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无论是国内的影视作品还是学术文章，我们很少看到对于建国初期同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并称“三大运动”的“镇压反革命运动”的披露和描写。国外媒体和研究机构也很少对这一题材进行挖掘和研究。。。怎样才能大杀反革命，动员群众，而又不致造成中间分子的恐惧和不满呢?2月17日，北京市
在罗瑞卿的指挥下，一夜之间逮捕反革命675人，次日即公开处决了58人。注意到枪毙人犯有数万群众围观，而且兴高采烈，罗瑞卿明确认为，今后执行死刑前完全可以召开人民代表会议和群众大会等，报告反革命罪行，激发群众对反革命的仇恨心理。随后，北京市又进一步于3月7日夜一举逮捕了1050人。紧接着，北京市公安局专门在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扩大会议以及市区两级人民代表扩大联席会议，宣布反革命分子罪行，提交与会代表讨论惩治办法。经过一系列宣传工作之后，市公安局于25日当天分别在三处一次性就枪决了199人。[33](p124)

　　北京利用人民代表会议和群众大会，发动群众起来投入“镇反”运动的方式，给了毛泽东相当的信心。已经在“镇反”运动方面走在前列的天津市，也采取了相同的做法。不仅如此，它还在3月间进一步提出了一个具有相当气魄的补充计划，即准备在已经处决掉150人的基础上，再处决1500人。毛泽东对此高度赞赏，马上转发各地，兴奋地宣称:“人民说，杀反革命比下一场透雨还痛快”。“我希望上海、南京、青岛、广州、武汉及其他大城市、中等城市，都有一个几个月至今年年底的切实的镇反计划”，“都能大杀几批反革命”。[32]

　　终于，一直顾虑上海的工商业中心地位，担心震动太大的上海市委，也“深刻检讨了”前此放手不足的偏向。按照毛泽东的建议，上海市委报告中央说:上海决心在已经捕了1068人，处死100余人的基础上，再放手捕10000人，杀3000，关4000，管3000。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