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健院士求学纪实
知识能改变命运
1944年初秋的一天。
一个魁梧的汉子背着行李卷，领着一个矮小的男孩，在胶东贫瘠的土地上走着，走着。
“唉！我说你跟俺在家学个木匠，这一辈子不就有靠了，你偏要去上学！”魁梧的汉子边走边嘟噜着：“这学校哪是咱穷人家孩子上的？”
“爹，您放心，这是八路军办的学校，不要钱。”小男孩个子虽然矮小，看上去却十分精明，很有主见。
父子二人边走边谈论着。父亲名叫宋增金，是山东省荣成县宋家村的木匠。这矮小的男孩名叫宋振山。他贫困的家乡几乎户户是白丁。在这兵荒马乱的年月，难得有位张绍江老师，在这穷村办起了小学，教几十个幼童读书识字，从此，宋振山被引进了知识的大门。就像走进神话中的圣殿一样，这贫穷矮小的男孩，从书中看到美妙的世界和光明的前景。从此，他认定了：我要上学！
兵荒马乱，家境贫寒，读完了初小，这穷家的孩子哪还有继续读书的条件呢！但是，小振山不死心，又想方设法地念完了高小。再想念初中，就难于上青天了。父亲劝儿子别异想天开：“你拉倒吧，跟我学个木匠，一辈子不也有靠吗？！”
“我要上学！”儿子非常坚定。
他四处寻求，不知从什么地方打听到了这个好消息：八路军办的“文（登）荣（成）威（海）联合中学”要招生。小振山决定去报考。那年，小振山才12岁。
要上学，要求知，这个坚定的人生追求，改变了这个贫穷矮小的男孩的命运。
2001年4月12日，我在全国政协主席楼的一间办公室里，见到了当年这个贫穷矮小的男孩。他就是蜚声中外的控制论专家、两院院士宋健。
春天的阳光洒满了办公室。宋健坐在沙发上和我聊着。他穿着朴素，待人谦和，非常平易，就像和老朋友聊天一样，和我谈起他的人生经历和治学体会。他虽然担任过国务委员、国家科委主任，现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工程院院长，却一点儿官气都没有。
他的平民气质，使我想起了1998年深秋，到他的老家山东省荣成县探访的情景。
早就听说国务委员宋健的老父亲仍然生活在家乡的黄土地上，可是，当我走进这间披盖着白色茅草的小平房，亲眼看到这位88岁、饱经沧桑的老人，握着他那干了一辈子粗活、满是老茧的手时，我被深深地感动了。
离开宋健的家乡，我一直在想，像宋健这样穷家的孩子，如果不是走上这条求学之路，如果没有这样的机遇，他今天可能还在老家种地或是当木匠哩！在那个时代，虽然也有一些出身贫寒的高级领导干部，但像宋健这样出身贫苦的著名科学家，却是非常罕见的。宋健可谓是独上高楼！
抓住机遇莫等闲
宋健不安于贫困的、上不起学的命运，四处寻求上学的机会，终于找到了不要钱就能上学的学校——文荣威联合中学。但是，这个学校并没有教给宋健多少文化知识。当时，日本侵略军扫荡，百姓天天逃难。学校没有固定住所，没有教室，学生们背着行李，像一支“孩子游击队”一样，学枪，学炮，学革命道理。
1945年，德国法西斯战败，我国抗日战争进入最后阶段，八路军需要知识分子，鼓励知识分子从军。这时，联中被解散，宋健这个初中一年级都没念完的“小知识分子”，被分配到八路军东海军分区当了一名小八路。
投身革命使宋健的命运发生了又一次变化。
1946年春天，14岁的小八路宋健，遇上了一位可敬的首长——威海市市长兼卫戍区司令员于洲。于洲是山东省著名的教育家，抗战爆发后，他成为胶东地区抗战领导人之一。
宋健给于洲当勤务员时，常常看书着迷。这位首长很喜欢他的勤奋好学，教他写日记，并亲自批改，纠正用词。从那时起，这个在农村长大的穷孩子，养成了爱读书、记日记的良好习惯。他读完了当时威海市图书馆的全部藏书。威海市政府的同事们都知道他爱读书，一看见这个小战士就逗他：“最近又读什么新书了？”
如果仅仅停留在这一步，宋健可能成长为一名爱学习、有一定文化知识的优秀工农干部。那个时代造就了大量这样的优秀干部，他们为共和国的建立和发展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但是，他们却缺少现代科学文化方面的知识和技能，在现代社会里就像缺少一双坚硬的翅膀。
