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画、新衣服、好吃的都是我小时候向往新年的理由。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则是压岁钱。压岁钱不单要有，而且还要新。年底前家长们要到商店换一沓子新纸币，弹一弹能发出清脆的声音。小伙伴们都说拿这些纸币能把耳朵割下来。

我家亲戚众多，因此压岁钱往往要循环使用，最后基本到不了我们孩子们手上。时间虽然短暂，但正月里能揣几张钱，随时能摸索一下，感觉还是挺好。

到后来我才明白，给压岁钱其实是每个做长辈的责任。然而我做了二十几年的穷书生，总觉得自己还不需要去担当。毕业后我很快去了英国，负责任这事情早就抛到九霄云外。我曾经历过的憾事很多，这是其中之一。我不会让我的儿子们也这样。

二〇〇五年我清空了英国的积蓄回国，我觉得自己该负一些责任了。那一年我觉得自己的经济实力还可以，因此给外甥女们的压岁钱提高了一档。然而我们这一代都赶上了臭名昭著的一胎政策，而我因为出国有两个孩子。这就给姐姐妹妹们出了难题。于是我认为这种相互送钱的零和游戏实在没有意义，相约过年时都不再互相给压岁钱。

渐渐的，我的外甥侄子们也到了上大学的年龄。因此他们每有一个走进大学的门，我都会送给她一千人民币。这也包括我领导那边的孩子们。钱虽然不多，但代表了我对教育改变命运的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