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交者: fagus 于 2005-2-14, 09:46:00:
遵照托马斯的意见，我事先把《蒋筑英》的录像带交给了系秘书，同时还有这
个电影的故事梗概、获奖情况及英文语言点的复印件。
上课之前，我接到了两个电话，一个是魏安妮打来的，一个是费米打来的，他
们都想得到一些关于蒋筑英的文字资料，以便分析这部电影。这可难不倒我，来之
前，我在教学上做了充分的准备，《光明日报》介绍蒋筑英、罗健夫的文章、王兴
东的剧本和他的编剧札记都在箱子里放着，只须拿出来复印即可。上课那天早晨，
我到复印机房，把这些材料复印了四份，我一边复印一边想：这可是你们要求的，
这叫自作自受。我要让你们看得头昏脑胀，省的跟我捣蛋！
这一着还真灵，上课后，托马斯鼓着两只眼睛看《光明日报》，索菲娅和魏安
妮费力地读着王兴东的编剧扎记，还时不时地翻字典；费米先是在报上勾勾画画，
后来打开了手提电脑。教室里足足半个小时没有动静。
我正自得其乐，魏安妮说话了：“我们想问这样一个问题——蒋筑英死后，他
的领导和同事为什么要骗他的妻子和儿女，把他们骗到三千公里之外的成都？”
“我建议你用瞒，不要用骗。他们瞒着蒋太太，是怕她受不了丈夫死了这个突
如其来的打击。这是善意的，是出于人道的考虑。”
费米停下来，托马斯放下报纸——他们似乎对人道特别敏感。
费米往嘴里塞了一块口香糖：“我支持魏安妮，对蒋的妻子来说，隐瞒真实情
况才是不人道的。”
有了支持者，魏安妮的气更壮了：“难道蒋太太到了几千里之外的医院，突然
在太平间里见到死了的丈夫就受得了吗？如果是我，我会更受不了。我会恨那些骗
我来的人。（她坚持用骗）我会认为他们很残忍，他们是在拿我的感情开玩笑！”
你瞧瞧，中国人的好心，到了这里就成了驴肝肺。
我给她解释：“假如我突然出车祸死在了贵国，贵大学派你去中国通知我父母
，而你知道，我父母只有我这么一个宝贝儿子，他们又年迈体衰，心脏不好，你会
怎么办呢？你是不是一见到他们就说：嘿，告诉你们一个不幸的消息，请你们不要
伤心——你们的独生子死了，是被汽车撞死的，尸体运不回来，欢迎你们到瑞典去
看看他的遗容，机票等费用由保险公司出，不花你们一个大子儿。”
魏安妮不说话了，眨巴着大眼睛看着我。
索菲娅一甩她那黄缎子般的头发：“我们还要说，亲爱的，请－节－爱－随－
便。”
我在黑板上写了四个大字——节哀顺变。又在“哀”和“顺”下面狠狠地打了
一个惊叹号。然后转向魏安妮，留下索菲娅一个人红着脸，看着黑板。
“魏安妮，你当然不会像我说的这样生硬，这样公事公办，但是，我老妈听了
你的话马上昏了过去，我老爸抓住你的手，说你造谣惑众。等你解释清楚了，我老
妈已经撒手尘环。你这不是害死了一条人命吗？”
“如果不告诉他们，而是把他们骗到了瑞典，他们突然见到你的遗体，两人全
伤心死了，那不是害死了两条人命吗？”费米又来帮腔。
嘿，口香糖先生倒会安排——让我们两代人都在这儿安息了。
魏安妮缓过劲来：“即使知道你父母的身体情况，我也要把真相告诉他们，但
是我会准备好急救药品，叫上救护车。我会先跟他们说，你是一个很敬业的教师，
我们很爱你。我会把你和我们在一起合影的照片给他们看，我会告诉他们，你在这
里过得很愉快，然后，我会把报纸上的关于瑞典交通事故的记录拿给他们，告诉他
们每年在瑞典有多少人死于交通事故。但是，我还是要把你死亡的消息告诉他们。
如果他们心脏出了毛病，我就给他们服药，然后把他们送上救护车。等他们平静下
来，我会征求他们的意见，愿意不愿意来瑞典——要知道，他们是有自己的想法的
，我不能假定他们一定要来瑞典。”
她顿了顿：“我不明白，为什么中国人总是喜欢把自己的想法加给别人？为什
