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交者: kumusta 于 2005-11-16, 05:10:13:
我的老师所写的一篇振聋发聩的反科技腐败檄文
送交者: 平凡 于 2005-11-16 17:57:27
杨学峰先生是我最亲爱的老师，他的这篇檄文直面科技界的腐败现象，振聋发聩。现推荐给大家，共同赏析。加此贴没有征求杨先生的意见，但我想以杨先生的襟怀坦白，正直无私的性格，面对来自各方的压力和责难应该是无所畏惧的，并且我希望一切正直的网友能够给杨先生以坚决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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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内学术报告会排座次谈在中国消除封建等级制度残余问题
近年来我遇到过许多次国内学术报告会或专家评审会排座次的令人茫然的情况, 一直想发一通议论来抨击一下, 因此种令国际学术界饴笑大方的情况似乎正在中国泛滥成灾。由于这些年一直不断有更热门的话题要议论而长期未做，而最近我又遇上一两次与此有关的正面和负面的“强刺激”, 于是下定决心花一天时间来写一篇东西, 并套用一句文化大革命的用语，把这一问题提到一定高度来“上纲”分析一下。
这几年中，有两次“排座次”的负面冲击至今我仍铭记在心。几年前在大工“逸夫馆”举行的一次有数十位外国学者参加的二百余人国际会议上，记得我们的组织者硬是煞费苦心地按国内官场的不良风气搞了主席台，并把中外学者都分成了“坐主席台”的，台下座位前有小桌、饮料和名牌的，以及可任意就座的三类，令人极其反感。我在国外参加过多次有Nobel奖获得者参加的国际会议，从未看到过有给他们安排任何特殊座位的情况，你如果愿意完全可以和他们坐在一起并讨论各种问题。另一次负面记忆是2003年夏天我作为50名评审专家之一参加辽宁省政府的科技大奖终审，因为大工科技处一工作人员把我错报为“环境学院副院长”，我才“荣幸地”坐在了倒数第二排的一个角落（不然一定是最后一排的角落）。从沈阳回来第二天，我就把个别一等奖项申报人曾存在的严重学风问题、评委中的不正之风（个别评委竟厚颜无耻地送红包和部分评委公然公开交换投票项目号等）连同对“按评审专家兼任行政职务排座次”的荒唐做法的尖锐批评写了一封信给省科技厅厅长。在排座次方面，我建议他们今后要么只规定主持人座位，要么包括院士、厅长在内全部专家按年龄排座次，因为年纪大的专家需要近一点才能看清幻灯片。回来后我还向大工领导表示，因无力改变会内外各种不良风气，希望今后不要再推荐我参加省科技奖评审。
正面的记忆也有两次。第一次是1997年夏天，在北京参加由吴承康先生（力学所研究员、院士，早年留学美国，说一口标准英语）领导主办的第13届国际等离子体化学会议，到会外国学者超过百人。我依然记得十分清楚，会议在北京饭店的多功能厅进行，摆放了数百张完全一样的椅子，包括第一排也没有任何小桌。那天时任基金委主任（按我国官员等级制度是所谓的副部级）的张存浩先生（原化物所所长）是“第一贵宾”，我非常有意识地一直坐在第一排他旁边和他聊天。这次会议的组织工作得到了大家的一致称赞，我想这也包括每个于会者都能感到象在国外学术报告会上一样受到了非常平等的对待。第二个正面记忆是今年6月份，在北京参加的有近50个评奖小组分期举行的四年一次的国家教学奖评审会，我属于有15位专家参加的化学评审组。这次评奖工作由教育部副部长吴启迪领导，我虽至今未见过这位中国第一位民选的重点大学校长，但她的工作作风却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她在录像讲话中告诉所有评委，如果哪个教育部工作人员胆敢对评奖说三道四，任一评委可以直接打电话给她。果然未发现这些处长对评奖施加任何影响，会风也很好。在座位安排上，也是只设“组长席”，其余评委自找座位。在住宿安排上，更是无论院士、名牌大学校长还是民办大学来的青年专家一律打乱次序随机排开，每人一间标准间。我现在猜想，吴启迪女士或会务组织者一定有过国外求学或工作的经历，如果没有，那就更了不起了。
