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文：《关于反右运动的片断回忆和思考》
这篇文章是今年重翻“钱伟长告密案”的源头
http://www.observechina.net/info/artshow.asp?ID=42810四、1987年“反右运动历史学术讨论会”是怎样流产的？
反右运动的“伟大胜利”使毛泽东冲昏了头脑，得意忘形，公然自比秦始皇，夸耀自己坑的儒超过秦始皇一百倍，并说对资产阶级还是少一些良心好。于是，背信弃义成了美德，说假话受奖，说真话受罪。反右运动一结束，他就发动从全民打麻雀运动开始的“大跃进”，信誓旦旦地要在几年内进入共产主义，结果全国饿死了几千万人。作为对这次失败的报复，他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名义制造了历时十年的文化浩劫和造神运动。1978年以后的“选乱反正”，文化大革命和大跃进虽然被否定了，但对反右运动却含情脉脉，1981年9月月邓小平就曾作过目前形势比1957年还严重的危言，以此作为反自由化的依据。于是反右运动历史真相的问题成了禁区，就象一把达摩克利斯剑悬在中国知识分子头上。
为了解下我们头上这把达摩克利斯剑，1986年11月我和方励之、刘宾雁共同发起召开一个“反右运动历史学术讨论会”。他们两人我是1977年先后认识的，由于有类似坎坷的经历，都一见如故。尤其是方励之，虽然比我小16岁，但由于都是学物理的，并且都十分崇敬爱因斯坦，自然成为莫逆之交（1989年官方报刊上称我们为“密友”，倒一点不假）。开反右运动历史讨论会的主意是方励之首先想到的，他觉得中国改革进程太慢，通过这样的会可以促进一下。11月24日，方励之夫妇和刘宾雁来我家聚会，讨论发起这个会的问题。会期定于1987年2月3-5日。方励之想得很天真，说要扩大影响，先在《人民日报》上发个消息。刘宾雁和我都认为不大可能。我们3人一致希望会议限于学术性讨论，人数不宜过多，当场我们提出了大约30人的名单。会上我还提出25个可供大家讨论的参考题目。方励之自告奋勇，说邀请信由他带回合肥起草，联系地点就设在我家里。对当天下午方励之就去了上海，在交通大学、同济大学等处作了关于民主、改革的讲话，对究竟是谁养活谁，民主是否恩赐，知识分子的使命等问题作了透彻的阐述。一个星期后他寄来反右历史讨论会邀请信稿，信稿写得很得体，我即找人打印寄发了。这是1949年以来第一次由个人发起的全国性学术讨论会，反应十分热烈。
我们发出大约40封信，除费孝通、钱伟长外，都立即回复，而且都充满热情。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回信者有：化学家袁翰青，水利学家黄万里，电影评论家钟惦棐，杂文家曾彦修，翻译家刘尊棋，老报人徐铸成，文学家白桦、陈学昭、邵燕祥，数学家曾肯成，浙江所谓“沙杨反党集团”骨干孙章录和沙文汉夫人陈修良。有不少我们并没有邀请的右派，也主动来信要求参加会议。有一个原来不知其名的浙江右派，来信教训我，说反右问题中央已有结论，我们只能在此框框内讨论。这种由右派转变的左派，我已见识不少，如丁玲、陈沂、陈涌等，想不到在浙江也冒出了一个。
12月20日，刘宾雁通知我，说《人民日报》社领导要他不要参与这个会的活动，他只好照办，望我们谅解。12月上旬开始，合肥、武汉、上海、杭州、南京、北京相继出现学生上街要求民主的游行，当局归咎于方励之。听说就在这个时候，
钱伟长通过民盟中央把我们寄给他的反右运动历史讨论邀请信送交当局，并附了这样的意见：方励之是一个政治野心家（？），他自称是中国的瓦文萨（？）；我的问题虽然没有完全解决（指尚未恢复清华大学副校长的官职），但与他们是不同的。12月30日上午，邓小平召胡耀邦、赵紫阳、胡启立等人讲话，批评胡耀邦制止学潮不力。当他批评方励之的“自由化”言论时，赵紫阳插话，说方励之和刘宾雁、王若望要开纪念反右30周年大会（把我误为王若望，把历史学术讨论会误为纪念大会），于是邓说，要把这3人立即开除出党，并说这次钱伟长表现很好，应予重用！不久钱伟长果然当上了全国政协副主席。
1986年岁末，空气非常紧张，仿佛又回到了1957年和1966年，方励之成了宣传工具批判的对象，我们3人发起的会也在内部受到批判。除夕那天，王淦昌先生特地来我家，劝我们在目前情况下不要开这个会。第二天（元旦）一早，我去看刚从合肥回来的方励之，我提出，鉴于目前政局动荡，而对他的谣言太多，无法平心静气地讨论学术问题，原定2月初的会只能推迟，他完全同意。两天后，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党委书记向我正式传达党中为“敌我矛盾”），并同时通知各单位，不让接到我们邀请通知的人参加会议。事实上，两天前党组织就已知道我们已决定暂时不开这个会，他们也认为问题已不存在。当时听说，在开除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3人党籍之后，还准备再开除10人，我是首当其冲固概由于赵紫阳发了慈心，我们得以暂时幸免。
半个月后，方励之和刘宾雁先后被开除党籍，官方还向全国印发了供批判用的他们的言论摘编。《刘宾雁言论摘编》中的最后一篇竟是《许良英、刘宾雁、方励之发起召开“反右运动历史学术讨论会”通知全文》，这多少有点冤枉。因为这件事是方励之创议的，通知也是由他执笔；3人的名字排序又以我在先（大概因为我年纪最大，反右时受处分最重，又是对外联系负责人）；而刘宾雁已中途宣布退出。当局张冠李戴，把发起开这个会的帐算在他的头上，实在是没有道理的。显然刘宾雁第二次被开除党籍，主要是为了这件事，他自己当时也是这样说的。可是，他1990年出版的《自传》中，对此事只字不提，未免令人费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