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困的心（二）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 许知远 2010-05-06 (www.ftchinese.com)
一
人们对于货币战争的焦虑，对于新帝国主义的恐慌，发生在中国经济迅速崛起之时，世界惊呼中国的全球并购，对它庞大的外汇储备震惊不已，而它的GDP增长数字则如谜一样令人羡慕。
中国像是在极度的乐观与悲观之间摇摆。一方面，它在自己的辉煌中自得，认定中国世纪已经到来；另一方面，它又觉得自己脆弱不堪，被一个充满敌意的世界包围。
类似的例证不断出现。在二零零八年七月一次世界范围的民意调查中，中国人在二十四个国家中对本国发展方向和经济状况最为乐观。百分之八十六的满意度，遥遥领先于第二名澳大利亚的百分之六十一，美国人只有百分之二十三。一个月后，北京奥运会大获成功，中国不仅创造了震惊世界的开幕式，还赢得了数量第一的金牌。一些北京市民在接受英国记者采访时，他们脱口而出的感受是“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真是个黑色幽默，距离毛泽东豪言壮语已经六十年，似乎有人一直阻止我们站起来，或是不承认我们已经站起来。
几个月后，当佳士得准备在巴黎拍卖圆明园散落的鼠首、兔首铜像时，它引起了中国外交部的抗议，称拍卖将“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一个庞大的中国民间律师团，则准备通过法律程序来追讨这些文物。公众情绪狂热，他们将此视为对中国的再次侮辱，法国人不仅在一百五十年前火烧了圆明园，现在又在历史伤疤上撒上新的盐粒。在中国外交部发出抗议那一周的周末，G7会议在罗马举行。当全球最富有的七个国家的财政部长聚集到一起、商讨解救世界之道时，他们谈论最多的是中国。一份报纸指出：“当世界在经济泥淖中越陷越深，中国的形象从汇率操纵者转变成为消费的推动者”。
在盛赞中国的《当中国统治世界》一书中文版上，编辑特意把这样的句子作为导读：“一八零零年以后，欧洲经济腾飞不仅采用了一种规避亚洲的方式，而且有时候还综合运用经济和军事手段强制亚洲国家走相同的道路”。在导读旁，是对鸦片战争的描述——中国人相信这场战争把一个强大、富饶的中央帝国，推进了一个接一个的屈辱。这可能是编辑下意识的举动，却流露出中国社会一种普遍的情绪——即使在大声宣扬我们的成功时，仍不忘提醒别人，我们曾是受害者，现在可能依然还是。
甚至对中国的赞叹，也可能是阴谋。《西方热炒"中国模式"疑"捧杀" 日本为前车之鉴》，一份报纸这样宣称。它认为，西方人谈论“中国模式”，是为了让中国承担更多的责任，让中国按照西方的价值理念出牌；按照“西方方式出牌 ”则意味着悲剧，日本是“前车之鉴”，正是西方在三十年前对“日本模式”的盛赞，冲昏了日本人的头脑，最终导致日本经济泡沫破灭，陷入衰退。
是什么导致了这种激烈的情绪摇摆？它与中国的固有结构有关。十三亿人口造就了规模上的胜利，也使所有成就变得微小。你可以在数字上看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你也可以体验到人均收入第一百二十七名的贫困。制度的失败，加剧了这种失衡感。大城市的繁荣与衰败的乡村，让人感到像是在不同时空穿梭。你也会发现，一个能发射太空飞船、举办奢华奥运会的国家，却无法给婴儿们提供干净的奶粉，无法给年轻人提供开启心灵的教育。在国家力量上它无比强大，但个人的命运却经常脆弱不堪。中国的崛起创造了胜利者，也带来了更多的失败者，他们要承受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失利，也有精神上的失衡，一个错乱的社会系统给他们的个人生活带来无穷的羞辱。
