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发生在“文革”中的一件事情。在一个开除了线条，开除了美，更开除了性的年代，男女之间除了稀里糊涂的“革命友谊”和生孩子，就再也不允许有别的情感了。稍有“过分”之举，一句“臭流氓”足以把你打入十八层地狱。姑娘夏天不能穿裙子，男人三季是一身蓝制服，夏天则是白衬衫蓝裤子。一切美好的欲望，都被列为“封、资、修”而被踏上亿万只脚。今天的人很难想象那是一个怎样愚昧和扭曲的年代，虽然它距今不到四十年。
　　那年的我，和许多男孩子一样，嗓音开始变粗，腋下和两腿之间开始长出一些细细的毛。可在连牛顿三定律、元素周期表都被丢掉的社会主义大课堂里，性教育更是无从谈起。我只能从邻居们吵架时骂出的脏话里，猜想女人的那个地方是什么样子，在广播体操的扩胸运动时，偷偷瞥一眼女同学隆起的胸脯，来满足一下对性的好奇。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真实地描写了三十多年前十亿人民那一段荒诞的历史。
　　也许是对性的朦胧和美好憧憬，我开始喜欢小提琴了。
　　教我拉小提琴的老师是一位三十多岁的阿姨，在北京一家乐团做小提琴手。她很美，但不知是响应党的晚恋晚婚的号召，还是没有碰到合适的对象，她一直还是单身。那个时候二十五六岁不谈恋爱，一心一意跟党闹革命的年轻人，就像今天的经理和董事长一样多。也许是因为单身，她把全部的精力都放到了我们这些学生身上。
　　在全国只有《红灯记》《沙家浜》《海港》《白毛女》《红色娘子军》《杜鹃山》《奇袭白虎团》《龙江领》八个样板戏的日子里，老师经常偷偷在家里给我们讲贝多芬、莫扎特、柴可夫斯基，讲《简·爱》《堂吉诃德》《青春之歌》，伴随着悠扬的琴声，我们的思想被带得很远很远。久而久之，她的家便成了我们这些学生的第二课堂。
　　每到夏天的晚上，脱去白天的素装，老师在家里经常穿一件薄薄的紧身连衣裙，散开的头发上扎着一条白手绢，我和同学们都觉得她的身上有着一种遮挡不住的美，让人心里热热的，总忍不住想多看几眼。
　　我喜欢音乐，又似乎在朦朦胧胧中更喜欢我的提琴老师。
　　我是这些学生中年纪较大的一个，每次在老师家上完课后，我总是把零乱的椅子摆好。不知是青春的躁动还是好奇，我每次收拾房间时总喜欢看老师床上的花被和枕头。偶尔屋子里没有人时，还用手摸一摸压在枕头底下的内衣。有一次我发现枕头底下露出一个眼药瓶，我拿在手里仔细看，发现上面还缠满了橡皮筋，旁边放着一只盒子，上面写着“避孕套”几个字。强烈的好奇心使我拿着眼药瓶和避孕套盒仔细端详起来。门外脚步声传来，是老师送同学们回来了，我匆忙把东西放回原处。
　　又到该去老师家上课的日子了，可偏偏那一天学校里战备劳动干得热火朝天，回到家里已经是晚上八点多钟了。我匆匆扒了几口饭，赶忙把要上课拉的《开塞小提琴练习曲》拉了几遍，便匆匆骑上自行车往老师家赶。本来已经晚了，可路上偏偏下起了雷阵雨。我害怕把琴弄湿了，就站在一家早已关门的商店门口躲雨，足足站了一个多小时，雨才算停了下来。我赶忙骑上那辆湿漉漉的自行车，继续朝老师家飞奔。等我赶到那里，大概已经是晚上十点多钟了。
　　“这么晚了，老师会不会已经睡觉了？”进院子的大门时，我脑子里闪了一下。
　　走到老师家门前一看，果然灯已经灭了，我气喘嘘嘘地站在门前，汗水和雨水一起贴在身上，心中感到十分失望。每个月才能上一次大课，这样错过了真是不甘心。我无奈地站在门外，几次想举起手来敲门，但又都放下了，最后还是咬咬牙决定回家。可偏巧天公不作美，外面雨又下大了，我只好站在门前的屋檐下，看着黑沉沉的天空和细细的雨丝怄气发呆。
　　不知过了多久，从老师的屋子里传来了一阵叫声，那是一种我从来没有听过的女人的声音，让人感到心跳腿软，强烈的好奇与冲动使我不由自主地爬上了老师屋子的后墙上，半蹲着朝那没有挂严窗帘的屋子里看，可是屋子里黑黢黢的什么也看不见。
　　“课没有上成，却干这种偷偷摸摸的事。”我心里有些暗暗自责。
　　就在我想从墙上跳下来的时候，屋子里的灯突然亮了，猛然间，我看到了令人浑身颤抖得几乎要发狂的一幕……只见老师那颤动的乳房和洁白的裸体，手里还拿着刚刚从两腿之间抽出来的东西，正是那个缠满橡皮筋的眼药瓶。我感到一阵晕眩，心怦怦跳得连我自己都能听得见，腿软得差点儿从墙上掉下来，紧接着一股热流便从我的两腿间急射而出……我在细雨蒙蒙的墙上不知蹲了多久。等我稍清醒过来后，慌忙从墙上跳下来，像窃贼一样跑出了院子。
　　那个晚上，我一个人在马路上的雨地里，推着自行车走了很久很久，迟迟没回家。临睡前，我发现流在裤子上的液体是粘粘的。
　　那一年，我十五岁。
　　后来，母亲告诉我，那不是尿，是精液。我长大了！
　　在以后的许多天里，我几乎没办法把琴练下去，只要一拉起曲子，脑子就走神，眼前总是浮现那个晚上我看见的情景。学琴的成绩也直线下降，连我最熟悉的《门德尔松小提琴协奏曲》拉起来也磕磕绊绊。每次去老师家上课，总感到不自在，不敢正眼看她。
　　“你这段时间是怎么了？像丢了魂似的。”老师不解地问。
　　“我……”我不知该怎样回答才好。
　　“是不是有女朋友了？”老师的目光温和而严厉。
　　我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真想把那天晚上所看到的一切原原本本地告诉她，但终于难以开口。
　　我没有勇气向老师告别，一边在心里说着再见，一边悄悄地离开了老师的家，这个让我永远难忘的地方。从此，把我想成为小提琴家的梦想，默默地埋在了心底。那把小提琴，我至今一直珍藏着。现在想起来，也许这段经历，可能就是我后来创办性商店的最初的心理动机吧！
　　那位漂亮的提琴老师后来和一位很有才华的乐队指挥结了婚，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赴美定居。新千年的秋天，她和丈夫一起回到北京，在音乐堂举办了一场个人作品音乐会。我们当年学琴的同学都去听了。这场音乐会的相见，距我那次特殊的“性启蒙教育”已经过去了三十多年。那时青春洋溢的音乐老师，如今已是满头白发，而我们这些满腔热情的中学生，也都大腹便便，人到中年。在音乐会上，随着一支支悠扬的乐曲，在场的许多人都被带入对往事的回忆中，而在我的感叹中更是多了一层“实质性的内容”。我真想趁着这个难得的机会，把我心中隐藏了三十多年的秘密告诉老师。但话在嘴边，想了想还是咽了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