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经常从中国到美国的旅行，给了我一些和我在燕京大学没有直接联系的不寻常、有趣的经历。我曾经拜访过两位美国总统。第一位是威尔逊总统，那时我还在南京教书。他在华盛顿的中部长老会礼拜堂听了我讲道，要我去看他，说说中国的情况。我是带着我九岁的儿子一同去的，孩子又兴奋又害怕。总统问他：“你的名字是随着约翰·雷登·威尔逊（John Leighton Wilson）起的吗？”孩子回答说：“先生，不是，是随我父亲起的。”威尔逊总统的态度谦逊、和蔼、极其同情。他给了我儿子一张名片，上面写了“赠给小约翰司徒雷登，你的朋友威尔逊”。我儿子一直保存着那张名片，装了镜框，挂在书房里。

我一九三三年回美国，凑巧听到新总统就职后第一次的炉旁谈话，也是在银行倒闭让人看到了严重大萧条的可怕警告的时候。不到两个月，罗斯福总统找我去白宫，他一定是听到了有个长时间住在中国的人正好来到了美国。当时日本攻打了上海不久，引起了中国和外国的关注。

使我最感兴趣的是，在那可怕的萧条时期，他在思考遥远的中国的事务。让我在他那里等了一段时间，他们告诉我这是经常的事情。【93】他问到我的大学的情况，立刻就使我轻松了起来；这时他谈到德兰诺（Delano）一家和广东的快船贸易。我回答时说了陆战队上校德兰诺（Delano）的夫人悲惨的逝世，和我在甚为悲痛情况下，被请去北京附近的一个日本阴沉沉的火葬场主持了葬礼。他想知道美国如何能够在不用战争的方式下防止日本人侵占整个的中国，强调说要是开战，战争会持续五年，所以要尽一切力量避免战争。在谈话变得更热烈之后，我觉得我呆得时间太久了，正在寻思怎么才能够离开。这时他解决了问题，说某个南美的使团可能在外面变得不耐烦了。

一九三零年六月十七日，普林斯顿大学颁给我荣誉文学博士学位。奥古斯塔斯·特劳布里至（Augustus Trowbridge）院长引用了这样的段落：“约翰·司徒雷登是中国燕京大学的奠基人和校长。他生于东方的前清王朝，很早就受到那里丰富的人性文化道理的影响。后来，他到西方民主的摇篮弗吉尼亚州接受了教育。此后，回到中国，在远东基督教的教育活动中，他被广泛公认为先导人物。通过长期和中国领袖们的结识，他对这个年轻共和国的许多重大和纷纭的事务给予了有效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