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w hi is Chinese workers income: 539Yuan for 68% of the work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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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交者: LLow 于 2005-10-24, 08:27:04:

  20多年来,农民工的血汗劳动和低廉工资,成为推动中国经济迅猛增长的最重要因素之一,但他们却由此受惠不多生,或者死,这是一个问题。

  含辛茹苦几个月,却拿不到工钱,生活陷入绝境,激愤之下连杀四人,甘肃农民工王斌余案引起舆论的广泛关注,一个本来在司法上毫无悬念的死刑判决,在舆论的追问之下却显得可疑起来。

  对王案的讨论,涉及司法与媒体的博弈,民意与法律的冲突,个体公正与整体公正的较量。也许,这些讨论最终无法挽回王斌余的生命,但这并不妨碍这次讨论的价值,随着讨论的深入,公众关注的焦点从司法公正转向了社会公正,转向了关注中国数量庞大的农民工整体的生存状态,还有在此背景下社会和谐遭遇的严重挑战。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04年全国农民工的月平均工资为539元,而同期的城镇职工月平均工资是1335元。这组数据意味着,2004年全国因为雇佣农民工一项就节省了11462亿元的工资开支,相当于当年中国GDP的8.5%,这大体相当于中国当年的经济增长率,可以说民工的劳动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尽管农民工在城市工作和生活,可他们的孩子却不能在城市上学、家庭不能团聚、没有社会保障、没有医疗服务、没有就业培训、缺乏社会支持。这就导致他们的基本权利屡遭侵害,甚至剥夺了他们在城市的生存与发展机会。

  1980年后出生的打工仔打工妹越来越多,相比他们的兄长父母等老一代民工,我们称他们为新生代民工。现在的打工仔打工妹们已经不再是20多年前的那些茫然、木讷,仅想出来挣点活命的钱的农民,他们是现代传媒和通讯技术教育出来的新一代工人阶级,他们有更强的城市生活动机,更不能容忍社会不公和身份歧视,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往往会采取一些比较激烈的对抗性行为,来直接或间接地表达他们的不满。

  事实证明,如果“他们”过不好,“我们”——所谓的城里人也过不好,也许,我们原本就不该分彼此。

  -本刊记者 黄广明 发自深圳

  被忽视的中国奇迹的创造者

  “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员、学术界和新闻媒体,人们在谈论深圳的辉煌成就时,总是提到总设计师的英明,历任领导的审时度势,毗邻香港的地缘优势,中国的大环境如何有利,”刘开明说,“却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千百万外来工,其实正是他们,为这个城市的发展做出了最大贡献与牺牲!”

  2005年8月26日,是深圳经济特区成立25周年纪念日。但一位深圳人却对官方纪念方式的某种缺失表达了不满。

  40岁的刘开明博士是非政府组织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ICO)所长,也是其附属的外来工社区学院的负责人,2001年3月成立的这家机构一直关注中国外来工的生存状况和再教育,关注和谐劳资关系的建立。

  谈到外来工为深圳、为中国经济所做的贡献,刘开明首先一字不顿地给记者复述了一系列数字:

  国家统计局公布,2004年全国农民工月平均收入539元,而同期城镇工人是1335元,也就是说,因为雇佣农民工,雇主每人每月可以节省796元。全国因雇佣农民工而节省的开支相当于当年GDP的8.5%,这大体相当于中国当年经济增长的速度,这还不包括福利、保险的节省,可以说是农民工的劳动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

  深圳市总人口有1200多万,其中户籍居民只有171万,外来人口中80%是农民工,深圳64%的税收靠制造业,而制造业里85%的员工是农民工;

  深圳就业的户籍人口不到100万,其中有10万左右是公务员,另外相当部分是各类企业的高管、国有垄断企业员工或个体、私营企业主。深圳80%的税收是农民工所在产业创造的。但是,农民工很少享受他们所创造的税收——2004年深圳税收1183亿元,地方财政开支425亿元,这些钱基本上花在了171万深圳户籍人口身上,其中10万左右的公务员受益最大;

  深圳是全国少有的几个收外来工子女借读费的城市。算一笔账,深圳800万外来工,子女在深圳的不会超过100万,只要财政拿出10亿,即每位身上摊上1000元,就可解决全部外来工子女上学的问题,同时可以促进民办教育事业的发展。10亿元,对深圳来说真是九牛一毛。须知,市政府一个幼儿园每年财政补贴就有几千万元;

