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宣传的抗日英雄 zt

2006-11-23　14:0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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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金堂去世了，我心里很难过。回想过去……
那是1973年，一位老首长对我说： “咱们晋察冀有个有名的战斗英雄，叫樊金堂……去延安学习，以后到了东北，现在在辽宁。他挨了好几回整，目前下放某地，想回山西来，你帮个忙，把他调回来吧。”我说：“行。”会上研究通过，然后发个函，不久，这人就带着全家回到了太原。人回来了，情况也逐渐清楚了。支左的军人们背地里嘀咕，说我调回来一个“坏人”。我不放心，就问那位老首长： “听说他蹲过监狱……”他说：“扯淡!运动当中态度不好，抓起来的……他从来没有态度好过……哈哈。”樊金堂回到太原三个月不能分配，后来知道这些情况，直奔北京，去找他的老首长们。他人还没回来，电话来了。当时的省革委会主任过问此事，指示“妥善安排”。支左的军人们顶不住了，同我商量怎么安排，我说：“好办。”樊金堂抗日初期就是县大队的大队长，到70年代才只十六级，一次会上决定，安排在省测绘局任办公室主任。
他回来以后，我们才认识。我的老首长曾经多次向我讲述樊金堂的战斗故事。我同他认识以后，便常常问他。我是想检验一下老首长说的是否真实。现在要从头说那些战斗故事，读者也未必爱听。再说，我也不善于描写。我曾经想过，边区的著名作家不少，怎么没人写樊金堂呢?有个朋友对我说：“如果写樊金堂，那是宣传什么呢?”我一时回答不上来，他继续说：“宣传，宣传，不要忘了宣传……”我说，“宣传抗日还不行?”他说：“正是抗日，不能宣传……”我不能说服别人，只好说服自己。我说宣传抗日，也是顺着“宣传”的竿爬……文学是人学，它应该着眼于人。多年来，见物不见人，记吃不记打，呜呼哀哉!
樊金堂本质上是个侠客。他年轻时剽悍得很。他的大队最善于行军，尤其善于夜行军。他说打哪里就打哪里，三十里五十里，转眼就到，说拿哪个据点，手到擒来。搞得日本鬼子顾此失彼，焦头烂额。认真说来，日本鬼子也向他学习，学会了长途奔袭。有一次，军区抗敌剧社在某地演出，日本鬼子六十里奔袭，两路包围。聂荣臻司令员立即命令樊金堂大队去解围。电话上说：“把演员们都抢救出来，一个不能损失!”樊金堂的大队跑步赶往出事地点。他要求他的战士们：“男演员一个战士拉一个，女演员跑不动，背也把她们背出来!”他们赶到时，日本鬼子的包围圈已经合拢。他们冲进去，把演员都救出来了。那真是枪林弹雨……日本鬼子也懵了。他们绝没想到，樊金堂会有这一手，他真敢往包围圈里头冲……所幸，演员没有损失。他当时的警卫员，叫张培华，我们不久也认识了，他对我说：“老林场战斗，我背出来一个女演员，她就是胡朋。”张培华是个典型的旧中国农村的青年，淳朴、腼腆，招人喜欢。晚年他耳朵聋，可是喜欢跟人说话。他听不清别人说的什么，只为自己的话哈哈地笑。我常想，现在的农村里，已经不大见这种青年人了。别人也是打日本，樊金堂也是打日本，樊金堂把日本鬼子打得心服口服，自称“朋友”。当时驻军定襄县一带的一个日本联队长，相当于团长，叫什么，樊金堂说过，我忘了。这位联队长也是突发奇想，忽然给樊金堂写了一封信，说：“非常敬佩樊大队长，想同樊大队长见一面，不知能否垂允?”这一类的话，倒也十分的客气。樊金堂的豪侠气概一下子就表现出来了。批其信尾，说“愿奉教”，定了时间，地点，最后是：“在下恭候，樊金堂。”在约定的时间，那联队长带了一个翻译，不带武器，真的来了。战士们问：“来了两个鬼子，打不打?”樊金堂说：“别打哟!人家这是客情，咱们要以礼相待。”两人见面，互致敬礼，握手言欢，然后就在农村茅舍里的土炕上分宾主落座。那联队长首先说了一大套如何敬佩樊大队长的话……樊金堂忙命炊事员炒几个菜。