宋健没有停留在这一步。
1948年秋天，人民解放军以排山倒海之势接连攻占大城市。为了给接管大城市培训干部，华东工矿部在刚刚解放的山东省博山市，成立了华东工矿部工业干部学校。宋健有幸被分配到这所学校学习。它成为宋健人生的又一转折。
我搜集到一张这所学校“第一届机械科教学情况记录表”。从表格上反映的课程设置看，这所干部学校不是一般的八路军干部培训班。它的课程设置非常正规而又全面。学校的领导和老师，大多是新四军中高级知识分子。他们有较高的文化知识，有的还具有实际生产经验。学校还聘请了华东工矿部兵工研究室主任周伦歧教授和他的夫人王老师教数学。周教授是从美国回来的炮兵专家，知识渊博，学术造诣很深，讲起课来是汉语加英语：“直线ATOB……”
正是这样的学习环境，把宋健这个黄土地上长大的穷孩子引进了科学的殿堂，使他看到了科学的灿烂光辉。宋健自己写道：“第一堂课便激起我无尽的兴致。读似饥餐渴饮，听嫌课节太短，课后余音袅袅，如醉如痴，不能自已。”
学习环境是人才成长的重要因素。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宋健有了接触现代科学技术的机会，这是当时的工农干部难得享有的环境啊！从这里起步，宋健这个来自黄土地的孩子，开始热爱现代科学技术，踏上了掌握现代科学技术的航程。
毕业了，同学们都分配到一些城市的机关和工厂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学校决定，保送宋健到哈尔滨工业大学去学习。
“仅仅一个名额，这么好的机遇，学校为什么选中了宋健呢？”我问。
宋健的班主任刘梦栋说：“当时宋健的学习成绩在同学中最拔尖，社会工作和各方面的能力又很强，一比，就是学校最突出的，自然就考虑保送他了。”
是啊，机遇并非凭空而降，而是平日奋斗积累的结晶，一旦时机到来，必然落到那些有准备的人身上。
1951年3月2日，宋健离开了他亲爱的山东——这片生他养他的热土，坐上了北去的列车。
从底层冲到前沿
哈尔滨工业大学是我国的一所重点大学。当时，许多课程是由苏联专家直接授课，教学质量很高。
这所重点大学，一上来便给宋健一个下马威。经考试，他的俄语几乎交了白卷。校领导命他进预科。平日待人谦和的宋健，抓住机遇也是决不放松的。他抗争道：“组织让我来念大学，而不是预科。”在他的抗争下，校领导勉强同意他试读。
人生地不熟。苏联教授用俄语讲课，宋健很难听懂。这个博山工业干部学校的尖子，来到这所全国重点大学一比，才知道人们以前对自己的过高评价是无用的，甚至是有害的。他曾经得120分的微积分课，在这里刚刚考及格，其它功课也都在四分以下。形势严峻啊！
“我决意不惜代价，昼夜奋战，学习俄语，补习课程。”
功夫不负有心人。1952年，宋健以优秀的成绩读完大学一年级，并顺利通过了留苏考试。
“白卷”变成了“优秀”，勤奋争出了奇迹。这个贫穷矮小的男孩，凭着他的顽强和勤奋，闯关夺卡，从底层冲到前沿，登上了留学苏联的列车。
宋健被分配到莫斯科包曼高等工学院炮兵系就读。这是一所有着一百五十多年历史的著名学府，沙俄时叫俄罗斯皇家工业学院；前苏联时期，曾获得红旗勋章、列宁勋章、十月革命勋章。这所著名学府曾造就过苏俄数代科技英才，原苏联航空巨擘图波列夫、航天之父柯罗略夫、数学家车彼谢夫、力学家茹科夫斯基，都是这所学校的毕业生。
宋健在这样优良、严格的学习环境中，学习、熏陶、训练了八年之久，培养成扎实的基本功和严谨的科研作风。
我访问的几位留苏同学，都是从正规高中选拔的优秀毕业生。而宋健只上过几年农村的小学，中学受的不是正规教育，到包曼工学院，是从二年级插班就读的。应该说，他的起点比别的留苏同学要低。但是，宋健超乎寻常的刻苦和勤奋。他的留苏同学们讲了许多他勤奋学习的故事。