  中国农民工群体有1.2亿人,其中进入制造业的占30%,占全国出口加工制造业就业人数的68%,中国的进出口额11547亿美元,主要靠制造业,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人正是农民工,没有这个群体的发展,就没有中国的可持续发展。

  20多年来,中国农民工为国家经济的迅猛增长做出了巨大贡献(由于不享有中心话语权,他们所做的贡献往往被社会所忽视),但农民工自己却受惠不多,犹如他们在城市建起一座座富丽堂皇的高楼大厦,最终却必须离去,让别人来享用。

  外来民工的严酷生存现实

  哈尔滨市最近接连发生两起进城农民工讨薪不成酿成的惨剧:湖北农民胡兴英向工头任某讨要4000元工钱未果,愤而将油漆泼向自己与工头后点燃,结果胡兴英经抢救无效死亡,工头任某被严重烧伤。就在胡兴英不幸死亡的第三天,从沈阳来哈尔滨市打工的曹庆也是因为自己与工友的工钱要不回来,一气之下把一瓶汽油倒在自己身上点燃自焚。

  据全国总工会不完全统计,到2004年11月中旬,全国进城务工的农民工被拖欠的工资约有1000亿元。为了索要农民工的1000亿元欠薪,整个社会至少要付出3000亿元的成本。

  外来工合理的工资报酬权屡屡受到用人单位的侵害,这主要表现在:一是同工不同酬,外来工虽然从事的是与城市人同样的工作,却拿着不一样的报酬;二是加班不给加班费或少给加班费;三是拖欠甚至拒付工资。

  近年来,国内因拖欠农民工工资而引发的纠纷大量增加,其中不乏命案,最近引起广泛关注的甘肃民工王斌余杀四人案不过是最新一例。

  除了拖欠工资外,农民工合法权益被侵害还表现在工作环境恶劣、缺乏劳动保护、超时疲劳工作现象十分严重,以及由此引发的职业病和工伤频发。2002年广东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的有关资料显示,珠江三角洲的外来工每天工作8小时或以下的仅占三成,其余七成超过8小时,10-12小时者占3成多,12-14小时者占四成多,每月没有休息日者竟占到四成七。同时,他们加班并不一定能拿到加班费,因为一些经营者把加班当成了盘剥农民工的又一手段。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外来女工的工作疲劳度存在较大的差异。相对来说,国有企业的女工工作最轻松,只有3.8%的人认为“非常疲劳”,觉得“比较疲劳”的也不到三成。在私营企业打工的外来妹工作最辛苦,六成多的被访者下班后觉得“非常疲劳”或“比较疲劳”,比国有企业高出三成。

  1998年11月1日到18日,深圳一家毛绒布织造公司挡车工刘涛,加班时间达到78小时,平均每天4个多小时,20日那天,她因为劳累过度而晕倒,被飞快转动的机器吞掉了双臂。在众多的个案调查中,发生工伤事故的三个最重要原因是工作时间太长、机器失灵和工人没有安全防护知识,其中连续工作时间太长是工人生命的最大杀手。

  出人意料的是,有调查显示,许多工人还是想加班,常见的说法是,“因为不加班工资很低”,由此可见,雇主把单位时间的劳动报酬压到最低,迫使工人选择用加班形式多挣一点钱。此外,对工人封闭式的管理把各个工厂与外部世界隔离开来,工作之外单调而贫乏的业余生活,使他们能够忍受加班的疲劳。

  有学者指出,农民工的心理特征正像边缘性人格障碍症患者一样,现实对欲望的无法满足带来了他们对现实的愤怒,农民工在对城市、农村双向逃避的同时,也有对城市、农村的双向对抗,如对现实社会的反感、不满及敌对情绪,背离传统道德,代之而起的是欺诈、行骗、及时行乐等极端个人主义等。这一观点似乎在对农民工犯罪问题上得到了回应。

  学者呼吁,应给予农民工更多的社会支持,增强其耐受、应付和摆脱紧张处境的能力。建议有关部门加强管理,改善农民工的生活条件,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从而有益于他们的身心健康。

