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权的诱惑（二）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 许知远 2010-03-26 (www.ftchinese.com)
在苏联崇拜的所有的替代者中，毛泽东的中国扮演着最值得期待的角色。它所激起的幻象，不仅来自于二十世纪的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更来自于它的古老历史。
一
人们再一次惊呼资本主义的末日，但社会主义并没有他们想象得那样美好。西方受困于石油危机、经济停滞，苏联则食物短缺，它大量从资本主义国家进口小麦。即使有着如此广袤的农田，苏联的农业仍难以生产出足够的粮食。那些赞叹莫斯科的地铁票从不涨价的巴黎人，不知道苏联的土豆价格一直在上涨。他们在人造卫星、核弹头、战斗机、钢铁制造上表现出的不可阻挡的力量，却不能给自己的人民提供足够的生活必需品。苏联其实是一个“低度发展的超级大国”。
对共产主义苏联的幻想，都是荒诞不经的。它宣称人人平等，却创造了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它说无产阶级拥有了国家资产，但官僚系统才支配一切；它要全面的解放人，结果是对人的全面禁锢；它声称带来了物质与精神世界的共同富足，但只创造了一片荒原……
即使苏联“国家富强”，也没有表面看起来那样强大。“我们落后于领先国家五十至一白年，我们必须在十年中赶上它们”，斯大林在一九三一年说，“[它需要]一个坚实的党把所有的努力都统一到一个方向。”它成功了，斯大林实现了沙皇时代无法实现的政治与军事胜利，苏联变成了世界第二强大的国家。成功却是建立在惊人的代价上的。苏联农业的普遍萧条和大饥荒，为重工业提供了资金；数百万的流放者成为现代奴隶。成功也注定不可持续。“共产主义国家的增长率显著，却没什么特殊的魔力”，保罗·克鲁格曼后来写道，“产出的迅速增长缘于投入的迅速增加：劳动力的扩充，教育水准的提升，更重要的是，在硬件设施上的大量投资。” 苏联的经济增长，建立于它的政治动员能力、对种种成本的压低，它将随着投入的减少而放缓。它的长远的代价同样惊人：环境受到惊人破坏、几代人的头脑陷入停滞、整个社会分崩离析、自私、冷漠与虚伪四处蔓延。历史上只有很少的时期，人的尊严受到如此的践踏。人们最初期望一个强大的国家，能保护他们，给予他们尊严，却发现制造了一个吞噬自己的怪兽。
局外人不知道，或许也无法真的相信这一切。苏联是一个信息的黑洞。西方报纸上充斥着危机的字眼，自我批评、自我揭露是多元社会的持久的现象之一。但在苏联的公开信息上，读不到危机，反而充斥着成就与欢庆。代价可以被轻易地原谅，最深层的困境，也只是另一个暂时的障碍，它将迅速被克服，未来总是一片光明。斯大林的暴行只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小错误，在通往共产主义的道路上，你不能不打掉鸡蛋就做成蛋饼。而到了六十年代后期，很多人甚至准备重新恢复斯大林的名誉。人们只能猜测这信息黑洞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一直到一九八九年前，很少有人真的意识到，这种体制已经难以运转。
对于西方的左派来说，现实是一回事（即使他们知道），信念却是另一回事，人们没兴趣用现实来修正既成的看法。随着真相的日益显露，最初真挚的情感与信念，不可避免地衰竭，最后变成了某种身份确认。七十年代的法国左派们，他们与其是真心赞扬苏联，不如说是在掩饰历史伤口。这也是反美情绪的一种延伸，他们对于美国的影响力，心怀深深的不安（它在盗走拿破仑的昔日荣耀吗？），他们也不愿意相信苏联的背叛者的叙述，觉得那是冷战阴谋的一部分，很多人觉得索尔仁尼琴描述的古拉格群岛不过是另一种夸大其词。
苏联的神话不如昔日耀眼，一些新的替代者却正在出现。纳赛尔的阿拉伯社会主义，曾让整个中东兴奋难安，更让反殖民主义的西方知识分子们称赞。卡斯特罗的古巴革命曾让不少人欢呼雀跃，而越南共产党也激起过很多人的普遍同情。美国作家苏珊·桑塔格便是这些同情者中最重要的一位。
倘若苏联是历史视线中的新恒星，它所发出的耀眼和持久的光芒，昭示着另一种可能性。那么，上述国家则像是行星，它有着与恒星相似的内在结构，但光芒更微弱，而激起的是同情。它们都是反殖民浪潮的先驱者、是帝国主义的挑战者、是寻求公正的弱小者、受害者。它们内部的杀戮、恐惧与压迫，都掩盖在这个角色下了。