当时，除了学习任务之外，宋健还担任莫斯科中国留苏学生会主席，李鹏同志是他的前任。同时，宋健还是党总支书记，社会工作十分繁重。但是，宋健善于抓紧分分秒秒的时间。无论走到哪里，宋健手里总是拿着一本书。他的苏联同学克尼亚佐夫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我和宋健在大学研究生院一起学习了7年，一直住在一个宿舍。他以自己坦诚的微笑、合群的性格和探知一切的求知欲赢得了一个有趣的绰号“健·伊凡诺维奇”。他对学习很痴迷，所有的考试成绩均为优秀，而且给了我们很多帮助，特别是在数学方面。”
从四年级起，宋健除去在包曼工学院学习外，又在莫斯科大学夜校攻读数学力学系。他昼夜分读两所大学，贪恋着每一门课程。在莫斯科大学夜校，每天要学习三小时，深夜才能学完归来。坐在地铁列车上，他还在读书和做作业，有时坐过了站，往返回旋……
整整三年，宋健就这样坚持学着。
宋健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哀人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我们都必须向大自然抢时间，活得久一些，多做点事。”
名师肩上攀高峰
宋健在前苏联上大学时，先后发表了六篇关于控制论的学术论文，受到国际上科学家的重视，至今还常常被人引用。为什么宋健在学生时代就能做出如此优异的科研成果？
谈起在大学的这些科研成果，宋健首先谈到导师的恩情。
“ 我特别感谢我的导师费德包姆，他是我进入控制论这门学科的引路人。他指点迷津，给我出题目，很快把我引到科技的前沿。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现代科学技术是一种集体的事业，只靠独自在那里转悠，或许十几年也进不到科技前沿，抓不住重大的科研问题。如果不是导师的引导，我可能至今还在小山沟里徘徊，做不出什么成绩。”
后来，我多次访问宋健，他详细地和我谈起做这些科研的经历和体会。
“那是1957年，我念大学五年级时，我们教研室的一位老师，带着我去见我慕名已久的费德包姆教授。”宋健充满感情地回忆着拜师的情景，就像回到了四十多年前的大学时代。
“这位中国同学想跟您做最优控制论的题目。”教研室的老师指着宋健向费德包姆介绍。
费德包姆是前苏联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的研究员，国内外公认的著名控制论专家，大胡子，戴着一副深度黑框眼镜，一派学者风度。他抬头看看面前这个充满朝气，双眼饱含着对知识渴求的中国青年，很快就同意接受这个学生。当时，
宋健只有25岁。在后来的几年中，宋健一直在费德包姆的实验室工作，参加自动化所和数学所的讨论班，参加国际、国内的学术会，了解到许多学术方面的情况和研究动态。
“50 年代，正是控制论发展最辉煌的时期，很多控制论的发明创造都是那个时期产生的。在这个时代背景下，身在这样的学术研究环境中，导师把我引向一座山头，使我有了广阔的视野，看到了控制论前沿，知道了有哪些重要问题需要研究……如果不是导师的引导，我可能至今还在隘路上转悠，看不到大局面，走不出迷津。
“人们常说，名师出高徒。我不是说自己是高徒，而是说名师的指点非常重要。如果有一位贤人指点一下，你的科学追求可以省很多时间，很快到达一个新高度，看到更大的世界，抓住重要的问题。做学问如此，干事业也是如此。”
多么精辟的体会啊！
李政道教授曾详细谈到费米大师对他的培育，杨振宁、吴健雄也都谈到过科学巨匠们对他们的指导。宋健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深有所感地说：“名师的引导，对一个人科研方向的形成、科学思维方式的养成，对他们的科学方法、科研作风都有着重大影响。”
看来，这是科技人才培养的重要途径，是科技英才成长的共同规律啊！
谈起导师对自己的培养，宋健更有说不完的故事和体会：
