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延安整风中王明并非毛泽东心中教条主义代表
2016年03月09日 09:12
来源：同舟共进 作者：罗平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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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毛泽东当时所批评并下决心要解决的教条主义，固然是党内一个时期以来比较普遍的现象，但其矛头所指无疑也涉及个人，张闻天恐怕就是当时毛泽东心目中教条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至于延安整风正式启动后，王明成为教条主义的标本，则是后来的事。

本文摘自：《同舟共进》2014年04期，作者：罗平汉，原题为：《也谈延安整风的缘由》，本文系节选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在《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中，不但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而且特地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向全党发出了开展马克思主义学习运动的号召。为了统管全党的干部教育并推动学习运动的发展，1939年2月，中共中央设立干部教育部，以洛甫（张闻天）为部长，罗迈（李维汉）为副部长。在中央干部教育部的领导下，延安的干部教育取得了很大成绩，初步建立和健全了干部理论学习制度，形成了全党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的风气，但“这两年的学习运动也有缺点，主要是存在理论脱离实际的倾向”。（《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对于这种情况，毛泽东很不满意。

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不但对“许多马列主义的学者也是言必称希腊”提出了严厉批评，而且对干部教育中的教条主义不满也作了充分表露。他说：“经济学教授不能解释边币和法币，当然学生也不能解释。十七八岁的娃娃，教他们啃《资本论》，啃《反杜林论》（这一句话建国后公开出版《毛泽东选集》时删去了）。这样一来，就在许多学生中造成了一种反常心理，对中国问题反而无兴趣，对党的指示反而不重视，他们一心向往的，就是他们从先生那里学来的据说是万古不变的教条。”〔解放社编《整风文献（订正本）》〕

教条主义虽然是一个时期党内较为普遍存在的现象，并不只表现在哪个人或哪群人身上，但在毛泽东眼里，教条主义无疑是具体的，有具体的目标与对象。在后来的整风中，王明成为反教条主义的头号目标，成为整风运动的众矢之的，但在毛泽东准备发动这场整风运动之时，他眼中教条主义的代表人物更多的恐怕还是张闻天。

张闻天1931年2月从苏联回国后，即就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经共产国际批准，1931年9月成立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以博古为总负责人，张闻天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

1933年1月张闻天进入中央苏区，即参加了博古组织的所谓反“罗明路线”的斗争，随后分管政府工作。“由于较多地接触与了解实际情况，张闻天在理论与实践的冲突中逐渐觉察了错误”，并提出了一些比较正确的理论观点和方针政策。（程中原《张闻天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特别是1934年1月下旬召开的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简称二苏大）上，博古采取“一箭双雕”之策，一方面将张闻天从中共临时中央排挤出去，另一方面又在政府中架空了毛泽东。但也正因如此，使毛泽东和张闻天有了更多的接触，也有了更多的共同语言，他们共同合作在遵义会议上改变了中共中央的领导格局，形成了著名的“毛洛体制”，即毛泽东成为军事上的主要领导人，张闻天成为党的工作的主要领导人。

在遵义会议至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前的这段时间里，毛、洛之间的合作是成功的，这体现在取得了与张国焘分裂主义斗争的胜利，使中共实现了从国共对抗到国共合作的转变，共同抵制了抗战初期王明在统一战线上的右倾主张。但是，他们之间在个人性格、工作方式、教育背景等方面又有明显的差异。据曾长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胡乔木回忆，即便是“毛洛体制”刚刚形成的长征时期，他们之间就有一些矛盾。张闻天曾下令，所有人都要几点钟起床，到时候吹号。毛泽东习惯于在夜里工作，早上起不了床，就发脾气说，哪里来的新兵？朱总司令也没有禁止过我！还有一次，毛泽东在会上交给张一份文件。张闻天说，这事会上不谈。毛泽东将文件扔到地上，认为开会不能讨论问题。而且毛泽东“讲话海阔天空，一讲可以讲很多，讲了很多道理。张闻天则喜欢刻板的工作方式，开会要有准备，有议程，按事先计划进行。列宁下过命令，开会发言不能超过五分钟，一位工程师发言长了，被他制止。张闻天也学了这种办法”。毛泽东非常不习惯这种开会方法，经常在会上转移话题。（萧扬《胡乔木谈毛泽东与张闻天》，《炎黄春秋》2011年第8期）

