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杨两个人各自表述的“合作方式”没有太大出入。只不过对于这种合作方式，两人都认为自己的贡献大些。但真正谁贡献大，各说各的理，帐是算不清楚的。

最终署名邓译杨校，邓认为是当之无愧，杨认为是提携后辈。但不管怎样，这个署名方式是当时双方认可的。

杨后来在后记中流露出“署名是让给后辈的”的意思，邓认为这种说法是无稽之谈，自己当之无愧。也不过是两人对贡献有异议而各执一词。

按邓的说法，不同渠道得到的获奖名单不一样，证书上以及他手上的名录上显示的都有杨的名字；按方舟子的说法，权威的红头文件只显示只有邓一人，所以实质上只有一人获奖。究竟获奖者是一人还是两人，至少是存在争论的。

姑且认为只有一人获奖：那么存在多种可能： 1.教育部的官员弄错了，把合作者漏了； 2.邓报奖时笨，报错了； 3.邓知道如何报两人，但认为自己贡献大，所以只是把杨作为合作者申报。
即使是原因3，他在报奖前也是与杨沟通过，经杨同意的。

总之，即使按最坏的方向推测，邓也只是把两人合作的著作，认为自己是译者杨是校者，并以此名义报奖。----而整个过程都是杨也认可的。实在算不上什么学术不端。

当然邓的公开信可能有其他毛病，比如可能想拔高自己的贡献(这也不算毛病，毕竟他本身贡献确实很大)，比如可能想混淆当初报奖的动机。但这是另一回事情了。这个可以继续吵。但“窃师吞奖”的争论，可以休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