“ 是他给我的第一个题目——《三维空间内的最速控制系统的综合》。这时已是1957年下半年，离我毕业只有8个月，我必须在半年内完成论文。除了理论分析以外，还必须自己动手做实验。对做实验，我是极没有经验的。导师的指点和帮助起了决定性作用。他特别耐心，从最基础的知识教起，这样，我只花了半年时间，就顺利地完成了全部实验。
“那天，我的导师把研究所的教授们都请来了，看看仪器测试的结果是否与理论相符合。大家一看，成功了，极漂亮地实现了设计的原理！”
论文写好后，宋健将导师的名字署在前面。费德包姆对他说：
“宋健，只署你的名，你只要写引用我的文章就行了。”
导师这些无私的帮助，宋健终生难忘。他在后来的许多文章和讲话中都谈到这件事。宋健在论文后面，不仅署上了引用费德包姆的4篇文章，而且专门写上“作者非常感谢费德包姆教授的指导和建议”。
“这篇论文是我的处女作，论文发表时我还没毕业。你等等，我去拿给你看。”
宋健兴奋地拿出他的《宋健科学论文选集》。这本封面上闪着深蓝色光芒、拥有750多页的论文集，是他一生奋斗的结晶！他迅速翻到第72页指给我看，这是在原苏联科学院的杂志1959年第3期上刊登的，长达13页。这么长的科学论文，通常是不刊登的。
宋健指着这篇论文和论文上一幅幅的图向我讲解着，虽然我一点也不懂控制论，但他那兴奋的神情深深地感染了我。
“你看，这是那个机器，这是实验结果的曲线……这一个点一个点，都是用计算尺算出来的……”他兴奋地谈着。从他兴奋的神情中，我仿佛看到了当年那个痴迷在科研中的青年。
后来写另一篇论文时，宋健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废寝忘食，坐卧不安，满脑子都转着这个问题：它为什么是这样呢？为什么不是那样呢……哎呀，怎么也想不出来应该怎么解。
有一天，宋健来到列宁图书馆，看到一本杂志，是用他并不认识的一种文字写的。他偶然看到文章中的一个图，顿时如醍醐灌顶，豁然开朗，一个多月日夜不得其解的谜一下就解开了。
宋健拿过我的采访本，在上面边画图形边向我讲解着。
“ 你看，就是这条切线。这条切线包含了所有的最好的控制规律。触到这条切线，我如遭电击，突然受到强烈刺激，脑袋都晕了，躺了个把小时才缓过来。我几个月来日夜寻找的东西，一下就抓到了，谜解开了。”宋健兴奋地回忆着，深深感慨道：“迷上科学研究，真是连命都会送上的啊！哎呀，那种刺激、那种感情，我连谈恋爱时都没曾有过……”看来，悟性也只在苦冥中才诞生啊！
宋健笑了笑，对我说：“现在，也常有这类事发生。我爱人和我说话，我常常听而不闻。她生气了，说：‘我说半天都白费了，你听见了吗？’我说，‘在听哩，在听哩！’她说，‘听见了怎么没反应？反应是什么？’我只好承认‘没听明白，我在想我的问题哩！’”说着，宋健又笑了。
这种对科学和事业的痴迷，正是宋健能做出成果的奥秘啊！
取得真经结硕果
2002 年1月15日，中国数学研究院报告厅坐满了数学名家和近百位博士、博士后，他们正在听宋健院士作学术报告。报告的题目是：《高维函数和流形在低维可视空间中的最优表达》。世界最高数学奖斐尔兹奖得主、哈佛大学教授丘成桐听完报告后感慨万端地说：“没想到中国领导人工作那么忙，还在从事这么高深的数学研究，这是很少见的。”他在这篇论文上写道：“我已读过了这篇论文，并给予高度评价。文中呈现出的理念和思想对于控制论而言应该具有潜在的应用价值，我建议您们（指《科学通报》）尽快将宋博士的作品出版。”
提起这篇发表在《科学通报》2001年第12期上的论文，宋健对我说：“其实，这个题目，我在苏联留学时就曾想到过，后来一回国就投入导弹、国家科委这些工作中，日夜地忙，抽不出时间来做。这两年不在第一线了，我就抽业余时间来做。”
读研究生时的遗韵，为什么40多年后仍然结晶放辉？
宋健说，导师教他做完第一篇科学论文后，他觉得自己一下就长大了好多。在这个基础上，不断探索，不断总结，懂得了科学研究的规律。