看来排座次好象仅是一个简单的会务安排，其实暗含了一个社会对人人平等这一反封建理念的认识和实践。与此相关的另一个非常可怕的现象是，近年来，一些带有浓厚封建等级制度残余的东西已经侵蚀到本应成为反封建先锋的科技界，最突出的莫过于我已说过多次的全国性的对院士的极其错误的顶礼膜拜。从1982年到 1999年，我先后与G. Pimentel大师、 R. Dixon教授（FRS）及Ian Smith教授（FRS）三位院士级人物一道工作过（后两位都访问过化物所，Dixon在大工也作过报告）。Pimentel大师不仅是化学激光技术发明人，也是一位伟大的民主斗士。1982年1月，我第一次见到他时，他刚从兼任的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副主任位置上卸任完全回到Berkeley工作， 在他的那间同时挂有大幅列宁象和硕大美国国旗的办公室中, 他见我说的第一句话是，“Xuefeng, welcome to the United States! From now on, please call me George.” （在世界发达国家中，有哪一个国家整天把院士挂在咀边并把院士作为头衔来称呼呢？据我所知，一个也没有。）就是这位1922年出生、1989年去世时被誉为“one of the best chemists in our time”的大师级人物，在他不幸患癌症离开人世前的半年, Berkeley化学系就公布了他退休的消息。而在我国，作为“永不退休的特殊公民”的院士，人人都得鞠躬尽瘁到生命最后一分钟。另一位1929年出生的被誉为“the best chemical physicist in Britain ” 的Dixon 教授，1999年访问大连时在我家里对我说，他67岁退休后，有套间的办公室已交出，现在占用一间很小的办公室还得年年由系主任审批。其实在一生中指导实验并一直亲自进行理论化学计算的他还一直活跃在科学界，如，他、（杨）学明和我等1999年发表在“Science”上的用理论解释我们在台实验结果的论文，就是由他执笔并任第一兼通信作者的。第三位是1937年出生的世界著名的化学动力学家Smith教授。Smith夫妇极具平等意识，我两次到伯明翰都被专门邀请到他们家里住一夜（据英国友人介绍，这在英国是很高的礼遇，他们完全没有嫌弃我这个来自贫穷落后国家的学者）。在我离开他的实验室十多年之后， Smith 教授65岁从伯明翰大学退休后，又回到了他所钟爱的剑桥，2003年，他用email向包括我在内的数十位同事朋友发出邀请，希望我们有机会到他剑桥的新家做客。我注意到，他近年仍有不少论文发表，这当然是他正在曾任讲师的剑桥大学“打临时工”。
我想，发达国家为什么不搞对院士的顶礼膜拜，至少有两方面原因。其一，和院士的学术贡献在同一量级的人至少十倍于院士总数，而学术水平与院士相当的至少比院士总数大两个量级，我们完全没有必要用“范进中举”那样的态度来对待院士的当选。其二，科学尤其是基础科学的发展，主要是靠三、四十岁的年轻人来推动，而不是主要靠六七十岁或七八十岁的“大师”们来推动。
我上个月到化物所一新建的高标准大楼参加一“973”项目的结题终审，看到把那里把几位院士的照片单独放得很大并与其他研究人员分开悬挂，十分茫然。另据说，大工和化物所都为部分院士配备了超大办公室（60-120 M2？），对此，我也持明确反对态度。特别是大工，我们的讲师还往往十个人左右合用一间办公室，一个院士要那么大办公室做什么？再看看人家美国一流大学是怎么做的。大家都可以立刻上一下近二十余年一直排名全美化学博士教育第一名的伯克利加州大学化学系网页，所有的教授、副教授、助教授简介全部打乱按姓名的 ABCD排次序，也根本不知道谁是院士（~55位教师中有十多位院士，到现在我也不清楚谁是谁不是）。在合作研究上，为了有利于青年教师脱颖而出，即使刚进校门、面临50%淘汰率的助教授与Nobel奖获得者间的合作也是完全平等的。再看办公室，今年二月，我参观了第二位在该系立足的华人教师（第一位是台大出身的Nobel奖获得者李远哲先生）杨培东副教授（科大本科毕业）的办公室和实验室，他告诉我他的这间办公室就是Pimentel大师退休前一直使用几十年的办公室。1972年出生的他，2000年进入该系任助教授以来，已在“Nature”,“Science” “Nature-Material”, JACS等重要杂志发表论文数十篇，短短五年不到，总引用已近3000次，他也获得了各种奖项。近年在大工，尤化物所已涌现出一批60年代出生的杰出青年学者（我也一直把韩克利、李灿、杨学明三位大工物理化学兼职博导的介绍张贴在我办公室外走廊上的展板中），但是如果我们5年左右不能出现一批七十年代出生的更杰出的青年人，我们就要认真思考一下，我们有没有象国外一流大学那样扶持年轻人成长，我们有没有在搞一些封建学阀之类的东西。