  根本解决之道:让农民成为市民

  “外来工现在考虑最多的不是工资多赚100元还是少赚100元。2001年中国城镇职工平均工资为每月800多元,东莞的外来工已经可以达到这个数字,”刘开明说,“如果外来工在城里可以过上小日子,孩子可以在城市上学,家人能够在城市团聚,能够在城市里看病,能够获得各种社会保障,可以在城市安定下来,这个意义远比多赚一两百元工资要大。”

  “如果阿星与他的父母、姑姑住在一起,就有一个社会支持网络、制约系统,阿星就不可能杀人。遗憾的是,阿星的父母在深圳工作了十多年,仍然不能在深圳定居,社会体制不能给他们稳定感。”

  深圳市官方几个部门组成的外来工管理课题组于湖南、四川访谈在深打工返乡的“打工者”。许多外来工声称,他们很希望留在深圳,但在目前的制度、政策环境和低劣而不稳定的生存状况下,他们不能不选择离开,因为在深圳户口解决不了、工作不稳定、钱不好挣、干活太辛苦、生活条件差、经常受欺负、人身安全无保障。

  社会学家们的调查显示,由于农村依旧贫困,返乡的外来工大多数仍然会寻找机会外出打工,打工几乎成为他们改变命运的惟一途径,但城市又不允许他们定居下来,于是,农民工就只能在城市与乡村之间进退,并随着民工潮的涨伏而钟摆式地在城市与乡村间来回摆动。

  “由于个人能力、受教育程度、综合文化素养、发展机遇、勤奋程度、职业性质而产生贫富的不均以及收入的差异,是经济发展初级阶段正常的社会现象,但如果贫富悬殊与身份差异是因为制度设计的不合理而造成的,就是社会的不公正。”

  民工问题的根本解决之道,是让他们分享经济发展成果,建立社会支持体系,让农民工转化为城市市民。目前,以户籍管理制度为标志的城乡分割制度,是农民流动和城市化适应的最大障碍,也是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最大障碍。

  深圳人经常谈论救助内地贫困地区的失学儿童,然而在这个城市里就有很多失学儿童:即使父母已在深圳工作了10多年,每年为深圳创造经济财富、缴纳利税,但他们不享有在深圳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

  城市不是农民工的家,他们当然也不会全身心地爱护这个不是家的地方。各种犯罪和不文明行为就是农民工过客心态的体现。

  根据国家统计局2004年数据,中国现有进城农民工1.2亿人。他们主要是来自中西部贫穷的农村地区,只接受过初中教育且年纪在30岁以下的年轻人,其中82%的人到了广东、浙江、上海、北京、江苏、福建和天津等经济发达地区,仅广东就占47%,主要分布于制造业(30%),建筑业(23%),社会服务业(10%),住宿餐饮业(7%),批发零售业(5%)。他们已成为中国产业大军的主力,占全国加工制造业总数的68%,占建筑业的80%,占第三产业的批发、零售、餐饮业的52%以上。2004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达到136515亿元人民币,外贸进出口总额11547亿美元。而创造这一经济奇迹的主要是密集于出口加工制造业的外来农民工。

民工80后

  -本刊记者 黄广明

  根据年龄划分,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已经形成了两代农民工。第一代农民工生于五六十年代,他们于八十年代或九十年代初进入城市;第二代农民工生于八十年代,于九十年代末或新世纪初进入城市,生于七十年代的农民,则属于其中的过渡一代。

  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的群体特征为:年龄普遍较小,多在25岁以下,80后人越来越多,是伴随中国改革开放成长的一代;基本没有务农经历,但受学校教育的程度高;从进入城市打工的动因看,第一代农民工普遍将谋生活、赚钱作为第一目标,基本上是单一的经济型目的,新生代民工则还包括“习惯外出生活”、“羡慕城市现代生活”和“外出能够享受现代生活”等目的,其外出动机具有经济型和生活型并存的特点;对制度性身份的认可在减弱,农民身份被赋予了更多的社会涵义;部分人开始试着去认同流入地社会,如参加当地社会组织的一些集体活动,与当地人建立经常性的交往关系,甚至加入当地的一些社会组织等;对家乡的乡土认同在减弱,如对农活没兴趣,对农村的一些习惯和传统开始出现不认可,甚至持批评态度。总之,他们具有更多的城市化冲动。

  新一代农民工逐渐习惯于城市的繁华和快节奏的生活方式,难以忍受农村的破旧、贫穷和慢节奏的生活。虽然觉得自己的“根”仍是农村,但又与农村生活格格不入,矛盾的心情常使他们处于尴尬的境地。