“ 我体会，主要是三步。”宋健扼要地向我介绍，“首先是要能从实践中发现问题，提出问题。第二是能把问题抽象出来，形成一个科学命题。实际工作中，问题成堆，处处皆是，要形成科学命题却是不容易的。第三是找到科学的方法来解决它。这三步，少一步都不行。”宋健强调说：“光看到问题还远远不够。如果只能发现问题，常常感到遍地都是问题，一团糟，你就会感到是一个混乱的世界，一个混沌的态势，有时甚至弄得灰心丧气，丧失信心。所以，必须有能力把它抽象出来，变成科学的命题，进而找到科学的方法去解决它。”
这三步曲真令我拍案叫绝，称得上是科研的真经。不少人很惊奇，宋健是搞自然科学的，怎么会提出人口控制、断代工程这种重大的问题呢？
我原来也不解，中国人口猛增，多少人都感到是个大问题，但却没有人提出“人口控制系统”这个科学命题。周代前期以上没有纪年，多年来多少人知道这个情况并为之忧伤，力图补阙，却没有人提出“断代工程”这样的科学命题。只有宋健，他提出了这些重大科学命题，并亲自动手和组织力量去解决它，为我们的国家、民族做出了重大贡献。宋健为什么具有这样的眼光和能力呢？
听了宋健这“三步曲”，我恍然大悟，原来他是用这套科学研究的规律来做学问，干事业，这是一套具有普遍意义的规律啊！
宋健从大学时代，就明白了这个道理，探索到这个规律，所以，留学苏联时，他一篇接一篇地做出了控制论方面的论文。这六篇控制论方面的论文发表后，在国际控制论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影响，宋健也在控制论界小有名气了。
1960 年10月17日，宋健通过了副博士论文答辩。当时学校一些教授认为宋健的论文已达到博士论文水平。有四位教授正式写信，要求授予他博士学位。他的导师和教研室的老师们都动员他再花三个月时间将论文修改一下，完成博士学位再回国。可是，这时中苏关系已经恶化。宋健请示了大使馆，组织上让他立即回国。
这时，中国已开始了“两弹一星”的伟大工程。以钱学森为首的一批科技人员，正投入导弹的研发工程。宋健当时还没回国，已决定分配在国防部五院搞导弹研究设计。这时，尽管宋健对研究控制论入痴入迷，但为了祖国的强大，他放弃了完成博士学位的机会，谢绝了数位院士和老师同学的劝告，毅然整装回国，投入了祖国的导弹、航天事业。在宋健的人生信条中，祖国是高于一切的啊！
30年过去了，另一个时代来到了。
1990年，宋健应邀回到母校。那天，包曼高等工业学院的礼堂里坐满了科学家，讲坛上挂着20多幅学术报告提纲。这里正在举行学术报告会，主讲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国家科委主任宋健。他仿佛是作为包曼高等工业学院的研究生来作博士论文报告的。
宋健用流利的俄语讲述着。报告包括三个问题：（1）最优控制；（2）人口控制；（3）偏微分方程控制。苏联科学家们专心听着宋健的报告，场内响起阵阵掌声。
前苏联最高学位委员会主席亲自授予宋健由苏联最高学位委员会签发的科学博士学位证书。
学校学位委员会主席开玩笑说：“宋健讲了三个问题，都够博士学位水平，应发给他三个博士学位证书，可惜你只拿来一个。”
全场的科学家都高兴地笑了。
这时，宋健的导师费德包姆的夫人和孩子捧着一束鲜花走来，紧紧握着宋健的手，激动地说：“费德包姆在去世前总是念念不忘他的这个好学生，在中国……”
宋健的眼睛湿润了……
来莫斯科前，宋健就要求安排去导师的墓地，献上一束鲜花。
今天，这盛大的学术报告会，这隆重的授予博士学位大会，您听见了吗，导师，是您的教导，是您的无私帮助，是您……
岁月流逝，时代变迁。当年的小宋振山，那个贫穷矮小的男孩，如今已经变成了拿着博士证书的宋健，变成了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两院院士和俄罗斯科学院，瑞典、美国……工程科学院的外籍院士，变成了为国家民族做出重大贡献的著名科学家。岁月和风浪使宋健渴求知识、献身科学的人生追求更加坚定了。（郭梅尼）
北京青年报 2002-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