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家”这三个字，从来就没有被定为敌人。当时定的敌人是地富反坏右这五种人，后来在左的错误情况下，增加成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阶级异己分子这八种。于是有人提出将知识分子定为第九种，但是毛泽东说“老九不能走”，。资本家从来就没有进入阶级敌人的名单中。
但是，又提出要反资产阶级，怎么不反资本家呢？怎么不把资本家当作阶级敌人呢？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对外主要是反美国大资产阶级和苏联变了修的大资产阶级（即毛泽东所认为的特权阶层）。在对具体的人上面并不反对解放前后的国内资本家。而对内则认为（如果从反左的角度讲就是错误地认为）党内走资派才是重要的资产阶级。或者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
这和毛泽东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的思想是一致的，就是说，任何时候，敌人的数量，一定是少的。比如在抗日战争期间，连拥护抗日的地主，都属于人民。
毛泽东说百分之九十五，是什么意思呢？是指的：在任何时期任何情况下，将整个社会中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定为人民，而必须只有少于百分之五的人，定为敌人。这是毛泽东所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的一贯的政策。甚至到了晚年文革的错误时，也是这样，只不过是不到百分之五的好人被错视为敌人罢了。
地、富 本来就属落后生产力
反、坏、右、叛、特 是巩固政权需要
走资派 讲的是党内，主张在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党外的根本就没动多少，杀的都是 特 的帽子。
当年无论是调动工作，还是提拔干部，经常要做的事情就是要填表。而当时的填表中就有一项叫“家庭出身”。这一栏有许多选项，如资本家，地主，贫农，中农，富农，城市贫民，工人，等等。除了“家庭出身”外，还有一个“本人成份”，这个栏目，当时我被告知的，及我认识的同事，都是填的“学生”。
当时的中国共产党有一个政策，叫“有成份论，不唯成份论，重在政治表现”。这句话在改革开放之后被许多知识分子们大骂臭骂，我已经看过不少这方面的文章了。但是，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文件中，是没有批评过这句话的，没有认为这句话属于极“左”的。
其实，在我看来，这句话应当是合理的。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明确认为自己是“阶级的政党”，这和全世界的许多其它政党就是不同的。但是，中国共产党并不是只接收本阶级的人入党，历史上也是这样。事实上中国共产党内部的许多成员，包括许多高级干部，家庭出身就是剥削阶级家庭，地主家庭。
例如，周恩来就出身于地主家庭，邓小平也是。邓小平在文革期间复出工作，那可是从来就没有考虑过他的家庭出身的。后来邓小平受到四人帮陷害，但是四人帮并不拿他的家庭出身作文章。这是因为，四人帮的家庭出身也不怎么样，姚文元的家庭出身和张春桥的家庭出身也都是地主。实际上中国共产党许多高级干部，都是地主家庭出身，出身于贫雇农家庭的反而是少的。而且，要说到填表，哪个中央领导干部，也是这么填表的，我想四人帮也是这么填表的吧？象姚文元从一个小报记者爬到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的高度，这过程中也一直填着表，也一直填着自己家庭出身大地主的。因此，从下到上都这么填表，这也是人人平等的。
