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交者: IhopeIamwrong 于 2005-3-03, 21:39:01:
一九七八年六月我去科学院植物所参加研究生复试，第一次见到崔先生。当时我正就读于南开大学生物系社来社去专业，虽有幸入选复试，但自知学识尚浅，要去面对国内植物生理学界的大家，前辈，心里很没底。到京后即先去动物园旁的植物所拜访，一来认好路径，二来先去打个招呼。恰好崔先生正在办公室，对我这个大学尚未毕业的小辈很客气，告诉我参加复试不要紧张。初次见面，时间不长，但使我感到这是位平易近人的老先生。
十月份开学后不几天，崔先生即骑自行车来研究生院看学生。当年考入他门下的有徐兄云路，张兄贵常和我共三人，先生不但驱驾来看我们，并邀请几日后到府上吃饭。但随后又小声叮嘱我们不要告诉其他人，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老师好饭好菜款待学生，现在已是司空见惯，惟当时文革刚刚过去不久，可能还是件敏感的事，看得出先生是个相当谨慎的人。
在家中，崔先生同我们谈起他与已故植物生理界的老前辈罗宗洛教授的师生情谊。罗先生上世纪二十年代初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研究院，是中国现代植物生理学的开拓者之一，抗战胜利后曾任台湾大学校长，后任中国科学院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所长，五，六十年代他还以大胆敢言在国内知识界著名。崔先生在浙江大学作罗先生的弟子时，多受到罗先生的教诲和关怀。罗师母只长崔先生十四岁，亦施以母亲般的关爱，还时常为弟子们洗衣服。崔先生少年丧父，对这些尤恩感深重，与罗师，罗母及其子女自此亲谊几十年。
一九八Ｏ年底崔先生患胆结石住医院手术，看护期间，接触交谈较多，加深了对先生的了解。当时正在大力宣传“两个文明”，先生谈起他少时学校里开的一门课叫“修身”，记忆深刻。引用曾子的话“吾日三省吾身”，认为那门课对学生的品德修养很有益。这一则是对时事而发，一则是比较行之有效的德育方法。先生还谈到他五十年代回国后，在当时抗美援朝的大势下，上级安排他在一些场合做报告，控诉美帝国主义，其实很多所讲的都是将一些早年在美留学工作时看到，听到的事情牵强附会地“上纲”到帝国主义的高度，对此，他感到愧疚。以崔先生当时近七十岁的高龄和地位，向弟子吐露这些真言，可见其朴诚。
植物所有人曾比较前所长汤佩松教授和崔先生，戏言“一洋一土”。崔先生留美多年，出国前即是浙大的讲师，所谓“土”也只是相对汤先生世家子弟的作派而言。作为弟子，我喜欢崔先生的诚恳，亲切。不过，老来三分善，听说先生壮年时对门生要求的严格亦是很让人惧的。人老时，率真又更能突现出来。记得我某日去五道口买书，在街上看到崔先生一手扶车把，一手拿根冰棍儿，边骑自行车边吃，根本没有大教授的样子。
我硕士研究生毕业后，由当时在澳大利亚进修的陶国清研究员介绍牵线，崔先生和汤兆达先生推荐我去澳洲留学，师从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Ｄ．Ｓ．Ｌｅｔｈａｍ博士。Ｌｅｔｈａｍ是发现玉米素的著名学者，此前崔先生与他仅在一次国际会议期间谋过面，但对Ｌｅｔｈａｍ博士谦逊的言谈举止印象深刻，认为他很有中国传统社会推崇的谦谦君子之风，是出国留学择师的上乘之选。我日后随Ｌｅｔｈａｍ博士学习多年，以后又合作研究至今，受益匪浅。除了研究外，还建立了很好的个人情谊。正如崔先生所荐，他的为人是让我最为敬重的。
出国后，我每次回京都要去看望先生和师母。一九八Ｏ年代后期崔先生因患脑血栓不能再握笔写作，同时亦言语受阻，从此无法与家人和来访者如意交流。他大多数时间读报看电视，平静处之，但也常因欲表达自己不能尽意时而焦急。想先生一代学者，阅历丰富，除自己的学术领域外，对历史，政治，文化等社会诸方面都有不少感悟。时值中国社会大变革的年代，他定有许多感叹和见解，如能尽情表述，将会使其晚年的生活多有惬意，对我等后辈也象其学术成就一样有益。
一九九六年初我最后一次见到崔先生，彼时他已几无意识，在家中由崔师母看护。我返澳后只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即听到他逝世的消息。先生一生勤奋治学，忠厚待人，提携后来者，最后无恶疾而平静过逝，算是寿终正寝了。古人云：德胜才为君子。崔先生正因为此才更让人怀念。
＊崔征教授（１９１１—１９９６）是中国著名的老一辈植物生理学家，早年就读于齐鲁大学和浙江大学，上世纪四十年代赴美在依立诺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又在威斯康新大学做博士后研究。五十年代初回国后曾先后任南开大学生物系副主任，中科院植物所生理室主任，兼南开大学生物系主任和分子生物学研究所所长等职，并担任全国植物生理协会秘书长和植物学报主编。崔先生在矿质营养和植物激素等研究领域有过突出的成就并教授培养了大批学生。也以此文悼念２００３年去世的崔师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