再从科技会议排座次说到国家层面，我在国外的运动场馆从未对设有座位舒适度与普通观众完全不在一个档次的主席台有任何印象，可是建立与观众隔绝的豪华主席台却是我们这个号称追求人人平等的社会主义中国的一大特色。我多次看到报道称，萨马兰奇在国外奥运场馆都是在普通观众席上和大家一起看奥运比赛，而我们中国的许多官员，不仅开会坐主席台，连看球也要搞特殊，好象和群众坐在一起就掉架、就会被群众干扰一样。
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2002年，我当时是市政协委员，写了一份关于纠正我市医疗卫生行业不正之风（医生手术收红包，开大处方提成等）的提案，因为市卫生局的监察室主任来了我办公室几次都无法说服我签字。后来由市政协提案委出面，组织了一次由一市政协副主席、市监察局副局长、市卫生局党委副书记等参加的、算是“陪同我”的集体视察（据说这是大连市政协历史上第一次为一个委员的个人提案组织集体视察），这次视察当然没能解决什么问题，而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却是向我们炫耀的市中心医院新建的高档局级干部病房（此前我并不确知有。副部级干部病房应在更高档医院里）。后来反思一下，为什么在我国一件药品出厂前十元钱，而到了患者手里可以翻及番乃至十及番，这个看起来只要下决心就不难解决的问题，为什么长期得不到解决。从根本上来看，就是那些制定政策的人根本不必象广大老百姓一样去排队看病，也没有大夫敢给他们乱开处方，即使开了他们也有地方报销。
我在今年年初提交的一份对农村计划生育家庭老人实行奖励政策的省政协提案中说，中国当前面临三大带有爆炸性的矛盾要解决，即惩治腐败、缩小贫富差距和缩小城乡差距三大问题，现在看来，还应加上一条，即从中央到地方，要下大气力逐步消除而不是扩大封建等级制度残余的严重问题。
从1982到2002年，我先后多次在美国、英国、法国、瑞士、日本等地呆了八年，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当然也有他们的一些基本问题，如美国民主中的“富人政治”问题、对少数民族实际存在的歧视问题、两党政治中的相互倾诈问题、美国政府霸权主义行径中为军火商服务的帝国主义本质问题等，但另一方面，我也深切地体会到，这些国家（除日本略差外）在反封建等级制度残余方面要比我们国家做得彻底得多。象美国，除了总统、副总统出于安全考虑依据立法有退休待遇外，其他官员，象换来换去的国务卿、州长等都不存在退休后特别待遇问题，而反观我们国家，只要当了几年某一级别的高级干部就要终身享受某种工资之外的、不向社会公开的、也不必取得各级人大通过的特殊待遇，这样就极易形成一个庞大的、脱离广大人民群众的特殊利益集团。
在消除封建等级残余这一严重问题上，据我观察，这些年我们上上下下不但没有有意去逐步消除，有些方面还在非常危险地不断扩大。如据我确知，副部级退休干部原来并没有专车专秘，而几年前却配备了专车专秘。实际上退休以后这些人即使办私事也完全可以要车随叫随到，公车实在排不开时，坐一下出租车有什么不可以？这中间全国形成的巨大浪费是可想而知的。在我们近亿农民温饱问题还没有解决的今天，这难道是我们把“执政为民”作为座右铭的执政集团所应做的吗？
1959年那年，在高中二年级政治课堂上“暴露思想”时，作为一个15周岁刚从西安市新城区少先队总队长的位置上卸下红领巾的少年，我曾勇敢质疑，“大炼钢焦是否得不偿失，喊毛主席一人万岁是否会形成个人崇拜”。四十余年后的今天，我愿意和大家一道探讨，如果一个执政集团，在他们夺取政权时，高喊“为反对一切压迫、剥削和特权而斗争”，而在他们执掌政权后却将各种带有封建等级特权色彩的东西制度化甚至扩大化，那么，这个政权的根本性质是否正在发生蜕变，难道我们不应当在他们身上击一猛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