么不事先征求蒋太太的意见就把她带到几千里之外去？为什么不问问蒋先生的儿女
，是否愿意去成都，就把他们骗上飞机？这种事我在中国遇到的太多了，他们都是
好心，为你好，可是，我觉得，他们用一个很高尚目的，淹没了我作为一个人的正
当权利。”
我明白了，他们之所以抓住这个问题不放，是因为个人主义、自由意志、人权
理念已经深入到了他们血液里，落实到了我车祸身亡的假设中。
一直沉默不语的托马斯站了起来，走到黑板前，拿起炭素笔，写了一串英文：
ｒｅｐｏｒｔ ｔｈｅ ｇｏｏｄ ｎｅｗｓ ｂｕｔ ｎｏｔ ｔｈｅ ｂａｄ
。（报喜不报忧）。
他抖动着红胡子：“你们说的全是鸡毛蒜皮，全是表面现象。这，（他敲着黑
板）才是要害，才是关键。中国人习惯报喜不报忧，如果蒋先生中了彩票，入了党
，或者当上了院士，总之，他碰到了好事，那么，他的领导，他的同事们肯定不会
瞒着蒋太太。有人以为，报喜不报忧的关键在消息本身，不，不对！问题的关键在
接受消息的人，好消息让他高兴，报告者因此会获得物质的或精神的好处；坏消息
让他生气，让他难过，报告者只能得到质问、斥责和惩罚，所以，人们才瞒才骗，
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托马斯盯着魏安妮：“难道你愿意看到蒋太太的眼泪吗？难道你愿意看到吴先
生的父母高堂痛不欲生吗？”没等魏安妮反应过来，他把话锋一转：“这本来是可
以理解的常情，可是，中国把它变成了一个牢不可破的传统！所以中国人总是喜欢
说好话，听好事，制造好人好事，把相反的瞒起来。一直到瞒不住了，才承认二分
之一。把剩下的二分之一藏起来，让后代去猜。所以中国人总是在猜测和等待中过
日子。事情已经发生了，结果在那儿摆着，蒋太太从长春到成都猜了一路——蒋先
生怎么啦？直到她在太平间看到了死人，领导和同事实在瞒不住了，才不得不承认
蒋先生死了。死于肿瘤造成的大出血，生理原因只是蒋先生早逝的二分之一，剩下
的二分之一，谁也不说。到现在，蒋先生死了十六年了，这二分之一仍旧藏着掖着
！”
我不能不说话了：“托马斯，你也承认，喜欢说好话，听好事，是人性，中国
人在这一点上不想搞特殊。二次大战期间，瑞典为了自己的安全，借道给德国，这
件事不也是藏到五十年后才公开吗？藏着掖着自有其道理，藏是为了安定团结，掖
着是为了社会稳定。这是大道理，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这在你们瑞典不也是一样
吗？”
“对不起，我是德国人。”托马斯嘲弄地看着我。
“德国藏着掖着的事比瑞典只多不少。”
“你一定说的是第三帝国，很遗憾，那时候我还没有出生。我不能为我父亲或
我爷爷的所作所为负责。我认为，天下只有一个道理，那就是事实！”
“托马斯，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蒋早死的原因？”索菲娅嚷嚷。
托马斯终于找到了炫耀“真知灼见”的机会：“这部电影的编导告诉我们，蒋
从小就面临着来自经济方面的巨大压力，工作以后，压力更大更多，经济的、政治
的，这使他的精神长期处在紧张、压抑和忧郁之中，他多次申请入党，希望成为被
信任的人，可是这个愿望在他活着的时候并没有实现。他不被信任是因为他父亲的
问题——他的父亲是个历史反革命，而他的父亲否认这一点，不断地上诉，而每次
上诉都被认为是坚持反动立场而被加刑。他去劳改农场看望父亲，希望他相信政府
，努力改造。他的父亲用学鸡叫来启发儿子——你不要因为我而负罪，不要因为我
而赎罪。我是冤枉的，总有一天，我人生中的黑夜将会结束，太阳会在公鸡的叫声
中升起，一切都会真相大白。然而，蒋并没有理解父亲的苦心，直到闭上眼睛，他