在所有的替代者中，毛泽东的中国扮演着最值得期待的角色。它所激起的幻象，不仅来自于二十世纪的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更来自于它的古老历史。不仅是知识分子，政治家与普通公众，也都亢奋不已。
二
“速成的中国学（Instant Sinology）”，比利时人西蒙·雷斯创造了这个词汇，讥讽那些毫无常识与原则的中国问题专家们。
六、七十年代的西方充满了这样的人物。他们是记者、学者、作家，有的在中国居住多年，更多的仅仅是短暂的旅行。他们写出或长或短的作品，他们对于一个“革命的中国”赞叹不已。
比起一个被资本主义、消费文化、大公司的科层制度腐蚀的西方，中国是另一个乌托邦。毛泽东追求平等，推行教育、医疗的平民化。“中国工人的购买力绝对比法国工人少，他们的工作条件也差，工作的时间更长，一周只有一天休息、没有带薪假期，他们的住房条件也比我们差很多……但问题不在于绝对的比较，而是相对比较。比起社会的其他成员，中国工人的地位要比法国和西方民主国家的工人们高得多。就工资而言，一个熟练的技术工人挣得比一个医生、教师或是政府官员更多。 ”一位法国经济学家写道。他没兴趣继续追问一句，为什么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医生要比一个工人挣得少？
“文化大革命”更充满了浪漫，古老的中国到处是灿烂的文化、到处是光辉的革命。甚至费正清都这样写道：“毛主义者的革命，就整体而言，是几个世纪以来中国人民经历过的最好的事。”他们很少会相信，这是一场上层的权力斗争与下层的无政府的混乱结合的灾难，不仅没有一点点“文化”，还是反文化的。
中国不仅是伯克利、巴黎、柏林、东京的反叛青年们的灵感之源，也是很多第三世界国家模仿的榜样，从游击战术到医疗、教育体系、再到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都给一些刚刚独立的国家以鼓舞。中国也竭力推广自己的模式，既证明自己取代了莫斯科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也期待这些第三世界的阶级兄弟能支持她重返联合国。
毛泽东与尼克松的会面，令中国变得更为时髦了。尼克松与基辛格迷恋毛泽东无上的权力，没有一个民主国家的领导人，能像他这样率性而为，半人半神似地统治着世界上最大的国家，公众只是他手中的道具。中国也是他们重塑世界秩序的个人野心的见证者和合作者。左派们继续执着于中国的革命理想。即使对于那些从不支持“红色中国”的人来说，中国也散发出新的魅力，中国与美国是共同对抗苏联的盟友。在这种新眼光下，一切都合情合理。
“[中国]的政治体制……在我们看来，被绝大部分中国人所支持……昔日的政权失败了，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功地用经济安全取代了贫困，用秩序替代了无序，用大众的正义取代了对大众的压迫，用力量取代了物力，用民族骄傲取代了屈辱。”一个美国代表团的成员在访问中国后写道。著名记者詹姆斯·莱斯顿则相信“他们正在很有意识地生活着，重建着自己的国家，也重建着自己”，甚至单调的装束都别具风采，“女子绝对没有化妆，虽然她们养育着世界所有民族中最庞大的人口，但多少隐藏着自己的胸部。同今天西方世界的暴露性时装相比，她们的服饰很纯洁，很一致而又古老，但这里包含着一种巨大的美和风采”。
政治的混乱、经济的崩溃、社会的压抑、个人的绝望，他们对这个真实的中国毫无感知，沉浸在被中国官方体贴安排的旅行中。哈里斯·索斯伯里在一九七二年五月认定，文革的混乱已经结束了，一种新精神已经到来。比起他在苏联所见——年轻人盲目崇拜西方、追随西方的流行文化——中国人则表现出自尊，“他们站起来了。他们有自尊和尊严”。
你可以说，他们不是真正的中国专家，从未认真学习过中国的历史与政治，即使他们亲身来到中国，也只是浮光掠影地旅行，旅程又是被精心安排的，走同样的旅行路线，会见同样的人，没人会对他们敞开心扉，就像一位美国人所说，“中国的每一个人——从走出厨房来接受我们称赞的厨师一直到总理——说话时用的词汇完全一样 ”。这个精心营造的中国，像是三十年代前苏联的另一个翻版。
但那些真正的中国专家呢？西蒙·雷斯提到了韩素音与罗斯·特里尔。韩素音是半英半中的混血儿，从中日战争到文化大革命，她见证了现代中国的命运，从宋美龄到周恩来，她都与他们相熟。她用英文写作中国题材，是那个时代最受欢迎的作家。在为世界描绘的中国中，她称“文化大革命”是一场“人类的大跃进”，并且促进经济发展，红卫兵则行为良好，富有民主观念，江青则尽其可能减少暴力的发生……
