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交者: Europeanese 于 2005-4-10, 02:46:19:
回答: 特质的多元性：八十年代出生的一代(ZT) 由 Europeanese 于 2005-4-10, 02:35:32:
(2003-04-30)
八十年代出生的大学生别为自己辩护了
真言
(0173)Wednesday, April 30, 2003 8:16 AM
八十年代出生的大学生别为自己辩护了
美国人早就有句名言，“从来没有任何证据表明知识分子更高尚。”这句话放在八十年代出生的中国大学生身上我认为还是比较贴切的。早报的一篇题为《为八十年代的大学生感到羞耻》一文我还是持赞成态度的。从总的方面来说，九十年代后期入学的大学生比起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大学生有很多不同，这尤其表现在社会公德的相当缺乏，不仅一般的普通高校如此，即便是全国的名牌大学也是如此。笔者作为一位出生于六十年代末如今还在上海一知名高校混博士学位的老童生，就发现当今的大学生与我们当年相比已经有很多不同罗。在我们那个时代考试作弊是很不光彩的，也是很少见的，这决不是什么自吹。而今在大学校园里互相传授作弊经验已经很普遍了，靠作弊拿奖学金的也大有人大，高价征召学位论文告甚至寻找枪手的广告在校园里也经常可以看到，校园内失窃的事件也越来越多，这其中固然有社会治安方面的因素，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就是学生自己，还有一部分则是里应外合。
至于课堂纪律则更不能与我们当时的情形相比啦。我们当时对于大学老师是非常尊敬的，尤其是对于那些教学水平高的学者更是近乎崇拜，而如今一位大学老师要想课堂保持良好的纪律已经很不容易了，明明教室及图书馆周围的墙上已经贴满了要求大家将手机调到振动档的标语，但是又有几个人去遵守呢？明明不能在教室吃东西尤其是在上课的时候不能吃东西——这是小学生所上的第一课，但是现在的大学生尤其是小女生边上课一边拿着东西旁若无人地啃起来已经不是个别现象了，更恶心的是他们往往把剩下的食物垃圾放在课桌里面，尽管垃圾箱就在教室前边。每当上完课后或者自习完了过后又有几个人去主动关灯呢？在进出校门时按照学校的规定应该推车进出——这一方面是对于工作人员的尊重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大家的安全起见，但是即便是有保安人员在把守拒不下车的大学生又何止少数？至于在教室阅览室及听演讲的场合一个人抢占几个座位的怪现象更是见怪不怪了。
至于这次突如其来的“非典”，更是让我们当今这一代的大学生现了“原形”。北京的就不用多说了，即便是北大、清华这样令人仰慕的一流大学的表现也足以令国人汗颜。尽管中央已经要求我们的大学生不要离开北京，而且正在采取有力的措施来处理这次意外的灾害。这次“非典”总不至于比伊拉克战争更危险吧，人家伊拉克老百姓面对美军的坦克、飞机、巡航导弹能够处变不惊，而且那些身居国外的伊拉克人还纷纷赶赴国内保卫自己的家园，对比一下我们的大学生所作所为是多么令人感到心寒呀！试想这些大学生象逃难一样赶回家乡有什么“好处”：首先影响了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学生最大的任务是学习，抗日战争时期我们面对那种险恶的环境当时的许多大学生们还坚持学习，而现在呢，据国外的记者说北京的许多大学实际上已经是十室九空了；其次，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任，如果确实被感染，一方面是耽误了治疗，这是对于自己的生命不负责任，国家花费这么多钱在大学生身上，然而他们却毫不重视，还谈不上为国家为社会作贡献；第三，是对社会的不负责任，如果自己已经被感染，那么很可能将病毒传给旅途中周围的旅客，这将给我们国家的防“非典”带来更大的压力；第四，对于家庭亲朋的不负责任，如果自己已经被感染那么回家了亲戚朋友跟着遭殃，也许离开北京时尚未被感染但如果在途中与“非典”病人接触而被感染那么回到家中还是一样的害家人害朋友。
就目前来说只要你在北京不到处乱跑还不至于被感染非典病毒吧，那位名叫晓晓的同学说他不在北京，也不在读书，为自己辩护，言下之意其他地方的大学生肯定要好得多比如他之类的。我想说别为自己脸上贴金了。据我所知，上海地区，就我所在的高校的情况也比北京好不到哪里去。目前上海的疫情还不严重，官方的统计只有两名感染者，而且照目前实情来看确实也不多。但就是在这种大环境下，我们学校的一位外语老师对我说她所任教的班级（基本上是上海的学生）是上课的人已经很少了，因为上海本地的学生很多都回家去了，尽管我们学校还没有一个感染者。
这些道理对于受过多年教育的大学生们来讲应该不是太深奥，但是从北京开往全国各地的火车上仍有大量大学生这一铁的事实，我们就知道他们并不为所动，他们以为他们将会逃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其实哪里又能更安全呢，逃到家乡去只会把事情搞得更糟。邓小平在总结八九年六四风波时曾说过，十年最大的失误在于教育，而今距六四风波过去又有十多年了，我可以自信地说这十几年最大的失误还是在教育。
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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