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交者: Europeanese 于 2005-6-22, 06:21:01:
人民时评：重温著名史论《甲申三百年祭》
裴智勇
今年是农历甲申年，60年前，郭沫若写下了著名的史学论文《甲申三百年祭》。今天，重温这篇文章，仍感蕴味悠长。
上个世纪40年代，毛泽东曾经向全党推荐这篇文章，并把它作为党内整风的重要文献；80年代，它一度被选入中学课本。近年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也在各种场合一次次提到这篇文章。这篇文章到底讲了些什么？为何能经受时间考验而历久弥新？
《甲申三百年祭》写的是1644年明朝被推翻、李自成由胜而败的史实。文章写了前后上台的两个“执政党”：以崇祯为首的“皇帝党”和以李自成为首的“农民党”。皇帝党执政时间长，农民党执政时间短。当年，毛泽东要求全党吸取李自成因骄傲招致失败的教训。今天看来，皇帝党、农民党的执政教训和经验都极为深刻。这是一篇谈执政能力、执政教训的难得的经世之文。
正确的政治纲领和政治路线，是执政党凝聚人心的旗帜。以常理推知，皇帝党也是想国家富强、人民安居乐业的。崇祯即位之初，奋力除掉了危害国家的大奸臣魏忠贤和客氏集团。但是后来，“他仿佛是很想有为，然而他的办法始终是沿走着错误的路径。”当时，全国许多地方发生了旱灾、蝗灾，接着是大规模的饥荒，有明智的人士提出要向富人和臣宰要钱粮，以应对艰难时局。由于朝廷显贵反对这种意见，崇祯优柔寡断没了主意。面对当时最大的危机——饥荒，皇帝党没有制定正确的政策，最终导致大规模农民起义。而反抗皇帝政权的李自成农民党采纳了“不杀人，收天下心”的意见，提出“迎闯王，不纳粮”的政治口号，实行赈饥民的政策。套用现在的话，这次饥荒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帝党在挑战面前落马，农民党趁势而上，抓住了机遇，夺取了政权。
好的执政理念只有落到实处，执政党才能取信于民。有了好的执政思想，确定了正确的政治路线以后，关键是看落实。皇帝党首领崇祯很有自我批评精神，他曾经屡次下《罪己诏》，向全国人民检讨自己的错误。在这些检讨书里，他说：“今出仕专为身谋，居官有同贸易。催钱粮先比火耗，完正额又欲羡余”，由此看来，对官僚的腐败，他似乎看得非常清楚。还说：“嗟此小民，谁能安枕！”，似乎对老百姓也是很有同情心的。他还说：“张官设吏，原为治国安民”，这话到现在看，也还不失积极意义。但是，结果呢？说归说，做归做。皇库里堆积大量金银财宝，拔一毛有利天下的事，帝党却也不做。崇祯更没有拿出有效措施整饬官吏，反对腐败。结果，老百姓因饥荒吃树皮，吃石头，竟至人吃人的境地。郭沫若批评皇帝党是“口惠而实不至”。可见，人民群众评判执政党的好坏，是看实际行动，不是看官样文章，不是看口头表态。
善于用人和保持队伍团结，是执政党立于不败之地的关键所在。明王朝到了崇祯执政，260年浸淫教化，从全国读书人和武人中挑选出一批治国安邦的人才，应该是可以做得到的。然而，崇祯不是放眼四海选任人才，而是依赖宦官，依仗近侍。在使用人才方面，对枢要人物的升降，时常是“朝三暮四，轻信妄断”。结果用了些什么人呢？朝内以大学士钱士升为首的官僚集团反对明智之士提出的合理政策建议；在外的名将杨嗣昌、宋一鹤、左良玉烧杀劫掠，为民所苦。而对时局提出合理应对策略的武生差点丢掉性命。队伍建设的糟糕为王朝灭亡埋下了伏笔。农民党同样没能避免这一误区：内部分裂使李自成最终溃不成军，丧失战斗力。李自成兵败逃出北京，一路损兵折将。元气大伤之际，又受重臣牛金星挑拨，杀大将李岩，导致高层分裂。军师宋献策、大将刘宗敏同李自成分道扬镳。由于用人不善、队伍分裂，帝党和农民党在危难时失去依靠，先后走向失败。
同人民群众的关系，永远是衡量执政成效的最重要的标准。君为轻，民为贵，社稷次之。这是中国最古朴的政治格言。唐朝的李世民也说：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可以推测，崇祯是知道这些道理的，所以有下《罪己诏》讨好民意的举动。但是，帝党同人民的实际关系怎样呢？大臣马世奇的一篇《廷对》有很好的说明。马世奇解释老百姓起义原因时说，“非附闯也，苦兵也。”“苦兵”是因为政府军队破家、杀人、屠城，“人之居者、行者，不得安保其身命”。老百姓“遂至视贼如归，人忘忠义”。当时，政府用兵剿“寇”，而老百姓望“寇”剿兵。对于崇祯来说，这是莫大的讽刺。同人民群众关系形同寇仇，水火不容，最终使明王朝双脚深陷于坟墓，不能自拔。当然，农民党执政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也在于脱离了群众。李自成进了北京，身居皇宫；丞相牛金星在忙着筹备登极大典，搞开科选举，招揽门生；而将军刘宗敏搜刮赃款，“杀人无虚日”。清军在关外，而山海关只有几千人防守，庞大的人马在北京享乐。忽略与群众的关系，是执政党最大的危险，此言非虚，帝党与农民党的失败也绝非历史孤证。
1644年，风云变幻，王朝更迭。短短一年，帝党和农民党相继败亡，令人不胜感慨。重读《甲申三百年祭》，鉴往知今，深感这是一面难得的历史镜子。
来源：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