  美国政治学家在对美国社会的移民进行研究时发现,与第一代移民比较,第二代移民的心理和行为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第一代移民由于有迁出地境况的比较,对于迁入地的社会不公平往往有较高的认可度,或者说,虽然他们在迁入地感受到种种歧视,但由于已经比原来的状况有了改善,他们一般并不预期与迁入地的居民有完全相同的权利和地位。第二代移民则不然,他们一般没有对于原来生活的经验,他们对于生活满意程度的参照主要是迁入地居民的生活,他们缺少父辈那种对生活的满足感,相反,他们较多地体会到与迁入地人群的生活地位差距时,便会在心理上产生更多的被歧视感和被剥夺感。与父辈的期望不同,他们强烈地要求自己的权利和地位垂直上升。在这种心理预期的驱动下,第二代移民面对不平等缺乏忍耐性,因而,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往往会采取一些比较激烈的对抗性行为,来直接或间接地表达他们的不满。所以,第二代移民的失范行为较多,犯罪率也较高。

  中国新生代农民工虽然不是出生在城市里,但从行为特征来看,他们已经具有第二代移民的心理特点,即要求与住所地居民(城市居民)更多的平等权利,如果这个需求得不到回应的话,他们可能产生更多的对抗行为,外来人员犯罪近年日益增多,也正好说明了这一点。

打工妹蓝元梅

  她是千百万珠三角打工仔打工妹中的一个,辛勤工作,补充文化知识,却对未来没有一个明确方向

  “每次回家看到家里就心酸,在城里呆久了,家乡却依旧贫困,妈妈白发也多了起来,只要想起妈妈,再苦再累也要好好干。”

  深圳天安数码城一带,工厂云集,数码城工人生活区,一间间鸽子笼般的房间镶嵌在一幢幢宿舍楼中,在一间阴暗逼仄的七人宿舍里,今年20岁的广西妹蓝元梅——千百万深圳打工仔打工妹中的普通一个,向我们讲述她的打工故事。

  自从2001年来深圳后,蓝元梅只回过两次广西上林县老家。今年7月,蓝元梅刚回了一次。

  2001年刚来深圳时,她只有16岁,只能办临时身份证。初中刚毕业,考上了中专,家里却没钱供她念书。父亲因贷款炒股票欠了一大笔债,至今下落不明,生死未卜,蓝元梅已有五六年时间没有见到父亲。蓝元梅有一姐一弟,姐姐也在深圳打工,弟弟在家乡镇上的中学念书。

  2001年她刚来深圳时,在关外宝安的一家电子厂工作。第一份工作做了一年多。“那时几乎天天上班,偶尔不加班。每天要工作12个小时,忙的时候要通宵工作,一个月才六七百元工资。”

  初来乍到的新鲜很快就被工作的疲惫所替代。蓝元梅记得,她们早上要7点起床,洗漱,吃早饭,8点就要上班,午餐和晚餐各有一个半小时休息时间,晚上通常要加班,10点半左右下晚班,消夜,排队洗澡,洗衣,跟打仗似的,通常要到凌晨才睡。蓝元梅和她的工友们普遍睡眠时间不足,上班打瞌睡,焊锡的烙铁把自己的手给烫了,这样的事经常发生。

  有一次蓝元梅生病,正赶上工厂赶货,请假厂里都不准,只允许打针休息几个小时。还有一次蓝元梅的姐姐大老远来看她,小蓝要去车站接姐姐,想请半天假陪姐姐,工厂只准假两个小时,接回来就要她继续上班。

  管理人员对工人很不尊重,下班要搜身,看有没有偷走产品,男工就直接搜身,女工用电感器探测。

  有时工人想辞职,工厂还不批,非要辞职就别想要当月的工资。还有一次,一位中年工人工作中不小心把手指切掉了,工厂马上让他离开原岗位,在厂里打扫卫生。“公司做了很多违法事情,但总觉得告状没有用,劳动局都应该是护着老板的。”

  对初次来到城市打工的蓝元梅来说,第一份工作着实让她领教了都市生存的残酷。

  高兴的事?“高兴的是认识了很多朋友,不高兴的是,本来大家玩得很好的,但有些工友提了班长后,就开始对我们凶起来。”