这种激烈的情绪摇摆，更是信息操纵的结果。毛泽东时代，政府封闭了人们的眼睛与耳朵，只按照政治需要来提供信息。尽管从不知美国的模样，每个儿童也会大声谴责“美帝国主义”，指责“苏修分子”，并自以为生活在一个幸福的时代。现在，信息似乎难以钳制，但是官方依旧有力地塑造舆论。在公共空间，人们很难看到、读到关于中国深层困境，以及不同声音的争论。不断被强调的是十三亿集合的成就，个体的悲剧总是被遮蔽。当引述外来者对中国的评价时，人们经常忽略西方社会多元的声音，而是截取片段的信息。有时，中国读者会有一种铺面而来的感受——从美国到非洲，整个世界都在赞扬中国。然而，尤其是中国与美国、日本发生摩擦，以及涉及台湾、西藏问题时，则会出现另一种截取信息的方式——整个西方都要扼制中国，对中国充满敌意。在公众眼中，国家形象经常在两种截然不同的幻象中摆动。对于更为复杂的公共议题，不管是金融政策还是外交关系，讨论不仅受限于意识形态，也受限于知识的不足。由于集体性的无知，任何简单的答案都充满了诱惑力。
官方还努力重塑记忆。一些外来的观察者很容易发现，在中国的公共生活中，历史耻辱扮演着多么重要的角色。鸦片战争、火烧圆明园、甲午战争、八国联军、新丑条约、中日战争，每个中国人都熟知这些历史事件。近代中国被描绘成一个被不断瓜分、无比屈辱的历史。“百年国耻”贯穿在中小学的课本里，也出现在博物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电影、报纸、杂志、电视屏幕上。往日的屈辱也为今天的“阴谋论”增加了新的燃料。
记住历史并没有错，但有选择的记忆，则经常是政治操纵的结果。它使“历史幽灵”以奇特的方式出现在现实生活中。你会惊异地发现，这些二十岁、从未受过苦的青年人，总把 “百年国耻”挂在嘴边，每当与外来者发生冲突时，就熟练地用出来。他们也不习惯多元的声音——而是把任何不同的主张，都理解成一种对抗，把任何与自己不一致的行为，都视作一种侮辱。
个人生活中普遍的不安全感，对历史耻辱的强调，对自身和外部世界的无知，公共空间的单一化，反省意识的缺乏，这一切都酝酿了极端的公众情绪。不安全感与屈辱，很容易转化成愤怒、仇恨，甚至进攻性。
二
这只是一个转型时期不可避免的思想与情感混乱吗？低估这种情绪是危险的，以为它会自然过去，则是一厢情愿。莎拉·艾默里与威廉·哈维激起的焦虑与愤怒，转化成十九世纪末的民粹主义运动，也变成了美国军事扩张的基础。就像理查德·霍夫斯塔德评论的：“人们经常用冒犯来回应挫折，通过威胁他人而缓和自己的焦虑 ”。一八八零年代美国的不安情绪，到了九零年代则开始变得更具侵略性、更为军事化。美国人从担心“罗斯柴尔德”的英国式阴谋，发展到扬言与英国开战，以洗刷生活在英国阴影下的屈辱。
尽管对手不是英国而是西班牙，美国还是开战了。美国声称，要把古巴和菲律宾从西班牙的腐败控制下解脱出来，让它们获得自由与独立。多种原因驱动了这两场小规模战争，这与美国报人普利策与赫斯特的煽动有关，也是美国精英实现其雄心的手段——他们大谈美国的使命与责任，要通过战争寻求荣誉，把美国从庸俗的资本家手中抢夺回来；这当然也是狂躁的公众情绪释放——人们为了缓解自己内心的恐慌，愿意投身到任何极端行动中，以暂时忘记自己的困境。这种情绪可能演变成一场暴乱，也可能是一场对外战争。野心家们会乐于操纵这种情绪，也有可能被这种情绪所吞噬。总统麦金莱发现，他不得不去发动与西班牙的战争，否则无法应对国内激愤的群情。美国最终从这股社会不安中摆脱出来，但它依靠的不是战争，而是国内的进步运动——它对社会疾病逐渐地加以医治，让美国康复过来。