我问： “都是什么菜?”他说：“就是炒鸡蛋，炒豆腐，记得有个炒干豆角，别记不清了，当时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有啥算啥。”我说：“喝的什么酒?”他说：“白干。”两人除了不谈打仗的事，别的什么都谈，主要是互相问候，家里有几口人等等。根据樊金堂的描述，我猜想这位联队长很可能是个绅士，很有派头，文质彬彬，翻译说他懂中文，熟悉中国古代典籍。而在他对面坐的樊金堂，却是个典型的中国农民。家庭成分中农，父亲是乡村教师。樊金堂身板粗壮，异常憨厚，初中毕业，不善言谈，只是说：“今日相见，万分荣幸，请喝酒，请用菜……”翻译问：“联队长请问，樊大队长娶媳妇没有?”樊金堂差不多脸都要红了。那时候他才19岁，还没有结婚。认真说来，这是抗日战争史上一个非常生动、非常深刻、非常独特的场景。一个日本绅士同一个中国农民，打得不可开交，又抽空儿坐下来，互相敬酒，开怀畅饮。翻译说，联队长深通中国的历史地理。这种所谓“中国通”，全世界到处都有。他们了解中国的各种东西，就是有一样，他们不了解，这就是中国农民。所有到中国来的外国人，他们只看到了码头上的中国苦力，却不了解东方亚细亚生产方式下的农民。他们最终都败在这些淳朴农民的手里了。所有外国的、西方的东西，概莫能外。这种农业文化的柔软的刚强，或说刚强的柔软，说来无比神奇……西方的和东方的帝国主义们，怎么能认识这种高级事物呢?
那联队长临分手时，说道：“樊大队长，有什么需要，兄弟一定帮忙，一定尽力。”樊金堂实际上是有点开玩笑的意思，他说：“我需要一挺歪把子机枪，两箱子弹。”联队长说： “一定办到。”在双方激烈的战争之中，开这种玩笑，古今中外是不多见的。谁知那联队长一言九鼎。隔了几天，前沿哨所报告说：“有两个鬼子，带着几个民夫，打着白旗，进山了。”樊金堂命令道：“既然是打着白旗，就不要打。看他们来干什么……”进山来才知道，两个日本兵，轮流扛着一挺日本造的歪把子机枪，后边四个民夫，抬着两箱子弹。樊金堂收到这些东西，高兴极了，嘴：里不停地说着：“够朋友，够朋友。”请两个日本兵吃完饭，樊金堂写了一封意思是“收到了”的回信，交给两个日本兵。那两个日本兵用半生不熟的中国话，说了半天才把意思说清：“联队长的命令，把东西送交樊大队长，就不用回去了，算我们逃亡了，真要回去，是要被枪毙的……”这把樊金堂给难住了。后来才想起来，把他们送军区。电话上聂司令员说：“这么大的事情，你樊金堂既不请示，也不报告……”樊金堂嘿嘿一笑。后来对人说：“一个日本人，想见我，这有什么可报告的。”这种事在他来说，好像稀松平常。
聂司令员非常喜欢他，很关心他，想培养他，就把他送到延安去学习。樊金堂参加革命，就是为了打日本。延安没有日本可打，只好安心学习。正赶上边区开展大生产运动，他劳动积极，表现好。后来见他老实可靠，枪又打得准，就口叫他去跑运销。他腰里插两把驳壳枪，一个人押着十几个骡驮子，北走包头，西闯兰州。路上土匪甚多，别人经常出事，他从来没有出过事。我问他：“你怎么不出事？”他说：“我没碰上过，真要碰上，自然也是凶多吉少。”他总是喜欢把事情往平淡里说，在他嘴里没有惊险事情。不过，他想这很可能是他的威名远扬的缘故。当时没有见过他的人，也知道有个樊金堂，厉害。学习完，任命他为后勤部长，师的架子，日本投降后开赴东北，便成了一个军，他依然是后勤部长。有人告诉我，行军路上，他看见一个放羊的老汉正蹲在路边抽烟，他装好一袋烟走过去：“老大爷，对个火。”把烟抽着，他也蹲下了。“老大爷，光景怎么样？”老汉就哭起穷来。他一回头喊道：“通信员，从骡驮子上拿一捆票子来。”他把那捆票子放到放羊老汉的脚前，说：“改善改善吧。”也是这次行军，从他家乡过，正好赶上一个庙会。听说樊金堂回来了，人们不看戏，都跑去看樊金堂。樊金堂的豪侠气概又上来了。庙会上有一排溜饭棚，他对卖饭的说：“凡来看樊金堂的，都管饭，最后我给结帐。”那次事情闹大了……反正也不怕，他是后勤部长，有钱。