  在第一份工作做了一年之后,蓝元梅换了一份工作。这是一家助力器厂。老板不错,比第一家厂人性多了,逢年过节请大家吃饭,还组织员工到海滨玩。工资也比原来涨了一些。问题在于工作环境太糟糕。车间太热。

  又工作了一年两个月,2004年6月,蓝元梅来到关内的精量电子厂工作,这是一家美资企业,比较严格地遵守劳动法。参照深圳近期公布的最低工资,有690元,像蓝元梅这样经常加班的工人,月收入可以达到1400多元。

  业余时间,不加班的话,“以前是很无聊的,就是看电视。”从去年9月开始,蓝元梅和她的很多工友们参加了一个公益性质的外来工社区学院。在那里学习计算机,主要是学一些办公软件。另外这家机构还放电影,开舞会,办讲座,涉及劳动维权、人际沟通、预防艾滋病等等,很受周边地区工人的欢迎。“我们已经把外来工社区学院当成了一个家”,蓝元梅说,“以前没事就逛街,看电视,现在没事就往那里跑,生活充实了很多。”

  对未来有进一步的打算吗?“有打算,但还是有些不自信,总觉得文化知识不够,”小蓝说,“想做文员,或到商场做收银员,总之工资要高一些。”

  以前在关外的时候,小蓝一个月生活费花不到50元。现在则要花两三百元。尽管如此,小蓝还是省吃俭用,一年总要往家里寄上一万元左右,供弟弟念书,补贴家用。这是一个让记者汗颜的数字,尽管我的收入是小蓝的数倍,却没有眼前这位瘦弱的打工妹有家庭责任感。

  想在深圳定居吗?“定居?定居就要买房,这是我们想都不敢想的事。”小蓝说,“现在没有想得太远,只想家里能过得好,赚点钱,走一步算一步。”

  在外来工社区学院的学习让蓝元梅们懂得了知识的重要性,“我学会了上网,与人说话胆量也提高了一些。”

  对蓝元梅们来说,参加外来工社区学院,让这些打工仔打工妹们有了公共生活。作为外来工社区学院的一名优秀代表,蓝元梅参加过这个组织的一些公益活动,如探访麻风病人。“原来以为自己就是弱者,怎么能够帮助别人,现在发现弱者是相对的,我也能够帮助人,帮助人的感觉很好。”

  在城里呆久了,小蓝回家时都有点不习惯。“回家时看到一些熟悉的面孔,会觉得亲切,激动。”但家乡贫困依旧,“变化不大,好像更破了,家里都是泥土,不习惯,到了晚上漆黑一片,生活单调得要命,住了几天又想回深圳了。”

  “我们这一代人,会干农活的非常少了,大多数人都不想回去,但凭我们的实力在深圳定居又太难,大家对未来没有想得太多,只好走一步看一步。”

性工作者小S

  18岁,从湖南老家来深圳工厂打工,却受不了苦,到东莞从事性工作

  “如果父母知道我在外面做这个,会打死我的。”9月初的一天下午,东莞一家酒吧里,小S接受记者采访,只有在白天,她才有时间。晚上,她在东莞一家五星级酒店的“健身俱乐部”上班,性工作者。

  小S身材高挑,皮肤白皙,乍看一脸的风尘气。交谈几句后,会发现她其实颇为清纯,不懂事,甚至有点羞涩。“我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大四五岁,”小S说,“我是1987年出生的。”“1987年?”记者一愣,心里想,“就做这个了?”这是一个让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人感到时光飞逝的年份,再一回神,“哦,1987年出生现在也有18岁了。”仔细看她的肤色,是健康少女的白里透红,这是化妆化不出来的,而久做这一行的性工作者据说皮肤都很差,因为经常熬夜和生活不规律的原因。

  小S入行还不到一个月。

  今年年初,小S还在湖南老家的一所技校念书。“家里是农村的,没钱交学费,”学费一学期要1000元,小S有一个哥哥一个弟弟,弟弟刚上初中,家里负担不起两个孩子念书。“老师当着全班学生向我催学费,搞得我很没面子。”小S说。新学期刚上两天课,她就辍学了。小S的大哥在东莞打工,通过老乡,把她介绍到深圳一家工艺品厂打工。工作很辛苦,她上的又是夜班,从晚上7点到早上7点,刚开始的新鲜劲马上让位于疲惫和单调。收入也不高,平时每个月七八百元,经常加班才能拿到一千元。