所以，中国共产党既然是“阶级的政党”，则“有成份论”当然是必然的，否则难道要搞全民党？没有成份还叫什么“阶级的政党”？而不唯成份论，重在政治表现，则是中国共产党的灵活性的体现。
就我在上中学的时候，班里同时就有各种家庭出身的同学，此外，中学的教师，则是大多数都出身成份较高。想想也知道，我那个时候的中学教师年青的也有三十多岁，老的四五十岁，他怎么有这个教育中学的能力？解放前是不可能是贫雇农扛长活的。但是中学教师里就有许多党员的，而且出身并不好。当时出身不好的人确有可能入党提干的。
那么，为什么在改革开放以后会有抱怨呢？首先抱怨的肯定不是我这种根红苗正，家庭出身贫农的人。本贴子提出一个观点，那就有的“可能受到歧视”的人，也容易产生“受歧视错觉”。
拿美国来说吧。美国倒不是阶级歧视，主要还是种族歧视。但是，也就有可能产生“种族歧视的错觉”。比如说，一家公司有十个职员，有一个黑人，后来公司老板提拔了一个白人。那个黑人就会认为，为什么不提拔我？种族歧视！其实也不一定就是种族歧视，因为其它的白人也没有受到提拔，老板在考虑提拔的时候正好没有考虑到那个黑人，或者的确认为那个黑人工作能力不行，如此而已。但是那个黑人很容易产生这种错觉。
要知道，今天在全国的共产党员，不过七千万，还是占人口总数的不到十分之一。
而在当年，比例就更少。而且，当年没有考大学一说，则当年的家长们，更重视自己的子女能够入党提干。但是，大多数人又不能够达到这种愿望。则对于出身剥削阶级家庭的人来说，就容易产生被歧视的错觉。
比如说吧，一个班上有十个人，这十个人竞争一个入党名额。这十个人中间有一个人家庭出身不好。后来有一个人入了党，其它九个人没入。那个家庭出身不好的人，就会产生错觉：为什么不让我入党？一定是认为我的家庭出身不好。但是，其它还有八个家庭出身好的人也没有入党啊！其它八个人当然不会有这种想法，但是，有可能有其它的想法，比如说，那个人工作表现根本就不如我，怎么提拔他？而其实呢，党组织在考虑让谁入党的时候，确实没有专门想到那个出身不好的人，确实是从工作的各方面表现，认为某个人就是强。当然，这是指的公正的时候，即使不太公正的时候，那也是有着各种各样的不公正，比如想到某个人是自己的老乡，朋友，哥们什么的，也没有多往家庭出身上想。但是对于家庭出身不好的人来说，就容易产生这种“被歧视”的错觉。
拿我来说，我的出身就是贫农，因此是好的，但是我至今也没有入党。我的父母看到我当了几年兵也没有入党，他们也很不高兴。但是，当然就不会有什么出身上的考虑。那么，如果我正好是出身地主呢？同样是入不了党，就容易认为“肯定因为我是出身地主，所以组织上才不接纳我。”
我讲的那个事实，江西省造反派的头子叫刘瑞森，出身大地主，这是大家都知道的，照样受到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照样当江西省革委会副主任。这件事情你们如果有办法查到当年的江西日报在过年过节时候的出来活动的名单，就可以知道。
其实，当年既然有了这种“有成份论，不唯成份论，重在政治表现”的政策，则各级党组织在向上面汇报工作的时候，也都一定会举出许多例子，拿出许多数据，来说明新发展的党员是体现了这个政策的，那就肯定人为地也要找一些出身不好的人发展为党员的，要用这样的例子来说明自己是执行了这种政策的。
我想，这种“受歧视错觉”可能在其它地方也存在。比如说，一个残疾人应聘一个工作，结果不被聘用，于是就会认为歧视残疾人。但是，有可能其它的众多非残疾人也照样不被聘用啊！也许那个聘用者并没有考虑到残疾不残疾，只不过是从工作角度考虑谁来做这项工作更合适罢了。
当然，我并不是说歧视一定不存在，肯定在许多地方也是存在的。世界上的什么残疾歧视，出身歧视，种族歧视，也都是客观存在的。我只不过说，正因为如此，也就相应地会有“受歧视错觉”的现象，就是说在没有受到歧视的地方，那个人仍然认为自己受到了歧视。
公安部前部长王芳的回忆录，说明了文革期间“砸烂公检法”的惨状，那我就看了一下。看了一下，就想分析分析。
首先要分析的是，王芳在这个回忆录中点了一系列坏蛋的名字，就是说，这些名字与砸烂公检法的错误（或者罪行？）有关。我把这些坏蛋的名字专门从回忆录中抽出来列在下面（按文章提到的顺序）：