罗斯·特里尔则是一位公认的汉学家。他的一系列对中国的描述不仅在英语世界畅销一时，他的《毛泽东传》的中文版至今仍是最受中国人欢迎的传记，销量超过一百万册。罗斯·特里尔没有写出韩素音式的谎言，但西蒙·雷斯发现，罗斯·特里尔也从未揭示出中国的任何真相。罗斯·特里尔是个诙谐、敏锐的观察者，中国被他描绘成陌生和奇特之地，即使他目睹到种种残酷、虚假和不公，他也不想描述，更不做道德判断。“有娱乐性，但不要富于争议；回避一切可能带来困扰、激起不安或带来不愉快的话题；取悦每一个人，”西蒙·雷斯这样评价特里尔的风格，在他的看来，特里尔的《毛泽东传》的献词再好不过地展现了这种风格：“献给今日一些国家渴望的领袖天才，也同样献给那些想摆脱领袖神秘感的普通人”。所有伤痛都在这献词中被一笔带过，领袖与人民都是对的，没人要为历史承担责任。倘若社会主义要求它的艺术家们删除作品灰色、负面的情绪，只表现斗志昂扬，罗斯·特里尔进行了类似的自我审查。他的语调和结论总倾向于乐观，以至于忘记追问逻辑关系。在评价一九四九年后的中国时，他说新政权“养活了世界四分之一人口，工业产值每年百分之十”，它取得了“三十年的社会进步 ”。即使我们不去追问大饥荒的真相（在三年内饥饿而死亡的人口甚至比八年中日战争还要多），一个至今仍常被混淆的逻辑是——这四分之一的人口是自己养活了自己，也养活了这个政权，而不是倒过来。农民们在参加“忆苦思甜”的活动时，自然地回忆起“三年自然灾害”——他们的记忆里没有比这更苦的时光了。它也不缘于“自然灾害”，而是狂热政策的后果。
三
在解释西方知识分子憎恶法西斯、却原谅共产主义的原因时，让-弗朗索瓦·勒维尔用了这样的比喻： “在他们眼中，法西斯政府是家族里的黑羊，它选择了错误的道路，背叛了文明，让文明蒙羞，而斯大林政权被视作来自另一个星球的奇特生命：如果这些人愿意相互残杀，这是他们的事。”
黑羊的比喻倍显冷酷，却很可能是事实。俄国来自东方，人们认定它有着被残暴所左右的传统。而比起高加索人，中国才是真正的东方。它更遥远、神秘，更象另一个星球。尼克松曾感慨说，二十年来前往中国的美国人比前往月球的人还要少。所以，中国的残酷性，也更容易被接受。
西蒙·雷斯发现，尽管包若望的回忆录《毛的囚徒》、陈若曦的小说《尹县长》是对毛泽东时代真实的揭露，但它们没引起西方的重视，中国人正在遭遇的痛苦被淹没在中国的另一个形象中了。他们对中国的乐观判断基于这样的逻辑：中国真的不同，我们对它采用另一个衡量标准；中国有它的问题，我们也有自己的问题，我们无权指责他们。
西蒙·雷斯是那个年代的异类，他是中国文化热烈的追随者，翻译过《论语》，沉醉于中国的山水画，他在一九五五年来到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为其激动不已。但在接下来的岁月里，他的态度发生了戏剧性地转变。一九六七年，他居住在香港，看到了顺珠江漂流而来、又被海水冲到岸边的尸体——他们是广东武斗的丧命者。他与逃到香港的中国人交谈，阅读中文报纸，逐渐了解到中国的真相。一九七二年，他作为外交官在北京生活了半年，这段经验再次验证了他对中国的这个判断——这是世界上最富压迫性的政权。在其他的外来者纷纷感慨中国的“中新精神”与“新的中国人”时，他说，毛泽东的文化革命“是一项使地球上最聪明的人民沦为白痴的庞大工程”。几年后出版的《中国的阴影》一书像是中国文人画的疏离与乔治·奥威尔的犀利的混合体，西蒙·雷斯在这本书中压抑不住自己对这个政权的愤怒。他的观点却被西方左派广泛地质疑。
“很显然，它是反共的知识分子时尚，尤其是针对第三世界时”，一位美国学者投书《纽约书评》，“……这种欧洲知识分子的倾向至少可以上溯到黑格尔，他用东方专制主义形容中国”。难道中国不是正处于东方专制主义吗？与其说西蒙·雷斯是黑格尔的传人，不如说更接近孟德斯鸠的怀疑精神……（待续）
（作者的邮件edmund..z.xu@gmail.com，他最近的一本书是《祖国的陌生人》）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本文的网址：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319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