仍旧认为父亲是个反革命。所以，他始终被负罪感所压迫，他拼命工作就是为了赎
罪——赎‘臭老九’的罪，赎反革命儿子的罪，赎家庭出身的罪。像中世纪的奴隶
一样，他用各种苦难折磨自己，以便获得上帝的眷顾，获得进入天堂的门票。事情
很清楚，正是负罪的心理和赎罪的行为夺去了他的生命。这不正是编导告诉我们的
吗？他的父亲的他的灵前再一次学起了鸡叫，这个白发苍苍的老人是在告诉儿子：
他的预言变成了现实，人生的太阳冲破了黑暗，在雄鸡的高唱声中重新升起。只有
在这时候，蒋的负罪感才彻底消失，他的灵魂才真正得到安息，他此前的赎罪才有
了价值，于是，上帝接受了他，为他敞开了天堂大门——他被追认为中共党员。”
托马斯讲完了，向索菲娅弯腰欠身：“以上是我对蒋先生早逝的浮浅看法。请
索菲娅博士指正。”
索菲娅咧开大嘴，哈哈大笑：“托马斯，告诉我，你是怎么把德国思维和中国
特色结合起来的？”
托马斯双手抱拳，向包括我在内的一拱手：“对不起，在下有点事，先走一步
。”说罢，扬长而去。
费米来劲了：“中国特色，我喜欢这个词。它可以解释很多问题。以前我不懂
中国电影，看了王兴东的剧本和编剧札记之后，我懂了。王兴东就是一个中国特色
。我要去采访他，你知道怎么找到他吗？”
“他是长春电影制片厂的编剧，你可以到那里去找他。”
费米：“王是否会允许我把他的编剧札记译成英文？”
“这个我不敢肯定。据说，他是一个非常谦逊、不爱出头露面的人。”
费米兴奋起来：“我喜欢这种人，我会想办法让他授权给我。我还要告诉他，
他是我最佩服的编剧，一个世界一流的幻想家，他有超人的想像力……。”
费米说了几句瑞典语，我掉在五里云中，索菲娅和魏安妮大笑不止。
费米用鼠标点击着电脑：“Ｎｏｗ， ｌｅｔ'ｓ ｌｉｓｔｅｎ ｔｏ
ｗｈａｔ ｈｅ ｗｒｏｔｅ”（让我们听听王先生是怎么写的）。他用中文念起
来：
“他活着，活在千千万万个知识分子的心中，他与另一位科技工作者罗健夫的
名字，在十年前的秋季产生了一次组合性的共振！他俩用生命之光向全社会划下了
一个巨大的惊叹号，保护和关心一下中年知识分子吧！他的死，引起了党和国家领
导人的高度重视，国家出台了一系列解决中年知识分子住房、工资、入党、职称的
问题，并对全国的中年知识分子进行一次身体检查。他的死，使无数个蒋筑英活下
来了，在整个一代人中都感受到他那永恒不息的心跳。他的死，使全社会把尊重知
识尊重人才八个字像碑一样卓立于心头。他的死，使我们的党看到知识分子中产生
这样高尚灵魂，没有理由不爱护他们理解他们帮助他们，把追赶世界的重任交给他
们。”
费米念到这儿停住，问索菲娅：“这是不是一个新的特色——ｒｅｐｏｒｔ
ｔｈｅ ｄｅａｄ ｂｕｔ ｎｏｔ ｔｈｅ ｌｉｖｉｎｇ。”（报死不报活）
索菲娅冷冷地：“我看不出什么特色，只是觉得王要建立建立……。她一着急
想不起合适的中文，只好用英文代替——ａ ｐｒｏｔｅｃｔｏｒａｔｅ ｏｆ
ｗｉｌｄｌｉｆｅ。”（野生动物保护区）
我还没明白她的意思，魏安妮已经表示反对：“ＮＯ！ ｎｏｔ ａ ｐｒｏ
ｔｅｃｔｏｒａｔｅ ｂｕｔ ａ ｂｉｇ ｐａｓｔｕｒｅ。”（不是保护区，
而是大牧场）
费米喊起来：“我建议，授予王先生最佳编剧奖。”
“用不着你们费心，王兴东已经是最佳编剧了。”我提醒他。
费米：“任何人都不会反对多得几回最佳的。”
索菲娅：“对，让我们来给中国电影评奖吧。”
魏安妮拿出手机，拨了号：“我们最好征求一下托马斯的意见，不要让他说我
们排外。”
我不知道托马斯对此有何反应，我也不想知道。有一点我是看清了——要让这
帮家伙正确理解中国的英雄模范，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