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际“哑铃”到国内“杠铃”
2010-06-22
第二军医大学 郭亚军教授（在沪973项目首席科学家）
郭亚军，男，回族，1955年8月出生，山东莘县人。1978年毕业于第三军医大学医疗系，1987年获第二军医大学外科学博士学位，1989年赴美从事肿瘤治疗研究，在美国工作17年,是包括哈佛等四所大学的教授。1996年毅然回国，现任第二军医大学肿瘤研究所所长、上海市抗体工程中心主任。先后承担973、863等9个国家级重点项目。在《Science》、《Nature Medicine》等国内外著名杂志上发表论文120余篇。获国家自然科学、技术发明、科技进步二等奖各1项，获省部级一、二等奖7项。申请发明专利22项，获专利授权10项。曾荣获上海市首届十大科技精英称号、中国青年科学家奖、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等。为国家基金委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1998年），国家“973”首席科学家（2004年）。

风尘三尺剑，社稷一戎衣
杜甫诗云：“风尘三尺剑，社稷一戎衣”，使人想到“时事造英雄，军旅多豪杰”。
再过若干年，翻开中国现代医学科技史，人们不难发现以下几个亮点：
1994年，一项重大发明在医学界引起极大关注:能够自动识别和杀灭肝癌细胞的新型疫苗研制成功。美国专家惊叹说，这项成果“开启了免疫系统防治癌症的大门”!
1997年，双功能抗体修饰的抗肿瘤治疗性疫苗问世，被誉为最具有临床应用前景的免疫治疗新方法。
2005年，中国第一个抗体类新药“益赛普”获批上市，为广大类风湿关节炎、银屑病、强直性脊柱炎患者带来福音。
2007年，横跨基础和应用两大领域的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和技术发明二等奖非常罕见地同时授予一位学者。
创造这些奇迹的是何许人也？他就是“社稷一戎衣”——郭亚军。军人忠于国家、勇于奉献、敢于拼搏的精神，在他身上得到集中体现，奠定了他成功的思想基础；军人雷厉风行、百折不挠、严谨务实的作风，使他的团队能精诚团结，勇挑重担。
他当过两年的工程兵，1974年被部队推荐到第三军医大学攻读临床医学，毕业后做了3年外科医生。国家刚刚恢复研究生教育不久，他就以优异成绩考入了医学泰斗吴孟超门下。吴老作为我国肝胆外科的主要开拓者之一，敏锐地认识到基础研究的重要性，毅然把郭亚军派到中科院刘新垣院士手下做了两年的博士后，随后又送到美国哈佛大学做访问教授。郭亚军很快在肿瘤免疫与基因治疗研究领域崭露头角，先后被聘为美国克利夫兰医院肿瘤中心助理教授、圣地亚哥肿瘤研究所副教授、教授、内布拉斯加州立大学肿瘤中心教授等，工作与生活条件得到显著的改善，两个女儿也相继在美国出生，俨然过上中上层社会的生活。当美国人要给他办拥有永久居留权的绿卡时，他断然拒绝了。他说：“我是一名军人，我来美国留学的目的是报效国家，再优厚的待遇也冲不掉我对祖国魂牵梦绕的思念！”
郭亚军清醒地认识到，祖国是他生命的摇篮，是他事业的根基。其一，他的专业是搞肝癌疫苗，而中国是肝癌大国，全世界每年死于肝癌的病人有45万，中国占30万，他觉得同胞亲人需要他。其二，第二军医大学和吴孟超老师为他准备了良好的工作环境，这是他既熟悉又眷恋的地方，有利于新建一只富有战斗力的团队，有利于开展临床验证研究。其三，国家科技部、基金委、上海市科委等对肿瘤疫苗这一高科技课题非常重视，回国以后有用武之地。于是，一幅“重披战袍、潜心磨剑”的宏伟蓝图在他胸中慢慢展开。