  在工厂做了约半年,小S就开始托人打听,想换个轻松点的工作。一个多月前,一个年长她几岁的老乡从东莞打老话给她,说做这个赚钱,也不是太累,小S犹豫了好几天,终于答应了。

  来到东莞一家五星级酒店的“健身俱乐部”,负责人对小S的身高相貌大为满意。于是那位先行一步的老乡教小S怎样接待客人。而在此之前,小S只有过三次性经历,是在深圳与认识不久的男朋友发生的。“现在,我们已经分手了。”谈到这里,小S说,“我想请教一下,他刚离开我就和别的女孩子好上了,你说,他是真的喜欢我吗?”一脸真诚的疑惑,望着我。

  对性工作者,某些文艺作品通常有血泪斑斑、苦大仇深的描述,但从小S的讲述中却丝毫看不到,她比较满意目前的工作。相比以前的工作来说,这里工作环境好,收入又高,正常情况下,小S一天有四五百元收入。有一次,一位客人给了她1000元的小费,“接到钱的那会儿,我真有点震撼,这可是我当初在工厂辛苦一个月的工资啊。”

  害怕感染性病和艾滋病吗?“我们这里要求客人戴安全套,很严格的。”小S说,一次一位客人死活不肯戴套,她也死活不肯给他做。“来我们这里的客人素质都还不错,毕竟是住得起五星级宾馆的嘛,有不少是台湾香港的商人,多数是中年人。”有些客人做完就走,不浪费一点时间;有一些就要跟你磨半天。

  小S惟一害怕的是被家人知道她在做这个。换工作后,她对哥哥说是在宾馆做服务员,哥哥听了都一肚子不高兴,说在宾馆做容易学坏,做服务员也不行。

  业余时间干什么呢?“逛街,看电视。”小S说,她刚做这一行,觉得还有点新鲜,但看她的那些姐姐们,一个个都空虚得很,平时就爱化妆,买衣服,还赌博,她们一个月能赚一两万,有的还被人包了做二奶。这些小姐中,有一些跟小S一样,是嫌在工厂打工太累,改行做这个的。也有许多从老家一来就做这个,有的已经做了四五年。

  你今后会变得跟她们一样吗?“不知道。”小S一脸茫然。但她知道做这个不是长久之计,“打算把今年做完,赚点钱,供弟弟念书,再开个店……”

  打工群体的分化

  广东东莞市人民医院。18岁的华怀德安静地躺在病床上,黝黑的脸上略显疲惫,带着憨厚的微笑,19岁的曾红燕站在旁边,白净单纯的面庞,目光充满关切。9月1日晚8时,一次突发事件,让两个素不相识的打工仔打工妹的命运在异乡连接。

  当时,曾红燕与工友在商场购物后回厂,一歹徒突然夺走她的手机,曾红燕拼命追,不久遇上与朋友散步的华怀德。小华知情后也紧追不舍,将歹徒逼进一间厕所,随后扭送出来,让其交出手机。歹徒佯装掏出手机,不料却掏出一把匕首,刺向华怀德左腹,随后撒腿就跑,小华继续追,没几步觉得巨痛,发现腹间鲜血直流,肠子已经漏出……

  现在可以知道的是,这件事中,歹徒是外来工,受害者是外来工,见义勇为的也是外来工,外来工占据了事件的所有角色,可以说,此事极好地体现了外来人员的分化,也恰好隐喻了本地市民对外来人员的心理,既相互隔膜又相互依存,既爱又恨。

  在农民工中,由于种种原因,也已产生了较明显的阶层分化趋向。有些人已成为雇主、老板、包工头,有些人还是打工仔、打工妹,还有些人则走上歧途。前者和后者是少数,普通的打工仔和打工妹才能代表农民工的主力。

祝强:从受害者到维权者

  左手绕过腹部,在右边裤袋里掏出一包烟,再用左手抽出香烟,用左手打燃火机,这一系列动作,在旁人看来有些别扭,但对祝强来说已经很自然。

  他没有右手。他的右臂止于腕关节前。

  祝强面色黝黑,双眼略显浮肿,一脸乡村中年男人的沧桑,很难想到他只有23岁——1982年出生。

  2000年,18岁的祝强高中毕业,从老家四川南充农村来到深圳,好不容易找到一家塑料制品厂的工作。

  工作不到两星期,就出事了。

  “刚进去时什么都做,连续一个星期,每天工作时间不低于14个小时,最早晚上11点下班,最晚凌晨3点下班。第二天早上7点就要起床。”

