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裔科学家的职场无形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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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交者: gopher 于 2005-11-03, 06:50:52:

亚裔科学家的职场无形障碍?

Jeffrey Mervis


亚裔科学家是美国生物医学研究实验室的一股主要力量。但是为什么担任领导职位的亚裔这么少?

病毒学家蒋观德总是觉得他的雇主——美国国立卫生院(NIH)每年用一场文化展来庆祝亚洲遗产周是很古怪的。蒋观德在谈到亚裔的时候说:“我们并不是因为伟大的厨师或者舞蹈家而出名。我们是因为伟大的科学家而出名”。根据200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尽管亚裔只占了美国全国劳动力的4.1%,他们却在美国生物学家中占了14.7%。因此,去年他和NIH/FDA中美协会发起了一个新风俗:邀请一位著名的亚裔科学家发表一次科学演讲。

今年5月,随着亚洲遗产周来临,蒋观德和他的同事有了另一个主意:为什么不借助这个机会调查一下亚裔科学家在HIN内部项目中的状态呢?蒋观德已经收集了一些在NIH升职机会的令人困扰的数字,而他希望看到他的数字是否与NIH的官方数字相符。

让他感到苦恼的是,数字是相符的。尽管NIH的280个tenure-track研究员(相当于助理教授)中的21.5%是亚裔,亚裔只占了950个高级研究员(终身研究员)中的9.2%。而在大约200个实验室或者部门中只有4.7%的负责人是亚裔。(在本文中“亚裔”包括所有使用亚裔姓氏的科学家,而不论他们的国籍或者移民身份。该群体主要是由中国裔、韩国裔、印度裔、巴基斯坦裔或日本裔科学家组成。)在特定研究所中,亚裔的比例更少。今年春天,NIH的最大研究所——国立癌症研究所的55个实验室负责人中只有一个是亚裔。在蒋观德所在的国立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NIAID),22个实验室负责人中没有亚裔。

对于蒋观德和其他人,这个数字意味着亚裔生物学家升职的无形障碍。这个数字似乎说明,亚裔在大多数实验室中受欢迎,并且那些证明自己确有能力的人就可以得到长期职位。(台湾出生的蒋观德拥有MD和PHD学位,1985年来到NIH成为Staff fellow,1993年得到终身职位。)但是他们不能指望进入高级管理层。“我们觉得这个领域不平等”,蒋观德说。他计算出在NIH的三大研究所中,亚裔占了适合提升为实验室主管的候选人中的12%。

一些亚裔生物学家说,NIH不是唯一存在职场无形障碍的地方。今年夏天,美国西北大学的神经科学家饶毅审视了他的研究领域中的两个主要专业学会:神经科学学会(SfN)和美国生物学和分子生物学学会(ASBMB)。他的发现比NIH的数字更令人困扰。

他的数字显示ASBMB的26个理事会成员没有一个亚洲人,这个学会的11个常任委员会中的193个成员中也无一亚洲人。亚洲科学家只占了这个学会的最高级杂志《生物化学杂志》(JBC)703个编辑成员中的不到4%。而21个有决策权的副主编中没有一个亚洲人。饶毅发现,在SfN的领导层中,亚洲人也不见踪影。亚洲人在18个委员会中的300个委员席位中只占2席,没有一人担任神经科学学会的15个选举产生的领导和理事职位。回顾学会的36年历史,饶毅发现只有少数亚洲科学家曾担任这种职位。


饶毅说这个信息是清晰的。“无论怎么描述这个现象,这个现象之下的问题是歧视,”他在今年7月写给两个学会的管理官员的信中写道。“华裔美国人倾向于保持安静,部分是因为没有人倾听他们的声音和他们所关心的事。但是这应该意味着他们永远服从别人和甘当下手吗?”

NIH、SfN和ASBMB的高官对这些数字没有怀疑,尽管他们有些人说他们对此感到惊讶。“存在职场无形障碍的现象,这很麻烦,”主管NIH内部研究计划的Michael Gottesman说。“这会让你思考是不是存在固有的偏见。”

寻找(问题的)因素可能有助于解释这种鸿沟。他和其他人去掉了新近来美国的亚裔科学家,语言障碍以及阻止亚洲人积极寻求升职和荣誉的文化形象这些因素。但是在最后,他们说他们的组织有义务尝试改善这一处境。“解决方案是简单的。我们需要让他们的成就更广为人知,”Gottesman说。今年夏天他和蒋观德以及其他三位亚裔科学家会面,讨论了NIH如何能(在消除歧视这个问题上)做的更好。


秘密问题

对于饶毅及其其他亚裔科学家,他们最近的调查证实了他们长久以来感到的情况。“这是个不言而喻的事实,”波士顿大学的神经科学家钱卓说。他于1986年从中国赴美攻读研究生,后来成为美国公民。“我们没有沦为典型的少数民族,因为我们并没有未被充分代表,特别是在科学上。但是你看到这么多(亚裔科学家)在梯队的底部,而在高层的那么少……这是个古怪的情况。”在今年春天给NIH主任Elias Zerhouni的一封要求NIH收集数据的信中,蒋观德解释说“我们希望向你破除一种常见的神话,即亚裔不愿意成为领导。”

