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肉搜索”是最基本的公民权利
何显兵 2010年06月13日

“人肉搜索”自其诞生之初就存在不同的看法，赞成者有之，反对者亦有之。赞成者认为，“人肉搜索”代表了言论自由，代表了舆论监督，并列举了诸如 “周久耕”等网络反腐事件为正面支撑；反对者认为，“人肉搜索”不尊重当事人的隐私，是“不负责任”的言论自由滥用，“人肉搜索”者更可能因此成为网络暴民。

官方的态度似乎比较偏向限制人肉搜索，2010年5月27日，浙江省公布了《信息化促进条例》草案，其第39条规定：“采集社会组织或者个人的信息，应当通过合法途径，并依法合理利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网络与信息系统擅自发布、传播、删除、修改信息权利人的相关信息。”这一规定再次激起了“人肉搜索” 支持者与反对者之间的大辩论。

事实上，每次关于“人肉搜索”的立法禁止都会引发强烈的舆论冲击，2008年4月《广东省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第26条规定，禁止“擅自向第三方公开他人电子邮箱地址和其他个人信息资料”；2009年1月，《徐州市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也明文禁止“未经允许，提供或者公开他人的信息资料”。

但事实上，上述地方政府法规、规章除了引发社会大辩论以外，几乎没有起到限制、禁止“人肉搜索”的作用。由于网络民意的强大，限制、禁止“人肉搜索”的法律成本非常高，几乎不可能得到真正的实施。

事实上，上述禁止“人肉搜索”的地方性法规、规章本身就有法律上的难题。一些人认为，公民的姓名、性别、年龄、工作等属于隐私，甚至婚外性关系等都属于隐私，在网络上发布上述信息属于侵犯隐私。但这种观点存在疑问：在网络上发布他人姓名属于侵犯隐私，那么在生活中应打听者的要求告知他人的姓名是否也属于侵犯隐私？如果这也属于侵犯隐私，恐怕生活真的难以为继了——那么多的“八卦”信息确也为生活增添了乐趣。

同时，言论自由是中国宪法规定的公民最基本的政治权利之一，《立法法》规定公民的政治权利、人身自由需要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法律”才能加以限制或者剥夺，“人肉搜索”表达的最基本权利就是公民的言论自由，地方性法规或者地方政府规章要对言论自由进行限制，恐怕有越权立法之嫌。

“人肉搜索”仅仅是个工具，如果“人身搜索”参与者确实侵犯了他人的隐私，可以由侵权行为法加以调整。如果“人肉搜索”并未侵犯他人隐私，甚至是了促进了某种社会公益，简单地将其禁止显然是“连着婴儿一起将洗澡水倒掉”的做法。

“人肉搜索”引发如此巨大的争议，实际上还有一个隐秘的话题，那就是对言论的控制力度空前削弱了。

（文章来源：中国企业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