  祝强出事前做的工作是高温融化次品,即将生产出来的不合格产品放在一个传送带上,送进炉内高温熔化,终于有一天,“疲劳,神情恍惚,加上机器老化,没培训就上岗,见别人操作都没有几次”,祝强的右臂随着塑料卷进炉内,抽出来时,右手已经全部烧死,送往医院,必须截肢。

  然后是向工厂索赔,打官司。2000年开打,2003年才结束。“企业开始说赔7000元,这显然太少,”祝强说,“我也不知道要赔多少,问朋友老乡,从几万到上百万的说法都有。”

  高中毕业的祝强开始学习有关法律知识,“我的目的是与厂方谈判,但在这个过程中我喜欢上了法律。”

  打官司,要钱,没有,找朋友借!可朋友们大多是和他一样的打工仔,手头拮据,有时候只要一上门,朋友就知道他来借钱了,弄得祝强很没面子。但他铁了心要把官司打下去。

  谈判桌上,祝强提出赔偿15.6万元,厂方不干,拖着不给。接下来是劳动仲裁,法院一审,二审,再审,在给法院的民事起诉书中,祝强索赔30多万元,法院最终判赔4.8万元。三年官司下来,这笔赔偿金除去支付的各种费用,所剩无几。

  2002年时,生活陷入困窘的祝强做起了销售,几个月后收入达到了每月四五千元,接近深圳白领的收入。祝强的经济压力大大减轻。他本来可以在这条路上继续走下去,但一个想法在他心中始终萦绕不去。在打官司过程中,祝强了解到,在珠三角像他这样的工伤致残的打工仔还有许多,而他们的索赔道路几乎都遭遇重重阻碍,进城农民工普遍不了解自身权利。起初,祝强下到各工厂,把劳动站的电话抄给工人们,告诉他们如果发生侵权事件他们可以投诉。后来,他萌发了做一个劳工维权组织的想法。

  2003年,这个名为“残疾人协作服务部”的机构成立。祝强的拍档、另一名成员袁云祖也是一名残疾人,在工伤中他失去了一只手,另一只手也掉了几个手指。机构的两名负责人,加起来只有祝强的左手一只完整的手。后来,这家NGO更名为“深圳志强信息咨询部”。机构宗旨是:传播可持续发展理念,倡导劳资关系和谐发展,促进企业与工人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的良性互动。

  “首先要改变的是工人的观念。”祝强说,有些工人朋友之间欠5元钱,可以打得头破血流,但工厂欠他们500元,他们都忍气吞声。

  另一方面,祝强也希望通过机构的工作来转变资方的态度,促进他们重视工人权益,最终达到劳资关系的和谐。“现在工厂不到20岁的工人很多,社会、工厂都应该提供一个提升他们的机会,对他们进行文化知识、公民道德、权利义务方面的教育,而不仅仅是职业教育。”

  2002年以来,立志从事劳工维权事业的祝强得到了国内一些机构的帮助。他一直接受各大学、NGO的培训,自己也参加了法律专业的自学考试。

  祝强和他的同事袁云祖都不住地抽烟,他说这是他们文字和知识功底不济带来的后果,现在的事业带给他们大量的思考和文书工作,但囿于学识,他的表达很不通畅,于是每当写文章的时候就拼命抽烟提神。

  23岁的祝强,24岁的袁云祖,两人都是残疾人,都是恶劣劳动环境的受害者,都是80年代生人,他们都碰到了钦佩自己的女孩,都结了婚。

农民如何成市民

  且看韩国和中国台湾的经验

  韩国和中国台湾都曾是农业人口为主的社会,为什么两地能成功地城市化?其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它们没有把人区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户籍制度,所有公民能自由选择职业,自由迁徙居住,公民的权利不会因为社会出身而有很大区别

