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避孕药在中国zt
避孕在中国，不是毫无听闻也非避若虎狼，中国甚至还曾主动研制，但因为避孕药发明之后遇到文化大革命，以及文化、社会的不同，却一直未能在大众中广泛发展，并成为女性们的主动选择。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仿效苏联鼓励生育，生孩子多的母亲被尊称为“英雄母亲”。当时毛泽东认为：“中国人口众多是一件极大的好事。”
但是到了1950年代中后期，尽管官方口号仍然是“人多力量大”，然而上层一场关于计划生育问题的争论已经开始了，并极大地影响了此后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这起始于1953年公布的第一次人口普查，当年6月30日24时全国拥有的人口数量为58260万人，不到四年，就比建国时的“四万万七千五百万”多出一亿多。9月29日，周恩来在一次报告中说：“我们大致算了一下，我国人口大概每年平均要增加一千万，那么十年就是一万万。中国农民对生儿育女的事情是很高兴的，喜欢多生几个孩子。但是，这样一个增长率的供应问题，却是我们的一个大负担。”
10月12日，毛泽东在同南斯拉夫妇女代表团谈话时指出：“过去有些人批评我们提倡节育，但是现在赞成的人多起来了。夫妇之间应该订出一个家庭计划，规定一辈子生多少孩子。这种计划应该同国家的五年计划配合起来。目前中国的人口每年净增一千二百万到一千五百万。社会的生产已经计划化了，而人类本身的生产还是处在一种无政府和无计划的状态中。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对人类本身的生产也实行计划化呢？我想是可以的。我们有一位民主人士叫邵力子，他就提倡节育。”
从对“英雄母亲”的极度推崇，到领导隐约表态要“对生产进行计划”，暗暗透出了一个缝——中国也要节育。
于是1956年，国家投资200万元在广州建成中国第一条避孕套生产线。同时从1953年至1959年间卫生部发出的有关避孕、人工流产和绝育的文件有8件之多。1956年8月卫生部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和形势发展需要，拍摄了《避孕》科教片，上海拍摄了《节育》科教片，图文影并茂地向大众宣传“避孕”的重要性。
尽管有了自己的避孕套生产厂，避孕用具仍然紧缺，不容易搞到，还要省着用。有人这样回忆道：“1959年时，28岁的我就已经是三个孩子的父亲了。我本来不想那么早要孩子，但是那时候根本没有人谈论避孕，压根儿不知道怎么才能将‘每四年生一个，共生三个孩子’的计划付诸实施。好不容易托朋友搞来几个避孕套。我每次用完了，就用肥皂洗干净，晾干后抹上滑石粉，下次再用。”《看历史》2010年8月刊
■ 计划而非自由
1965年1月9日，毛泽东在和美国友好人士埃德加·斯诺谈话时，斯诺问：“主席对中国计划生育的进程感到满意吗？”他说：“不满意，在农村还没有推广。最好能制造一种简便的口服避孕药品”。
实际中国的口服避孕药研究从1963年开始。仅用了4年时间，上海仁济医院的肖碧莲所在的实验室就研制成功了两款低剂量口服避孕药。1967年，国产的口服避孕药通过了国家科委鉴定，开始推广试用。在北京，许多人仍然记得当时避孕药推广的情景，这些避孕药是由单位免费发放试用的。但不幸的是，国产避孕药的诞生正好遇上了文革的混乱。即使肖碧莲在文革中继续避孕药的研究，也无法进一步推广她的国产避孕药。
1968年，毛泽东指示为群众搞一种简便的口服避孕药。于是，协和医院的专家们成立了攻关小组。1969年初，小组成功研制出复方甲基炔诺铜，这是中国首创的低剂量短效口服避孕药。
从埃德加·斯诺从北京发给《时代》的一篇文章，可以看出当时的情形：“流产是免费的，而且只要女方提出要求就可以。避孕药也是免费供应的，从1968年起，在中国很流行的每月吃22天的避孕丸的方法越来越代替了避孕环和其他的避孕办法。”
斯诺还记录道：“林大夫告诉我，每月吃二十二天的那种避孕丸没有任何副作用。如果（二十二天里）每天都吃的话，其有效率是百分之百，但是，绝大多数妇女仍然不够经心。所以继续研究一种一个月只吃一次的理想避孕丸。……林大夫对我说：“我们的研究小组，我们叫作计划生育战斗组，也在研究新的长期避孕方法。我们还在试验一种三个月吃一次的避孕药，我们还想搞一种有效期为一年的避孕丸或者注射剂。”
同时，中国科学家们也在试验男女都可用来避孕的草药注射剂。当时在北京，大约70%生育年龄的妇女在避孕，三分之二的人服用避孕丸。在首都周围的农村，一百个成年妇女中有四十个服用避孕丸。
但是，在中国，避孕药的“社会暗示”与西方差异很大。在西方国家，避孕意味着更大的自由，加速了女性个人角色的转变。而在中国，避孕则是整个社会“生育政策”的一个部分，是减少人口快速增长的新法。正如毛泽东说的：“我们是无产阶级的计划生育，和资产阶级为了个人享乐搞节制生育不同”。
1970年代，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开始正式实行，首推的节育手段并不是避孕药，甚至不是避孕套，而是宫内节育器，也就是常说的“子宫环”。
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国家计生委开展了“避孕方法知情选择”的措施，计划生育的强制性开始弱化，女性有权选择自己认为最好、最安全的方法避孕，而不再是由单位和医院说了算。这项人性化的改变导致了避孕药使用的下降。据北大人口研究所的调查，避孕药的使用率从1990年的5%下降到了2000年的2%，表明避孕药并不受中国人的欢迎。
直到2010年，《德国之声》的报道也称：避孕药已成为最重要的避孕措施之一，它在欧洲使用相当普遍，但在中国却不然——人们更青睐其他避孕方法，比如避孕环、安全套或只是“多加小心”。
而且不仅是已婚女性，新一代的年轻人也更倾向于使用避孕套。对于把性与生育分开来理解的年轻一代，代表着性的是杜蕾斯、杰士邦，或者威尔钢，而非需要定期服用的短效避孕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