林彪
江青
叶群
陈励耘（空五军政委、浙江省革委会第一副主任）
熊应堂（20军军长、浙江省革委会副主任）
朱全林任主任（20军副军长）
南萍（什么职务没有提）
张永生（职务也不清楚）
谢富治（原公安部部长）
陈伯达
康生
我注意到这个坏蛋名单，基本上还都是老干部，是老革命。因此可以认为是一部分老革命要砸烂公检法？文中没有点任何造反派的名字，比如某某红卫兵造反司令部司令某某某这样的事情。
此外，我再专门收集王芳受迫害的条款，摘录如下：
浙江"省联总"造反派把我这个当年的浙江省公安厅厅长从温州揪到杭州批斗。
3月30日，浙江省公安系统造反派召开"彻底砸烂反动公检法誓师大会"，我和厅原来其他一些领导人被揪斗。
1968年5月19日，江青在接见张永生时，再次大骂浙江公检法，并公开点了我的名。
文中讲到“我”受迫害的句子，我就找到这么三条。一次是被批斗，一次是被揪斗，还有一次是被点名（奇怪，这个文中也已经点了其它人的名嘛）。
我不满意的是，关键性的细节应当说得详细一点，比如说，被批斗是什么意思？既然是“我”的亲身经历，何必不说得特别具体一些呢？比如说，我想象中可以这么编写：“所谓被批斗，就是来几个大汉，把我臭揍一顿，然后衣服扒光，用绳子象拖狗一样拖着我（怎么我说着说着就说到伊战俘那里去了？）”要么就是坐老虎凳？灌辣椒水？你总得说点具体的嘛，光是被揪斗这个词，让人产生无限的想象空间，但这不是你自己的亲身经历嘛，何不具体一些呢？
如果有极左分子在今后瞎编，说是“被揪斗就是许多人民群众站在面前指责我，批评我，让我听许多人说我坏话。”如果是那样似乎象是一个信息传递过程，就让人觉得没有什么似的。
再把“我”之外的各种坏事或者罪行罗列一下，专门从文中摘出来抄在下面：
“使大批干部遭无端打击迫害，仅在省公安政法机关666名干部中，被斗争、审查的就有298人，隔离的88人，受各种处分的74人。全省劳改干部，被揪斗、游斗、关押审查的达1190人，占当时劳改干部数的四分之一。”
就找到这么一句。此外，我记得当时毛泽东说过，要团结和相信两个百分之九十五，就是说百分之九十五的群众是好的，百分之九十五的干部是好的，既然如此，上面的描述显然超过了百分之九十五，公然对抗毛主席指示，这就不属于毛泽东的“左”的错误了。此外，说明有四分之三的劳改干部肯定是在文革中什么冲击也没有受到，即没有被揪斗，也没有被关押，也没有被游斗。
此外，我以为，文革后期还是对各个干部有一个正式的结论的，如果是阶级敌人，那就要开除党籍，并逮捕入狱。但是上面讲到特别抽象的“斗争，审查，揪斗，游斗”，人数还算挺多，有298人和1190人，但是奇怪的是隔离（我想那就失去自由了吧？）的人却只有88人，也就是说，666名干部中还是有 578人根本就是照常上班下班，并没有失去自由。当然啦，其中“被斗争，审查”，把两项加一块而也很抽象，如果现在共产党正在对我审查，那很正常，反正我也不知道，你爱审不审，似不能够认为是迫害。我想一家大公司要提拔一个干部都要审查一下的吧？难道提拔一个银行行长都不审查么？不怕他偷钱啊？
而最后处理，正式认为是比较坏的，那应当是“受各种处分”的，却只有74人！74除以666等于百分之11，超过了“百分之五的干部是坏蛋”的比例，因此属于“阶级斗争扩大化”？但是，处分嘛，有的处分可能不过就是一个党内警告，那根本还不属于阶级敌人，仍然是共产党员，可能也算不上什么迫害吧？这说明经过一番热闹之后，最后正式处分的人也还是少的。受各种处分的人远少于什么被揪斗之类的嘛！
此外，什么揪斗游斗还有关押审查这些词，我最不满意的就是这些当年的当事人，并不去描述细节，比如坐没坐老虎凳啊，灌没灌辣椒水啊，关押的地方居住条件如何啊，平均一个人多少平米的地儿啊，伙食怎么样啊，关押的时候有没有机会放风啊，等等。细节才是决定是否迫害的关键。如果让国际人权组织来调查，说得这么抽象他们是不会满意的。
总之，我不否认文革期间存在着不少迫害现象。但是我最不满意的，就是当事人对于细节描述太少，说话经常很抽象。这对于教育年青人不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