杨尚昆也认为，毛泽东与张闻天之间的分歧，“恐怕是从长征后期就开始了”。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根据国民党军的部署与调动情况，指挥中央红军四渡赤水。著名的《长征组歌》中便有这样两句歌词：“毛主席用兵真如神，四渡赤水出奇兵。”可是，当时的红军指战员怎能想到这是“出奇兵”呢？因为部队围绕赤水河来回兜圈子，整天走路，不但十分疲劳，而且减员严重。“在这种打圈圈情况下，很多人就跟洛甫反映说，这样不打仗又死那么多人，是不行的。对这种打法洛甫也不了解。彭德怀也不了解，因此也跟他讲，其实毛对彭不了解是最不高兴的。这里还有王稼祥军事方面对毛有意见，他又不跟毛直接讲，就跟洛甫讲，洛甫就跟毛讲，毛就发脾气。”林彪也给中革军委写信，建议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随军主持大计，由彭德怀任前敌指挥，迅速北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1935年5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四川会理城郊召开扩大会议（即会理会议），对林彪写信一事提出批评，但在会议过程中有人说张闻天到过彭德怀所在的红三军团司令部，同彭作过交谈。其实张并没有到过红三军团，当然也不存在张与彭联合起来反对毛泽东的问题。杨尚昆认为，“这根本是个冤枉，毛主席却一直深信不疑。我以为毛同张的疙瘩那个时候就结下了”。（张培森《杨尚昆1986年谈张闻天与毛泽东》，《炎黄春秋》2009年第3期）

杨尚昆还认为，毛泽东对张闻天最不满的，是张反对毛泽东同江青结婚。毛泽东是个性很强的人，认为张竟然管他家里的事，对张此举很不高兴。

今天看来，毛泽东发动延安整风的根本目的，当然是要从根本上解决党内长期存在的教条主义问题，从而真正做到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而在党内高级干部中，在毛泽东眼中，身上教条主义特征比较明显的，无疑是1931年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之后进入中央领导层，且有留苏经历的王明、博古、张闻天等人。王明虽然是党内集教条主义之大成者，但由于1931年11月他就到了莫斯科工作，没有像博古、张闻天等人那样与毛泽东发生过直接的冲突，所以毛泽东在酝酿延安整风之初，应当说并没有将王明作为教条主义的主要对象。博古虽然自王明离开上海后被指定为中共中央临时负总责，成为中共中央事实上的总书记，但自遵义会议之后，在党内已不负重要责任。毛泽东当时所批评并下决心要解决的教条主义，固然是党内一个时期以来比较普遍的现象，但其矛头所指无疑也涉及个人，张闻天恐怕就是当时毛泽东心目中教条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至于延安整风正式启动后，王明成为教条主义的标本，则是后来的事。

1940年12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当前形势，毛泽东在发言中特地讲到了党的历史问题，认为遵义会议决议只说是军事上的错误，没有说是路线上的错误，实际上是路线上的错误，所以遵义会议决议须有些修改。在苏维埃运动后期土地革命潮流低落了，但民族革命潮流高涨起来。在过去这两个时期的“联合一切”“打倒一切”的东西，的确不是马列主义，当时主持的人认为是马列主义，实际上这都是绝对主义。毛泽东讲完之后，一些人表示赞同毛泽东的意见，张闻天则在会上表示：在苏维埃运动后期虽然因反对立三路线不彻底又犯了“左”的错误，但当时还是进行了艰苦的斗争的，还是为马列主义而奋斗的，路线上并没有错。故而这个问题的讨论并没有深入下去。同年12月25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中央关于时局与政策的指示》。同一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毛泽东起草的这个文件。会上仍有人不同意提苏维埃运动后期的错误是路线错误，认为只是策略错误。“这种认识分歧引起了政治局内一次激烈的争论”。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只好妥协，没有讲这一时期是路线错误”。（《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虽然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作了“妥协”，但此事在一定程度也坚定了他要解决苏维埃运动后期路线错误，对历史上教条主义的危害进行彻底清算的决心。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演讲，用胡乔木的话说，“用语之辛辣，讽刺之深刻，情绪之激动，都是许多同志在此以前从未感受过的”。杨尚昆则说：“毛主席说了很多挖苦的话，什么‘言必称希腊’，中国的实际一点不懂，没有调查研究，等等。实际上是指的洛甫，我们都听得出来。”（《杨尚昆1986年谈张闻天与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