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与情爱》中文版自序
文/刘剑梅
2009年02月15日，星期日

《侨报》副刊，2009年5月16日

（评论集《革命与情爱》，刘剑梅著，上海三联出版社。2009年）

我的第一本英文著作《革命与情爱》于二００三年由美国夏威夷大学出版社出版，至今已有四年了。两年前通过李欧梵教授夫妇，我相识了正在美国哈佛大学进行学术访问的季进教授，他建议我把这本英文书翻译成中文，当时我以为他只是随便说说，可是没想到，他一回国就和王尧教授主编了“海外汉学家丛书”，把我的这本书列入其中，并找到了中山大学的年轻教授郭冰茹担任翻译，让这本书终于有了中文版。书的原名为Revolution Plus Love，本应直译为《革命加恋爱》。这一书名对于美国读者显得更为明快也更为有趣，但对中国读者则显得过于“通俗”，因此，征得译者的同意，定名为《革命与情爱》，这是意译，但并不走题。

《革命与情爱》是基于我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论文改写而成的。从读博士学位时开始构思，到初稿完成，之后又不断修改与润色，加上出版社的审责过程和签约后又编辑人名书名索引等等，经历了八年的时间。如此难产，除了我的才气不足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英文写作对于我总是不如中文写得那么方便。现在美国大学东亚系已经拥有越来越多的来自大陆的助理教授和教授了，但他们大多数出身于大学外语系，而我则是出身于北大中文系。如果不是我读了北京二中（北京重点中学），外语课抓得特别紧，再加上父母为我请了课外英文辅导老师，我连留学梦也做不成，更不用说英文写作了。到美国后，我被大环境和小环境所逼，英文水平虽不断长进，但比起英文系出身的“同路人”，自然要吃力得多。只是我还有一点毅力，坚持双语写作，坚持不停地往前爬动。在乌龟和兔子的赛跑中，我不属于兔子，但在同龄人中出版英文著作，倒属于“先进”了。这也正好应了中国“笨鸟先飞”的俗话。

写作博士论文的最初灵感，来自于夏济安先生的《黑暗的闸门》和李欧梵先生的《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夏济安先生在《黑暗的闸门》一书中，刻画了瞿秋白、鲁迅、蒋光慈、冯雪峰、丁玲、“左联五烈士”的思想与感情，道破了这些左翼作家的双重性和富有人性的一面，这一见解拓展了我的视野，对我影响很大。李欧梵教授的《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选择林纾、苏曼殊、郁达夫、徐志摩、郭沫若、蒋光慈、萧军作为一代作家的代表，讨论1930年前後的时代风貌和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特征。那洋溢在书中的曾经驱动一代人的浪漫情感，对我理解“革命加恋爱”的故事有很大的帮助。延续他们的研究方向，我在《革命与情爱》一书中，也充分强调中国现代作家的分裂性，强调他们在现代与传统、理想与现实、个人情爱与集体愿望之间的挣扎和彷徨。我认为，“革命加恋爱”公式的一再重复，正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一种人性困境。他们常常在个体内心的矛盾中挣扎，一次次地体验着现代分裂人的痛苦，即使最终认同了和谐的集体，仍然不能掩饰内心的焦虑。可以说。我的这本书虽然没有完全实现对夏济安和李欧梵的超越，但至少是对他们研究成果的补充。通过探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权力与性别，政治与文学的交织，给中国现代革命文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女性批评的视角，特别是抓住“女性身体”这一中介，说了一些以往现代文学史论者未说过的话。不过，现在回头再看这本书，觉得还是有许多遗憾的地方，当时受西方学院派的影响太重了，尤其是受西方学界弥漫的解构气氛影响太重了，正面建构的属于自己的精神支点还不够强健，对现代女性的精神开掘也还不够深刻。“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但真正知道自己文章的得失还是需要时间的。


我在写《革命与情爱》一书时，注重的是身体自身的丰富性和伦理性。虽然我所表现的是政治与革命权力对女性身体的控制、利用、分割、扭曲和简化，可是我同时也看到女性身体自身的游离性和丰富性。所以，即使写到像蒋光慈和茅盾这样的左翼男性作家用女性身体传达革命的意识形态，我也注意到女性身体不被意识形态所控制的一面，身体的丰富性于是造就了文本内在的矛盾与张力。写到女性作家时，我更是注意到身体与内心的密切联系。比如，白薇的身体写作，就并非只有欲望的躯壳，并非仅供消费，并非只是快感与游戏，而是与内心发生关联，是全生命，是蕴藏着不屈灵魂的全生命。当她把身体的痛苦暴露给读者时，不仅让读者看到身躯之伤，而且是灵魂之伤。这些伤痛，表达了这位女性作家郁积在胸中的愤怒与不平，也表达了她对父权制社会不屈不挠的抗争。这样的女性身体，拥有巨大的生命能量和灵魂深度，不仅是对思想专制的反抗，而且是对身体专制的反抗。可以说，我在本书中试图探索的，不是简单的身体政治，不是简单的肉体崇拜与狂欢，而是个体生命在革命的大时代中充满艰辛与内心挣扎的精神历程。