但是密歇根大学的社会学家谢宇说,这个问题也很复杂。 他研究了科学家的行为以及美国社会日益增长的亚洲人。“常常是人们看到了统计数字,然后匆匆得出结论说存在歧视”,谢宇说,他于1982年从中国赴美攻读研究生,“我从未看到任何证据表明歧视。这(歧视)可能是真的,但是我们知道的还不够,没法证明”事实上,受《科学》杂志采访的几个亚洲裔科学家说他们没有遇到任何一种职场无形障碍。“我本人没有遇到。但是我也不是很敏感。”斯坦福大学的骆利群说。他在今年早些时候成为了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院的研究员。

尽管如此,骆利群说别人告诉过他无形障碍是存在的,并且人们似乎知道这个问题。他说,他在斯坦福大学的一个同事在收到饶毅的信之后联系了他。骆利群说,如同晴天霹雳,他被邀请进入了SfN的研究计划委员会。

Brandeis大学的神经科学家Eve Marder担任这个学会研究计划委员会的主席。她说学会的其他官员强烈地认为所有的小组的代表都应该是多样性的。“恰好今年他们都没这么做,而我建议委员会的委员会更主动一点。”他说他也建议饶毅采取一种策略,这种策略曾帮助女性升职:“寄给我们对学会工作感兴趣的人的名单,因此就没有人敢说他们不知道亚裔科学家”也愿意并且有能力为学会服务了。

委员会的委员会的负责人、宾夕法尼亚大学的Irving Levitan说当他看到数字的时候“震惊了”。“人们对于性别和未被代表成员非常注意,”他说,“但是说实话,我们没有注意到亚洲人,因为他们在实验室太显眼了。”

对于ASBMB的官员,饶毅的信息的语调和信息本身一样令人震惊。“这是一封非常无礼的信,”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的Linda Pike说。“他在指控我们不去寻找原因,而做了什么糟糕、可怕和卑劣的事情。你不能只看数字。”

在她对饶毅的回复中,Pike探讨了一个常被问到的问题:有多少亚裔科学家真正适合担任领导职位?“科学论文的华裔作者中有多少可以为ASBMB委员会服务?”她问到。“有多少选择回国,有多少认真地尝试在美国获得教职?”此外,她还提到,在获得研究资金、从而为升职奠定基础方面,“语言技能的缺乏可能给科学家带来严重的不利因素”。“尽管我同情你的担忧,在判断ASBMB涉及歧视的时候,还需要调查更多的东西。”

即便如此,学会主席Judith Bond说,ASBMB正在非常严肃地对待这项指责。上个月,Bond说学会决定邀请一位“华裔美国人成员”成为JBC的副主编,并且理事会计划在12月的会议上讨论这种“无形障碍”的问题。

对于Gottesman而言,(机构的)惰性和空闲职位有限,比亚裔科学家的资格问题更加妨碍事情的进展。“成员越来越多,”他说,“但是我们的实验室负责人的平均年龄比10年前大了10岁。需要让这些职位轮流得更频繁。”他说他的工作是提醒科学主管注意更广泛的候选人。

无形障碍并不意味着没有人在事业上成名。成功的例子有很多。事实上,一些亚裔科学家说,在描绘美国的一幅凄惨的景象方面,这种批评走了极端。“他们为一项良好的事业而奋斗,但是他们正在走向极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神经科学家蒲慕明在谈到那些认为数据证明了无形障碍存在的科学家时说。“美国是全世界包括中国在内,对外国科学家最宽容的社会。在10年里,饶毅很可能会在这些领导职位中担任一职,他的许多同行也会。”

实际上,许多人都期待着一个光明的前景。他们说,情况会改善,既因为当前这一代领导者的老去,也是因为亚裔科学家将更熟练地学会如何领先。“这是美国。你需要利用这些助你成功的品质,”杜克大学健康事务主管曹文凯(Victor Dzau)说。他出生在上海,在加拿大和美国接受教育。“这需要你有意识去努力。但是我预计,随着下一代科学家成长起来,这种不平等会缩小。”

蒋观德也认为变革正在到来。去年,他说他处正在离开NIH的边缘,那时候一位年长的同事让他相信历史在他的这一边。“当我在NIH成长的时候,”这位同事向他倾诉,“每一个医学主管和每一个主任都是WASP(祖先是英国新教教徒的美国白人)。但是他们得力的手下都是犹太博士。现在我们的最得力手下都是亚裔。这只是个时间问题。”这番鼓舞他的谈话,再加上最近他和Gottesman的会晤,让蒋观德相信NIH是他的事业。因此他说他将留在这里,等待不平等消失的时候。(完)

Science 5748, 606-607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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