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维－斯特劳斯进入中国大陆知识界的视野，应该是1980年代的事情。这个名字随着那个时期的一大堆外国人的名字一起出现，单是人类学方面，就有摩尔根、泰勒、涂尔干、博厄斯、弗雷泽、莫斯、马林诺夫斯基等好几代人类学家。这个在西方经历了几代人的历史变迁的学科，在1980年代的中国读书人面前，看上去就好像他们同时在一个叫做“人类学”的班组里一起工作。随着文化空间的移位，历史感消失了，不同的历史节点突然同时置身于同一时间平台，以“共时性”的形态出现。这在另一角度上也印证了列维－斯特劳斯的那个让萨特深恶痛绝的结构主义历史观。不过，在当时中国的读书人似乎并不计较结构主义与存在主义之间在历史观方面的矛盾，他们把这些不同时代、不同立场和不同价值的西方文化大师，统统归做一堆，构成那个所谓“新启蒙”时代的精神结构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