碰上一个小时候的同学，又是老战友，当时是县里的干部，腆着脸对他说：“金堂，我看你这手枪特别好，我挺喜欢，送给我吧。” 樊金堂说话不打磕：“拿去吧。”听说那次荣归故里，光手枪送人好几支。这种事情，严格地说，拿公家的财务，随便送人，不能算对。不过从前的人，同后来的人不一样，可以说大不一样。从前的人，不俗。不像后来的人们，针头线脑，鸡毛蒜皮，上纲上线，没完没了……像樊金堂这事，在从前，就是首长知道了，骂一声：“他妈的樊金堂，胡闹！”也就过去了。那时候人们甚至传颂着樊金堂的这种严重违纪行为，哈哈一笑完事。那时候人们都有点豪侠气概，都是英雄。樊金堂是这启迪地英雄中的大英雄，是鸡群中的鹤。后来人们变了，变得琐碎无聊。有一次在闲谈中，樊金堂以平静的口气说：“都是小人。”我听了这话就想，君子都到哪去了？所谓农业文化的优势，就是道德。把道德丢掉了，这就像一个人掉了魂儿一样了，连他是谁，他也不知道了。
事情总是朝着日益严重的方向发展。解放后第一个运动是三反运动（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樊金堂身为后勤部长，自然是在劫难逃。各种严刑吊打都来了……他贪污的数字，最终加在一起大大超过了他们部队的装备和给养的总和。定襄的一位老革命叫周铭，我问他：“樊金堂社会究竟贪污没有？”他说：“他贪污个屁，他连两条裤子都不趁。”就是周铭同志给我讲了上述的，庙会上给大家开饭，和送人手枪的事。周铭最后对我说：“他是个侠士。你听说过这种侠义之士吗？他就是有万贯家财，他也敢都送了人……”此后的历次运动，都跑不了樊金堂。樊金堂就是假装老实，最终还是态度恶劣……一次一次，变本加厉。樊金堂命大，开除、下放、坐监、劳改……总算没有被整死。他的身体好，依然故我，威风不倒。这事情我仔细考虑过，他没有被整死，同老首长们的关怀、爱护是分不开的。他毕竟是个有名的战斗英雄……再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像樊金堂这么一个生活俭朴的人，他贪污那么多东西干什么……不过，群众也恨他，主要是恨他态度恶劣，据说是非常恶劣。
三中全会以后，组织上主动给他落实政策，职务改为太原市城建局副局长。定襄县的老干部特别多，级别都很高。例如范儒生、梁寒冰、周铭、郭高兰等等。有一回他们一起儿回到了故乡，住在定襄县招待所里，院子里忽然人山人海，水泄不通，一问才知道，是来看樊金堂的。在故乡人民的心目中，他是一个传奇式的英雄。其他的老干部，虽然级别很高，不在话下。他晚年，喜欢吊尔郎当，爱喝酒，爱下棋。有人告诉我说，他看见樊金堂蹲在马路边，跟人下棋呢。我的棋，应该说比较臭。他的水平跟我不相上下，所以他喜欢找我下棋。有一次他老伴路明对我们说：“老攀下乡去了。这回他一时半会儿回不来，我给他带了十五条烟，够他三个月抽的。”谁知刚一个月，他就回来了。我一见大吃一惊：“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他笑一笑说：“没烟抽了。”我说：“路明说给你带了十五条烟，这么快就抽完了，怎么抽法？”他说：“我当队长，一开会，拿出烟来大家抽……”豪气不减当年，真是禀性难移。
最近几年，见面不多。他老了，我也老了，懒得动弹。忽然听说，老樊病故了，我难过极了。我老伴急忙买来挽幛。深夜，我写了：“伟大的民族英雄樊金堂同志永垂不朽！”说实在的吧，我当时是泪流满面。第二天，我和老伴赶过去，一同在老攀遗像前三鞠躬。我的心情非常沉重。说什么“时代造就了英雄”，当然不能说这话不对，不过，大家都是从那一个时代走过来的，怎么只出了一个樊金堂？老实说吧，英雄人物的高贵品质从来都被人珍视。把一切光荣伟大都归功于抽象的时代，这对吗？谁知道，也许是对的吧。樊金堂逝世于定襄县。听说给他送葬的有好几千人，许多老汉，七八十岁的人，都哭了。他们哭什么？我猜想，他们是哭历史，历史结束了，昔日的光荣早已灰飞烟灭了。
（戴杰摘自《山西文学》2002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