  -刘开明

  韩国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虽然产生了第一代产业工人,但人数仅10多万人,其工业化始于20世纪60年代。在50年代以前,韩国是一个地道的农业社会,全国五分之四的劳动力是农民,其中大多数是小自耕农和佃农,农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0%以上。但60年代开始的出口导向型工业化策略彻底改写了韩国的历史,大量农村人口涌入汉城、釜山、仁川、蔚山、马山、丽川等沿海城市和出口加工区,从农民子女转变为领工资的产业工人。虽然自诩为农民儿子的韩国总统朴正熙曾出台保护农业和农民的政策,但城市收益的增大和农村经济增长的乏力,都使流入城市和工业区的打工仔、打工妹几乎没有了返回农村的意图和可能性。韩国的工业化模式有三大特征:第一,产业转型的迅速崛起伴随着千百万农民工转变成领工资的产业工人;第二,以牺牲农业和农民利益为代价;第三,高度集中于少数地区和城市,产业发展因工业组团和产业带而成为经济发达的城市组团。

  韩国的工业化历程与中国大陆更为接近。韩国的资本家主要是通过剥削廉价的农村劳动力实现利润最大化而发展起来的,他们极少关心工人福利,基本上不培训工人,更乐意招聘农村来的年轻女工,压制工人组织,因此到70年代中期,就已经出现工人不愿意在工厂工作的现象,随后不得不大幅提高工资,或把工厂搬迁到中国大陆。

  相对而言,台湾因土地狭小,加上很多工厂主是从地主转型而来,工厂散布于全岛各地的乡镇,但也形成了高雄、彰化、新竹等新兴工业城市,这些城市的一线工人基本上是来自农村佃农的子女,劳动艰苦程度不亚于韩国以及中国大陆80年代以来的台资工厂。

  虽然在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工业化过程中,当地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村人口转移到工业部门和城市来的时候,发生过罄竹难书的悲剧,但是,这两个地区却用20年时间成功发展成为“亚洲经济四小龙”之一,民众生活富足稳定,中产阶级的人数稳步上升,迎来1980年代以后的政治民主和经济繁荣的新时代。

  为什么这两地能够成功地转型为城市化社会?其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它们没有把人区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户籍制度,所有公民有自由选择职业和自由迁徙居住的权利,公民的权利不会因为社会出身而有很大区别。例如,在韩国,由于大量农村人口涌入一些新兴的工业区,也曾出现过交通紧张、教育学位紧张、住房紧张、医疗资源紧张、犯罪率增加等社会问题,但主要是通过市场调节和政府、民间非营利机构合力提供公共服务来解决的。因此,在韩国和台湾的社会经济转型期间,民办的教育、医院、社区服务中心得到了很大的发展空间。

  其次,是政府大力发展职业教育,鼓励民间机构培训工人。例如,韩国通过由国家管理的技术学校和职业学校承担了为整个劳动大军提供培训和提高劳动技能的责任,从而使韩国产业工人的教育水平不断提高。1974年,生产工人当中大约有47%受过中等教育,到1984年,已经有69%的产业工人受过中等教育,在机械行业,高中毕业的工人占半熟练工人的59%,占熟练工人的90%;台湾各县市都建起了不少私立和公立的职业技术学院。到80年代,台湾地区的高等学校已经发展到160多所,中等职业学校更是不计其数。到80年代中期,超过80%的产业工人接受过高中以上的教育。

  再次,各种围绕进城农民提供服务的微型商业(有点像现在东莞、深圳的无证小店)蓬勃发展,使这些农村进城家庭实现了就业多元性,并在城市扎下根来,直接促进了新兴城市的商业和社会服务业发展。韩国、台湾最早进工厂的工人主要是打工妹,由于工厂劳动强度大,工作时间长,她们在20多岁结婚生子后,几乎很难继续留在工厂,因此微型创业(小商店、各种小服务机构等)对她们维持生计以及家庭团聚就十分重要。由于有这三大因素,农村人口很快就成为城市居民和稳定的城市产业大军、消费大军,他们从中分享到了经济起飞的果实。同时,由于他们经历过艰苦的奋斗,并有农村生活与城市生活的对比,都十分重视子女的教育问题,支持子女接受良好的教育。到90年代以后,当他们的子女长大成人时,很多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大学生。这时,虽然工厂已经大半搬到了中国大陆,但他们的孩子仍然能够支持父母的生活,加上社区商业和服务业的发展,所以这些进城的移民生活并没有显著下降。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以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经验或许能够让人更清楚地看到我们的制度弊端,认识到只有让进入城市的农民工的梦想不再飘泊,整个社会才有可能走出浮躁、暴戾和断裂,实现和谐稳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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