这本书的英文版之所以能够在美国出版，首先要感谢我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导师王德威教授。他不仅在我读书期间对我悉心栽培，而且非常支持我的这一选题。他在为我的中文书《狂欢的女神》做序时，有一段文字谈到了《革命与情爱》。

剑梅的专长是现代文学与历史、性别关系的互动。她的博士论文，以及第一本英文赚书，写的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革命加恋爱”的小说政治。这个题目看来平常，里面其实大有文章。三十年代风云变幻，前卫作者或热衷民族改造，或追求主体解放，总结起来，正不脱“革命”、“恋爱”两大目标。以後五十年中国所经历的种种激情狂热，基本源出於此。时移事往，剑梅成长的岁月却是个告别革命、放逐诸神的年代。在天安门事件後，在美国，她重新检视“革命加恋爱”的谱系，反思其中所透露的中国现代性特徵；论文写的虽然是文学，但一股与历史对话的冲动，跃然纸上。[1]

如果不是王德威老师的鼓励和坚持，我可能半途而废。记得那时我已经被西方学院派的理论“轰炸”得“不知去向”，后殖民主义到来时，我的选题跟这一时髦的西方理论很难挂上钩，不久西方汉学界又时髦起“文化研究”，朋友们纷纷转向对视觉文化和影视文化的批评，而我还在阅读左翼作家的文字，觉得很落伍、很孤独。好在有王老师的一再鼓励和辅导，加上我父亲刘再复常常与我对话，才慢慢从选题中找到了乐趣，也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独特的视角。初稿出来后，李欧梵教授的批评，又让我警醒。他说，你这是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没有必要套上时髦的西方理论，你应该把那些枯燥的理论术语统统去掉。我于是又重新改过一番，不过为了赶夏威夷大学出版社给我的期限，那次改动还不够彻底，只是更改了前言。现在看来，当时如果能够“伤筋动骨”地大改一番，西方理论的“毒”就会中得浅一点。

除了要感谢王德威和李欧梵老师的辅导和支持，我还要感谢夏志清先生和王斑教授。夏志清先生在我读书期间，除了教授中国古典戏剧课程之外，还常常关心我。退休之后，还时常回到哥大的校园来辅导我和同学们，让我们受益匪浅。记得我最初告诉他想做“革命与狭邪的对话”的研究时，他很不客气说，这个选题“大而不当 ”。我听了，很受震撼，后来才深挖一口井，压缩成对三十年代的“革命加恋爱”的文学公式的研究。王斑的第一本英文书《历史的崇高形象：二十世纪中国的美学和政治》跟我做的选题很相近，于是我们就有了对话的机会，他给了我许多宝贵的意见和指导。在美国的读书写作生涯中，我还得感谢以下教授对我的关心和支持：葛浩文，林培瑞，悉密，孙康宜，唐小兵，Kirk Denton，陈小眉，张英进，岳钢，商伟，Michel Hockx，Victoria Cass, Paul Rauzer, Michael Tsin, 郑树森,　沈志佳。我必须感谢我的好友Ann Huss (何素楠) 为我的英文把关，感谢我父亲的朋友程麻叔叔帮助我收集和复印不少第一手材料。

这本书的英文版是献给我的父亲刘再复的。我在与他合著的《共悟人间》中，曾写道，“感谢你终于使我爱上了文学。这一工作使我比旁人多了一个世界。这个世界如此迷人，它的最深处的内核，是真的永远不会熄灭的人性的太阳。它的光芒抚慰着人间，也抚慰着我，叫我做人要丰富，但又要单纯、善良，对人永远不要失去信念。它让我在充满欲望的世界中不会迷失自我，并多了一种视力看待人生，多了一副‘诗意心肠’珍惜人间所有的真情和爱意。”[2]不错，正是父亲把文学看得如同宗教一般神圣，使我爱上了文学，并在对中国文学史的研究中找到了人性的光辉。我的母亲陈菲亚，妹妹刘莲都是我的坚强后盾。我的先生黄刚，总是让我感到理解的快乐。我是一个非常个人化的学者，出书时总是想到与我个体生命存在息息相关的亲人。

最后，我要感谢季进和王尧教授，没有他们的热心督促，就不会有这本书的中文版的出现。还要特别感谢本书的中文译者郭冰茹教授，没有她的认真的艰辛的工作，我的英文著作哪能与故国的读者见面。她在做眼疾手术前後，仍然刻苦翻译，并把引文一一查出，纠正了我的一些注释上的错误，经过此番翻译的洗礼，我对自己的旧作也有了不少的反思。对于上海三联的责任编辑，我也心存敬意与谢意。

写于二００七年五月底，美国马里兰大学

本文在2009-2-15 6:31:01被施雨编辑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