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我又受命协助拟定题词。
题词。谁题？题什么？何时发表？
何时发表？此时已是4月下旬，赶“五四”青年节肯定是赶不上了——党和国家领导人们要务缠身，日理万机，不会等我们随请随题。更何况他们还要留出充裕的时间斟酌挑选，还得蓄精养神，从容凝思，再布局运笔——毕竟是要上头版，与其他领导人的墨宝摆在一起，经亿万军民瞻仰品评的。
考虑来考虑去，决定建议5月12日见报。那么中央领导题词最晚的期限，应该定在5月10日。
谁题？原则上是在党和国家领导人中选，地位越高越好。党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与国务院总理赵紫阳本来都在名单上。上下商量几次，找机会探他们的口风，赵紫阳的意见是：请老一辈革命家题吧。最后确定了请八位领导人题词：86岁的叶剑英、79岁的邓小平、74岁的李先念、78岁的陈云、81岁的彭真、79岁的邓颖超、82岁的徐向前、84岁的聂荣臻。
谁题和何时发表，自有团中央头头与中共中央办公厅磋商去，不归我们操心，但与我们“题什么”有关。为了草拟题词稿少返工少受累，送审一次成功，就得揣摸题词者的心理特征、职务身份、语言习惯。虽然题词代拟稿并不会限定哪位元老选题哪一条，而是由他们自已选定，然而我们起草时对谁有可能选题哪一条，还是有所考虑的。
题词不好拟。要简明扼要。要通俗易懂。要高瞻远瞩。要亲切平易。要有文采。要少雕饰。要有气势。要少教训。要每条能独立，能被单抽出来引用。要合在一起能互相补充。夜以继日，字斟句酌，推而又敲，敲而复推——“的”字删去为妥。“的”字增加为宜。“奋斗”改成“进取”。“进取”改成“拼搏”。“拼搏”改成“献身”。“献身”改成“奋斗”。
最后拟定了11条——8位元老，我们多拟了3条备选。
另外一支人马重新起草给党中央的报告，并代拟党中央批复，大功告成。重新校正了口径，在报告与批复中都写上了一模一样的一段话：“要围绕树立共产主义人生观这个问题，学习她百折不挠、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学习她渴求知识、刻苦自励的顽强毅力；学习她对社会尽责、为人民服务的献身精神。”像“五讲四美三热爱”、“四个坚持”、“双百”、“二为”等有中国特色的简称一样，这段话被归纳为“一个围绕三个要”。只要中央认可了，就是上方宝剑！
团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胡锦涛签署：“同意报送中央。”时为1983年4月22日。
然后便是——等待。
5月。坐落在北京前门东面一箭之遥的共青团中央淡黄色12层大楼，又一次成为新闻单位瞩目之处。五四青年节刚过，5月9日，中共中央发了19号文件，向全国各级党组织批转共青团中央书记处和中共山东省委的报告；同一天，通过新华社向全国公开发表；第二天，全国所有报纸都在头版头条刊登了批复和报告。
元老们的题词也陆续来了。
那天，团中央办公厅秘书处收到部分题词后，通报了宣传部。我们几个年轻人好奇心盛，一起涌去瞻仰真迹。不料秘书们已经把手迹锁进了机要档案保险柜：“兆国同志交待了，发表之前一律不外传。”
“外传？我们参加题词拟稿，还是‘外’？”
“对不起，反正兆国指示不能给秘书处以外的人看。”
“那……我们要请新闻单位发稿呀！”
“好办，”秘书处副处长早有考虑，“到公布的那一天，你们领摄影记者来拍手迹，文字记者嘛，我们给准备题词打印件，由你们去散发。”
“……”我们面面相觑好一会儿，才又不满地问，“搞这么神秘干嘛？”
他们倒是耐心解释：“有历史教训呀！1963年那次毛主席为学雷锋题词，本来定好了公开发表的日子，不知怎么控制不严，让一家小报抢先把照片发出来了！”
哦……不知真耶假耶？没想到这活剧的后台也“内外有别”。不得一睹真迹，只好悻悻而归。
5月10日，军委办公厅通知团中央：叶帅今天题词了。八位元老的墨宝总算都齐了。很好，一切可以按预定计划进行，我们马上通知新闻记者明天来。
第二天，团中央宣传部熙熙攘攘，记者们来催要题词了。我们却得知一个意外的消息：叶帅题词尚未送到，秘书处暂时无法打印散发。
怎么回事？团中央赶紧打电话催问军委办公厅。他们也着急了：叶帅正在广东休养，只知道昨天他题了词，至于题词在哪儿……我们马上打长途电话找他的秘书和警卫参谋要！
广东方面回话：题词不是昨天与别的东西一齐空运回京了嘛！你们在卸下的东西中仔细找找。
仔细找找，没有。肯定还在广东。再打电话！
京广两地，热线往来，折腾了好一气，终于还是在广东那边找到了。空运过来来不及，那就电传发过来赶上记者发稿吧，原件随后再发来。
我们这帮工作人员已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电传倒是快，一得知叶帅题词的内容，我们又傻眼了：他与邓颖超写的是同一条——我们代拟稿中的第六条：“青年先锋，时代楷模”！
两位老革命家不约而同选中这条最短的题词，给我们宣传上出了个大难题！读者、观众肯定大惑不解：叶帅与邓大姐的思路和用词怎么绝对雷同？莫非事先商量过？不，真商量就不会撞车了。那么，是有人导演的？导演到老一辈革命家头上了？！
从团中央书记到我们跑腿打杂的紧急开动脑筋，相熟的记者也你一言我一语帮着出主意：怎么解决这个难题？请他们中哪一位赶紧改题？给两位元老的秘书打电话，都碰了一鼻子灰。再说，也确实来不及。实在无奈，团中央一把手王兆国拍板了：就这么发稿，有副作用就让它有副作用吧！
事过许久，才有一个小伙子说（当时文中我没有点出名字，这“一个小伙子”，就是令计划。——老高注），他当时想起一个主意：把这两句话八个字一分为二，叶帅与邓大姐各取一半，一位留下“时代楷模”前一句，一位留下“青年先锋”后一句，不就避免了雷同？但他当时“足将进而趑趄，口将言而嗫嚅”，竟没献出这锦囊妙计！
记者拿到赶印出来的题词打印件，赶回各自的新闻单位发稿，我们几个工作人员心力交瘁，一屁股坐下来审视题词——当然，是打印件。邓小平选的是我们代拟稿中二条：“学习张海迪，做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共产主义新人！”最近一年，他讲了好几次“三有一守”，这一条正是为他准备的。除了邓小平、叶剑英和邓颖超是一字未改地选用代拟稿，其他元老作了些文字小改动，却都未超出代拟稿的内容范围。
一个多月的沉寂结束了。新的宣传洪峰隆隆而至。张海迪这个典型，上到了中国政治宣传的最高一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