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我自己还处理过一个高级干部变质案。新疆农垦文工团的一个唱京剧的有名的花旦，一个小姑娘，来告一位很高级别的将军，说他和她生下孩子后又不管她们母子了。她去找他，他就告诉下面的人说他不认识她，不见。这事情是我和王文两个人直接处理的，但知情者还有杨尚昆和他的秘书孟繁述。当时，我是科长，王文是我科里的，是支部书记。凡控告这一类的信件，我让王文具体负责。他把小姑娘告状的事告诉我之后，我觉得我们两人级别不够，听多了不合适。我就去找杨尚昆的第一大秘书孟繁述汇报，说有人来告某某，我们不好谈，你看是不是请杨主任出来见一见？孟繁述也觉得这是大事就立即请示了。可杨尚昆说，你们去谈，不要说我，不要答应说领导要见，我也不能见。你们谈了以后，写出来按程序往上报，写出报告后我再报告主席。但是，我们谈了把情况都汇报给他了，他还是一点动静没有，也不给主席汇报。这位姑娘告状的时候就住在崇文门外花市上三条，见不到中央领导，得不到答复，她就天天到中南海来，比我们上班还来得早。我知道这事儿那位将军不对，可是我不能处理他。那姑娘又挺可怜的，而杨尚昆到了也没跟主席说这事，我就自己给新疆打了个电话，找了那里的领导人，叫他们来把小姑娘接走，还叮嘱千万不要报复她，否则再出了什么问题，比如她想不开了自杀了，那责任追究起来就都要受处分了。后来新疆派来一个副书记接人，问我到底怎么回事，我就对他讲，不要多问，她要跟你讲，你们也不准扩散，扩散了你们自己恐怕也会有麻烦的。我又劝这个女孩子，调一个单位，找个人结婚，不要再提这个事儿，忘掉，就当做了一场恶梦。她说，我对××（职务）还有感情，不愿嫁人。她又问我她能不能回老家。我说，回老家，人家问你孩子哪儿来的，你怎么回答？给你调个地方吧。后来这个女孩没有再来，可能新疆那边处理好了。
　　杨尚昆回避，我和王文就只好商量着处理。这件事那位将军不承认。可人家小姑娘讲得有根有据的，将军身上有什么疤痕，她都讲了，不会是捏造的。这事我都不愿意再提，真觉得将军给党丢脸，他做的还不如一个普通男人，一点儿不负责任，更不如托尔斯泰《复活》里的聂赫留朵夫！人家最后还知道忏悔呢，将军却不知道忏悔。毛主席当时是党中央的最高领导，群众来访他不可能都出来接见。这个级别人物的事，我不能自己上报主席。而杨尚昆该汇报的却不汇报。所以，毛主席是不知道的。在我看来，就腐化变质而言，党内的“高岗”，决不是一个。
　　高岗事情、粟裕蒙难和这位很高级别的将军的不齿行径，以及建国初那些老大姐们反映的高级将军们的腐化变质和堕落行为，都加在一起，我就开始赞成和拥护毛主席的纯洁党的思想了。所以不久之后，即1957年党内整风运动开始后，我就积极参加整风运动，给秘书室和中办的一些领导提意见，成为了中南海“八司马事件”的主要发起人之一。再后来，我也是满怀热情和真诚积极投身于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无产阶级的文化大革命。在文革中造反派也造了那位高级将军的反，但毛主席不知道他在新疆的那些事还要保他，而且是让我去保他。我真是不情不愿。主席要保我也不敢不保，就出来为他说好话。我对造反派们说：“将军当年打仗非常英勇，全国的解放，他是有功劳的，他是你们的解放者，也是我的解放者。”将军为此给我写过感谢信，用毛笔写的，写得很诚恳：“很感谢你在这么困难的时候帮助我，你讲的话非常好，我会永远记住……”我1968年出事后，这封信也被抄走了，估计他们烧了。邓小平上台后，这位将军，当了很大的官。后来去世葬礼很隆重，给他的评价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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