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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绝离去的幽灵（一）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 许知远 2010-07-23 (www.ftchinese.com)

在波兰克拉克火车站旁的一家酒店里，我读到2009年11月4日的《每日电讯报》。第27版是瓦茨拉夫•哈维尔的专访。照片上的哈维尔，左手半握拳，抵住脸颊，微笑着。毛绒绒的胡子与眉毛，因不佳的印刷效果更诙谐，也更温暖。比起二十年前，他站在布拉格的马莎百货公司大楼阳台上的形象，更成熟优雅。似乎岁月、名声、权力不仅没有腐蚀他，反而让他更有魅力。在中欧旅行，你四处感到哈维尔的存在，距离天鹅绒革命二十年了，你想象不出倘若没有他，捷克甚至整个中欧会变成何种模样。在一个高压、冷漠、虚伪、愤怒充斥、又突然解体的社会，一个坚定、理性、宽容、富有情感的声音是多么重要。他重新凝聚每一个人，鼓舞他们走出阴影，安抚他们眼前的不适，也警告他们自由是需要付出代价的，你要承担对应的责任。所有的前共产主义国家，都曾面临着对极权年代的怀念 ——随着残酷记忆的消褪，社会转型不可避免的动荡，人们把那个充满压制的年代美化成一个更稳定、更有保障的时代。

在报纸的第23版，是一篇关于毛泽东的新闻。长沙正在修建一座一百英尺高的毛泽东雕像。与曾经遍布中国的机关、大学、厂矿的雕像不同，新雕像不是站立、挥手的老年领袖，而是一位英俊、不羁的青年，而且仅仅涉及头部。照片上，被脚手架围起来的雕像已经竣工大半，波浪式的发型像是贝多芬。记者引述了两位居民的看法。一位说，你看，年轻的毛泽东多帅、多酷，他的长发很潇洒；另一位则说，这形象不太符合历史，他有点像斯芬克斯。毛泽东的确是中国历史中的斯芬克斯。在离世三十三年之后，他仍强有力地影响着我们的思想与生活。

“正确评价毛泽东，不是一个简单的感情问题和学术问题，而是一个重大的政治和社会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在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的时候，我们既要客观、理性、认真地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但更要理直气壮地弘扬包括前三十年在内的新中国六十年；我们既要客观公正地评价毛泽东，更要理直气壮地‘捍卫毛泽东’。”一群青年学者在《中国道路与中国模式》蓝皮书中写道；在中国西部最大的城市重庆，“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响彻在广场、公园、集会和卡拉OK厅； 在香港，一位亿万富豪以一七千百万美元购买了安迪•沃霍的一九七二年的画作《毛》； 在纽约的古根海姆博物馆，一位享誉世界的华人艺术家在他的展览手册上写道：“对我们来说，毛泽东是二十世纪后半叶最有影响力的人。他是偶像，像上帝一样。他的艺术天分、书法、诗歌、军事战略、哲学、文章和革命运动都深刻地影响我的这一代……”；在北京，一位在课堂上批评过毛泽东的中学教师被一群毛泽东的支持者们围攻；在商业界，企业家们集体性承认，他们在毛泽东思想中获取灵感和信念。

倘若没有记错，这是毛泽东去世以来，关于他的第二次热潮。上一次发生在1990年代初。汽车里、商店的柜台上悬挂着毛主席像，书店里摆满了关于他的著作，《红太阳》录音带在在一个月卖了一百万盒，一位熟读毛泽东诗词的北大研究生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人物。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是，在深圳的一场车祸中，只有车上悬挂毛像章的司机幸免于难。

这是令人瞠目的转变。仅仅10年前，也就是邓小平宣布“改革开放”新政策不久，新华书店的管理者还在为积压在库房里的毛选忧心忡忡——再没有人对它们感兴趣了。毛泽东的声望正跌向谷底。即使被推上被告席的是“四人帮”，人们普遍觉得毛本人也难辞其咎。知识分子则开始反思，对毛的“个人崇拜”是种种灾难的源头。政治舞台上，当华国锋正式退隐，毛的遗产似乎不可逆转地褪色，尽管他的画像仍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上，他的遗体仍陈列在水晶棺里供人瞻仰。在私下的谈话中，一些历史学家还做出了这样的假设，倘若毛泽东死于1949年，他是当之无愧的伟大人物，他统一了中国，赢得了独立；倘若他在1956年去世，他甚至还是共产主义阵营的领袖人物，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看起来是如此成功；倘若他在1966年去世，他的声望无疑大打折扣，他的政策给中国带来了历史上最大的一场饥荒，但他仍是个有缺陷的巨人；但他1976年才最终去世，在十年文革之后，他进入了希特勒、斯大林的行列，他们都是历史上有名的独裁者。

