能够大体上看懂浅显通俗的报刊,能够记简单的账,写简单的便条,并且会做简单的珠算。要求扫除工厂、矿山、企业职工中的文盲的95%左右,农村和城市居民中的文盲的70%以上。4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积极领导扫除文盲运动》,将扫除文盲运动推向高潮。中共中央提出的《1956-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中也规定:从1956年开始,按照各地情况,分别在5年或者7年内基本上扫除文盲。

随着扫除文盲运动的开展,各地普遍制定了扫除文盲规划,加强了对扫除文盲工作的领导。各地根据历年工作经验和当前新的情况,对扫除文盲的学习组织、学习制度和教材内容都作了改进,在不同程度上提高了扫除文盲工作的效率,但也出现了急躁冒进现象。为了积极地稳步地开展扫除文盲工作,各地实事求是地修订了计划,分期分批地扫除文盲。1957年3月8日,教育部发布的《关于扫除文盲工作的通知》中要求:着重扫除40岁以下工农群众中的青壮年文盲,40岁以上的文盲如果愿意参加识字学习,当然也要欢迎。干部中的文盲,除少数有特殊情况的人以外,都应当扫除。还提出:在40岁以下的文盲中,一般要求扫除工人文盲的85%左右;扫除农民、市民、手工业合作社社员文盲的80%左右。到1957年上半年,全国已有2200万人脱离文盲状态,并已有160万人达到高小和初中毕业文化程度。广大的工人和农民学习文化后,生活和生产方面都起了很大的变化。如成都市红旗铁工厂吴绍成,原来是个文盲,学习文化后,从报上吸收先进经验,改进了双铧挡草板的操作方法,生产效率从每日生产600件提高到1300件,打破了当时全国最高的纪录。

1958年2月27日至3月6日,教育部、全国扫盲协会、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联合召开了18个省、市、自治区的扫盲先进单位代表座谈会。国务院副总理、全国扫盲协会会长陈毅作了指示。他要求来一个文化上的“原子爆炸”,改变中国又穷又白的面貌。到会的85个代表向全国提出了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内基本上扫除青壮年文盲的倡议。一个群众性的扫盲高潮很快形成。许多地方提出了这样一个动人的口号:“一切识字的人都要动员起来教人识字,一切不识字的青壮年都要组织起来努力学习”。许多省市的党、行政领导部门充分估计了扫盲工作的有利条件,打破了保守思想,制定了扫盲工作的规划。主要是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鼓起革命干劲,不断克服那种认为生产不能扫盲的保守思想。办法是:全面规划,分期分批,多种方式,长年学习。黑龙江省成了全国第一个基本上扫除青壮年文盲的省份。到7月中旬为止,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已有9000余万人参加文化学习,3200万人达到扫盲毕业标准。在全国范围内,已经有近1/4的县、市基本上扫除了青壮年文盲。

1958年10月以后,由于全民炼钢铁运动和秋收,农民业余学习陷于停顿,各地出现复盲现象。

为此,中共中央、国务院于1959年5月24日发出《关于在农村中继续扫除文盲和巩固发展业余教育的通知》。1959年12月29日教育部召开的全国农村扫除文盲和业余教育工作电话会议,1960年1月12日教育部在福建召开的农村扫盲和业余教育工作经验交流会,都重申了贯彻执行中央扫除文盲的决定,要求各地将扫盲工作坚持开展下去。

五、注音识字运动

从1960年1月开始,一个利用拼音字母扫除文盲和巩固扩大扫盲成果的注音识字运动首先在山西展开。注音识字的扫盲方法是山西省万荣县创造的。它解决了扫盲运动中两个大问题,一个是消灭了扫过盲又大量回生的现象,一个是保证了认识1000多字的农民可以无师自通地大量阅读注音书报,在自习中不断增加识字的数量,而且还是推广普通话的工具。2月初山西省在万荣县召开了全省注音扫盲现场会,2月11日山西省委发出指示,要求各市、县迅速开展学习拼音字母运动。吉林、山东、安徽、四川、辽宁等省注音识字运动也在积极开展。

1960年5月11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推广注音识字的指示》。指示指出,山西省万荣县注音识字的经验是我国文化革命中一项很重要的创造,号召全国迅速推广这个经验,力争提前扫除文盲。遵照中央指示,全国各地一个学万荣、赶万荣的注音识字运动蓬勃开展。

模范民校教师邢春环创造了快速拼音教学法,使山东省平原县成了利用汉语注音方法扫盲识字和进行工农业余文化、技术、理论教育的一面红旗。全县青壮年和许多老年幼儿以至聋哑盲人共30多万人,投入了学习汉语注音和讲普通话的运动。人人身上戴布条,文盲戴黄布条,非文盲戴红布条,黄的见了红的问,红的见了黄的教。平原县不仅广为利用汉语注音扫除文盲,而且在全县基本扫完文盲后,在工农业余文化教育和技术教育中仍然坚持发挥汉语注音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50年来,我国共扫除文盲2.03亿,成人文盲率由1949年的80%以上降到了15%以下,青壮年文盲降低到5%以下。我国的扫盲工作赢得了良好的国际声誉。1984年以来,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举办的国际扫盲奖评选活动中,中国先后有11个单位获奖,其中有6个单位获大奖。这些奖励和荣誉充分说明了我国扫盲教育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对世界扫盲行动也作出了重要贡献。

(《党的文献》杂志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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