此刻的中国呢？你也可以说，这种情绪只是一小部分人的暂时迷狂，《货币战争》、《新帝国主义》不过是一种谈资。同时作为谈资的还有《中国不高兴》与《中国站起来》，它们也象征着心中的恐慌与焦虑，正转化成愤怒与暴力。对“货币战争”的忧虑则升级为“肢解中国”的恐慌——一场与美国的战争即将到来。一位名叫戴旭的军事理论家，像是宋鸿兵与郎咸平的另一个翻版，他说“中国正在陷入C包围圈”。他的语调中充满悲愤与绝望——倘若中国的军事力量不迅速扩充与调整，它不仅是个被剥削的问题，而关系到亡国与否。
一种更为咄咄逼人的情绪，也已明确无误地表达出来：“我们甚至应该以战争动员的方式，组织全民族的力量，为保证这一次崛起的成功而殚精竭虑，誓死拼搏。”摩罗在《中国站起来》里写道。
这或许仅仅是失意文人赢得公众注意的花招。但中国政府的某些行动，似乎正是对这种情绪的响应——它宣判了一位英国籍和一名日本籍的毒贩死刑；在部分庭审不公开的情况下，把力拓三名雇员送进了监狱，其中一位澳大利亚籍人士则被判长达十年的徒刑；它在审查上毫不松动的立场，令谷歌公司撤离中国……这不仅仅是法律条文的结果，更是政治上的需要，中国正显示出更为强硬的排外姿态，这种姿态像是对国内日益高涨的民族情绪的抚慰。
你可以说，西点军校的理论家们日夜不停地谈论与中国的战争，美国记者时常出版《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这样的著作，商业节目的主持人整天在叫喊“中国威胁论 ”。既然如此，你又何须忧虑中国的类似言论？但美国是一个充满内部制衡的社会，即使陷入阴谋论的时刻，仍有强大的质疑之声。我不断引用的理查德·霍夫斯塔特，正是在麦卡锡主义汹涌时，写出了影响一时的《美国政治的偏执风格》。社会难免陷入迷狂，但倘若缺乏对抗性的自省声音，则让迷狂转变成狂躁的破坏力。更重要的是，美国社会的多元价值观，不同取向的社会机构，政治上的制衡与自我纠正，把这些极端性纳入轨道。即使如此，它也曾经历过如此痛苦的转型，是社会运动的风起云涌，是从麦金莱到富兰克林和罗斯福的改革举措，才使美国社会逐渐摆脱了恼人的狂躁。
并非所有的国家都如此幸运，纳粹德国、法西斯意大利、军国主义的日本都曾滑向另一个极端。阴谋论和屈辱感都曾在它们各自的社会扮演重要的角色，它们无一不认定自己身处一个四面危险的困境，无一不认定世界对自己充满误解，无一不觉得自己受尽屈辱，无一不坚信自己的国家及文化的独特性，无一不压制社会内部的争论，无一不试图让自己的国民确信——个人毫无价值，唯有献身于国家才是崇高的人生……在这样的时期，社会转型的痛苦，历史的屈辱，野心家的煽动，对荣耀的渴望，奇妙地混杂在一起，酿成一杯浓烈、诱人的苦酒。在这杯迷人的苦酒之后，转型的震痛变成了难产。
而中国正处于这样一个时刻，一方面，社会上人们普遍感到挫败及愤怒，人人缺乏归属感；另一方面，大国崛起带来了惊人的幻觉，同时对昔日的屈辱和别人的阴谋念念不忘。政治的封闭压制了自省与质疑的声音，独立的社会组织难以生存。当愤怒和焦虑不能转化成建设力量时，它们也就常常演变成破坏力。它们也加强了民粹主义与国家主义的吸引力，因为投身其中可以暂时忘却孤立无援、挫败与困扰，可以享受到片刻的虚荣与权力……但这虚荣与权力，却很可能通向更大的悲剧。
（作者的邮件edmund.z.xu@gmail.com，他最近的一本书是《祖国的陌生人》）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本文的网址：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324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