身在江海上，云连京国深
用王昌龄的名句“身在江海上，云连京国深”，描述四海漂泊的游子心系祖国的赤子之情是非常贴切的。
提到郭亚军，大家自然会想到“哑铃”模式。何为“哑铃”模式？这是郭亚军和导师吴孟超在国家、军队和上海市大力支持下，共同创建的一种新型的科研和人才培养模式。即在中国和国外分别建立高水平的实验室，中间有杰出的科学家穿梭往来，一面把国外先进的科研思路、技术和管理模式带到国内，同时选派优秀的青年科研人员到国外实验室深造后回国服务。
这种“变回国服务为为国服务”的模式曾风靡一时，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等纷纷大力推介。郭亚军就是从这种模式里走出，又走进这种模式，而且成了领军人物。
他掌管的第二军医大学肿瘤研究所同美国、英国、德国和法国的多个研究机构建立了互利合作关系；与自然科学基金委和军事医学科学院合作，共组织国著名华人专家团回国讲学8次，组织和邀请了国内专家赴美和赴德参观交流团共计204人次，组织国外专家讲学参观团来华交流访问共计184人次；影响普及海外及全国各地，为数十位杰出的留学人员“回国服务”或“为国服务”找到了婆家。
郭亚军借助“哑铃”的综合优势，加快培养国内科研院所高层次人才，在高级人才梯队上做出了突出成绩：主持中美高级肿瘤学人才培养计划，已为国家和军队培养了50名肿瘤学专业骨干，选拔派出的留学生完成学业后全部按时回国，并逐渐成长为国内肿瘤学临床和基础研究的学科带头人，为军队培养博士后6名、博士研究生18名、硕士生9名。
在刚开始的头几年，他既像领航的头雁，每年带队往返中美十余次，又像护犊的老牛，为刚出国的学生买车租房，安排生活。这背后隐藏着许多感人的故事和他不为人知的辛劳。
第二军医大学分子生物学实验室主任赵健是郭亚军的学生，她说她不会忘记十年前在美国学习工作的那段岁月。“我是1996年刚考上博士就跟着郭主任到他国外的实验室做课题的，当时国内研究生全程在国外培养的先例是凤毛麟角。初到美国的时候，生活和工作上许多方面很不适应，都是郭主任和他太太一一帮我们克服的，比如办银行卡、租房子、租车子等等，不厌其烦，让在我们能安心学习。工作碰到困难时我们总是很气馁，郭主任能站在很高的角度看待问题，我们碰到的困难在他眼里并不是困难，反而是一件好事，因为这正是需要我们去解决的，他常说：“你将来要去解决的问题可能就是一个大的突破。”
贴点时间和金钱，对郭亚军来说都是不值一提的，他面临的挑战首先是精力的极限。每年漂洋过海，往返中美十余个来回，每次单程飞行少则十多个小时，多则二十余小时，一下飞机，腿脚总是肿胀难忍，时差总是黑白颠倒，从机场出来坐上汽车就开始听工作汇报，讨论工作方案，每天靠安眠药维持4-5个小时的睡眠。长期的超负荷运转使他的免疫力出现透支，1996年7月，他突然大口大口地咯血，查CT发现右肺上方有一个核桃大的阴影。作为医生，他知道最有可能的就是肺癌。当时他最大的不安就是国内外“哑铃”的深度合作刚刚开始，有千头万绪的工作等他去做。他不动声色，第二天照常带着两位博士生飞到美国。他瞒着爱人和孩子，在美国又做了多次影像学检查和胸针穿刺病理检查，仍不能排除肺癌可能，但考虑到他高频度的穿梭飞行，专家同时也怀疑到航空性肺炎的可能。他一边按航空性肺炎接受试验治疗，一边按计划飞到香港参加国家科技部组织的高科技项目介绍会，飞到德国研讨合作项目。一个疗程后，奇迹发生了，肺上阴影全部消失，他这才把事情原委告诉家人。爱人被吓出一身冷汗，含着热泪说：“我理解你报国心切，但你也要为我们娘仨想想啊！”郭亚军说：“等这种模式稳定运行后，咱们回国安家落户！”

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
2003年完全回国后，郭亚军似乎沉寂了很长一段时间，其实他是更加忙碌了。当“哑铃”模式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后，他又把目光转向“杠铃”模式的创建：一种集高校、政府、企业三位一体、产学研一条龙的科研产业化模式。因为他意识到，这是医学高科技尽快造福人类的必由之路。与之前国际“哑铃”模式相比，横跨军队与地方，高校与产业，基础与应用，目标更明确，可施展平台更大，犹如大规模共团作战，对于习惯于军旅生活的郭亚军来讲，具有更大挑战性和吸引力，这个平台为郭亚军提供了发挥其帅才的空间。
从事抗体和肿瘤研究20多年，郭亚军最大的感受是医学科研必须遵循苏轼所说的“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人们可能对他同一年度罕见地摘取一项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和一项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感到惊讶，而了解他的人都知道，这完全是水到渠成。
自然奖项目来源于上世纪90年代初，郭亚军曾说：“我在美国时有一天做完器官移植的单克隆抗体实验后，突发奇想：肿瘤的可怕之处就在于它会欺骗人体免疫系统，无法产生抗体。如果将一个具有提呈肿瘤抗原的免疫细胞，与肿瘤细胞融合形成一个杂交细胞，令机体‘聪明’地将它识别杀死，这不是最简单的去肿瘤方法吗？”思路决定出路，经过艰苦探索，真就发明了一种肿瘤疫苗的制备方法。1994年2月美国《科学》杂志全文刊登了郭亚军这一创造性的论文，1997年他主持的人体识别肿瘤细胞疫苗在德国一期人体临床试验获得成功。国际上评其为：这是当今最有前途和实用价值的肿瘤治疗方法之一。
发明奖项目——“益赛普”更是来之不易。连续8年，争分夺秒，郭亚军作为国家“973计划”项目“抗体的结构及功能进化”首席科学家，在致力于基础研究的同时，又领衔负责国家发改委“人源化抗体产业化”及上海科教兴市重大项目“抗体类药物中试及产业化平台”，联合第二军医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张江生物技术中心、上海兰生国健药业和中信国健药业建立了国内首个人源化抗体“产、学、研”平台。建立了抗体筛选、高效表达的中试平台和大规模制备平台，使我国成为世界上为数不多的拥有全套人源化单抗技术标准和研发能力的国家。“梅花香自苦寒来”，2004年，上海市抗体中心成功推出我国第一个治疗类风湿关节炎等疾病的抗体类新药。很快，又有一个治疗血小板减少“欣美格”上市，另有6个抗体药物正在开展临床试验……
面对成功和荣誉，郭亚军非常淡定，他说：“是国家和军队培养了我，我别无所求，只求能运用自己的专长，鞠躬尽瘁，为社会和军队做点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