但是这种情绪没能持续。在一小部分知识分子中，全盘否定毛泽东是小规模的知识时尚。对很多普通人来说，毛泽东又焕发出新的魅力。早在1980年代末，改革的阵痛开始加剧。飞涨的物价、普遍的腐败、停滞的工资、迅速增加的贫富差距，让很多人愤怒不安，一些人开始缅怀毛泽东时代的平等——人们都不富裕，却没有太多的差别。 1989年后，动荡与恐怖又为毛泽东的吸引力添加了新的维度。对于国家主义者来说，当中国再次陷入孤立时，毛泽东对外强硬的态度令人神往；对于公众来说，他们感到社会正分崩离析，过去的意识形态已然失效，未来也暧昧不清，他们陷入了思想的混乱与情感上的迷惘，毛泽东的形象给人抚慰，人们觉得生活中仍有着生活中仍有着某种确定的东西。他不仅是政治人物，也是民族英雄，还是半人半神式的大众偶像，悬挂毛像章的出租车司机们把他当成另一位关公或秦琼；对于青年学生来说，在校园的冷酷气氛中，毛泽东是为数不多的可以大声谈论的话题，毛泽东的思想与诗词可以与小虎队的歌、汪国真的诗一样共同登场；而刚刚兴起的大众文化商人们，发现毛的形象有利可图，在一个严格审查的国家，你却可以大量印刷关于毛泽东的一切。

这场狂热在毛泽东诞生一百周年时达到顶峰。甚至不断曝光他宫廷式的私人生活，也没能减少他的影响力。类似《毛泽东和他的女人们》的书籍广为流传，盗版的《毛泽东的私人医生》被私下传阅。与人们熟知的那个生活简朴、至多爱吃一碗红烧肉的毛主席不同，书中描写毛泽东的私人生活奢华、堕落、糜烂，与封建帝王并无二致。但这似乎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他的魅力——他走下了神坛，更人性化了。

这场热潮随着经济变革的加速而减弱。人们暂时搁置了迷惘，去拥抱新的商业机会。但毛泽东以另一种方式有力的延续着生命。新商业精英们则成了他的狂热追随者。首富牟其中梳起了一个毛式发型，去长江游泳，拍摄“到中流击水”的照片；推销脑黄金的史玉柱，把人民战争变成了人海战术，他设立总指挥部、各“军区”，以发动“总攻令”的形式来推广市场，广告词是“请人民作证”。对他们来说，1990年代的商业版图，就像是1949年前的中国战场。

一个湖南农民依靠自己的谋略与手腕夺取了天下，他们也可以从社会边缘跻身时代中心。他们把武器从枪炮换成了广告与公关，把士兵变成了推销员，把人民改造成消费者 ，他们默念“数英雄人物，还看今朝” 逐鹿中原。一家公司从小到大，像是游击队变成了正规军，而公司的管理可以从清理党务、延安整风运动中获得启发。1990年代不仅充满了野心家，也有更多的失败者。对于很多国有企业的工人来说，大规模下岗的现实让他们无法不怀念毛泽东时代，那是他们的工人老大哥，是社会的中坚力量。

在过去几年中，“毛泽东热”再度升温。倘若集体性迷惘是上一次热潮的中心情绪，这一次则是胜利者的自得。为毛泽东欢呼的是政府官员、商业精英、时髦的艺术家、著名的知识分子，他们是这个时代最春风得意的人物，是一个崛起中国的领导者。毛泽东的形象从个人命运的守护神，再度回归到国家命运的指导者——他缔造的国家主义铁律，令中国在全球竞争中脱颖而出，他是“中国模式”的奠基人。他甚至还再度提供了中国正饥渴的软实力。孔子学院遍布全球，毛泽东才是20世纪中国最重要的文化输出。他的革命语录在40年前的西方激进学生中广为流传，是与披头士、格瓦拉、玛丽莲•梦露一样的经典符号；中国艺术家们如今则把他的形象、语录、思想，带入了全球的美术馆、双年展、流行报刊，他是繁荣的当代艺术的代言人，中国人创造力的象征。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作者最近的一本书是《祖国的陌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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