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交者: haole 于 2005-4-12, 11:07:22:
不得不说的芦沟桥事变-
文章提交者：如来佛 加贴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http://www.cat89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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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中国一直把芦沟桥事变看作是“日本全面侵华的开始”。那么，历史的事实真是这样的吗？
如果真的是全面侵华的话。那么，日本方面作了那些准备呢？仅有4000人的天津驻屯军能够担负起进攻整个中国的重任吗？中国军队为什么发布虚假的“南苑大捷”的消息？而第二天一早却轻易弃守北平和天津？北平和天津为什么没有遭遇大屠杀？再，既是全面侵华，主战场怎么随后又跑到上海去了（即36天后的8.13淞沪抗战）？
你对这些疑问感到新鲜吧？但这却是历史的事实。
△到底谁开的第一枪△
多年来，中日双方都在指责是对方开了第一枪，从而引发了震惊世界的芦沟桥事变。
那么，到底是谁开的第一枪呢？
我们的教科书大多是这样论述的：
1937年7月7日夜，芦沟桥的日本驻军在未通知中国地方当局的情况下，擅自在中国驻军阵地附近举行所谓军事演习，并诡称有一名日军士兵失踪，遂要求进入北平西南的宛平县城（今芦沟桥镇）搜查，遭中国守军拒绝。日军恼羞成怒，竟向中国驻军发起进攻。中国驻军宋哲元部29军37师219团奋起还击。芦沟桥事变爆发。
但多年来，日本方面却矢口否认是他们开的第一枪。他们的态度一直这样的：第一，对于事变的爆发深表遗憾；第二，真不是他们开的第一枪。
让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当时中、日双方在芦沟桥一带的兵力布署。
中国军队是冯玉祥系的29军。
日本军队是“天津驻屯军”（可不是大家印象中的关东军南下）。
何谓“天津驻屯军”？话要从37年前的义和团拳乱说起了。原来，根据当“庚子赔款”条约的规定，八国联军可以分别在北平一带驻有一定数量的军队，以防止侨民传教士被杀被奸的惨剧再次发生。日本的驻军被安排在天津，人数为几千人不等。从1900年至1937年，37年过去，各国的驻军已基本形同虚设，其意义等同于各大使馆门前的警卫。从战斗力来看，日本的天津驻屯军远不如关东军。
可以判定，这样一支数量少、战斗力差的警察式军队是不足以承担“全面侵华”的重担的。
而且，为了搞好同中国军队的关系，日军还曾于1937年4月主动邀请29军的连以上军官代表团到日军部队里访问了6周。中方代表团团长就是后来在宜昌战役中牺牲的，我33集团副军总司令张自忠。为此，日军大鱼大肉，热情款待，但鉴于多年的仇恨，中国军人并不领情，两军之间的紧张关系并未得到缓解。传说中的两军互舞大刀片的故事便是最好的写照。日本人算是白搭了鱼肉、白费了心机。
故日本方面多年来，一直坚持的说法是这样的：1937年7月7日晚，一支日军小分队在芦沟桥一带进行夜间演习。突然间传来一阵枪声，随后，日军在清查人数时，发现少了一名士兵。日军认为刚才的枪声来自中国军队的阵地，我们已遭到袭击，遂下令还击。故冲突乍起。但当晚的冲突过后，那个失踪的士兵又回来了。士兵称，他当时闹肚子，方便了……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认定△
芦沟桥事变的第八个年头，日本在二战中失败。为追究日本在战争中的责任，当时的战胜国一方组成了一个远东国际军事法庭。
因为日本是战败国，故所有的机密档案都是公开的，人们轻而易举地找到了当年日本关东军策划九·一八事变的全部材料，却怎么也未找到日军策划芦沟桥事变的材料。因此，战后远东国际法庭认定了九·一八的责任方，但却没有断定芦沟桥事变就是日本人挑起的。即便是原29军副军长秦纯德在远东国际法庭提起的起诉材料，也巧妙地回避了谁开的第一枪的敏感问题。
值得人们深思的是：芦沟桥事变发生以后，日本国内一片群情激愤，他们一致认为这是中国在向大日本帝国挑衅。故要求军队严惩中国。在当时的日本，大部分是事态扩大派，即力主打打打。但是这时，较有头脑、较为理智的日本聪明人也出现了。说起来有点令人难以置信。此人就是当年9.18事变的具体策划者，时任陆军作战部部长的石原莞尔少将，他极力地劝阻扩大派说：芦沟桥事件最多扩大至华北，不可向中国全面开战。因为凭着日本限有的国力、人力，远不可发动对中国的全面进攻。否则，必将陷入中国的持久抗战之中。日本很可能会被拖垮。
为坚定自己的这一主张，石原愤而辞去了当时的作战部部长一职，而回了日本老家，种起了水稻。这位有远见的日本人也因此躲过了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而与他有同等资历和经历的坂原征四郎（时任关东军副总参谋长）却被判处绞刑。
那么，到底是谁开的第一枪呢？近些年来，日本的一些历史学家，站在公正的立场上研究认为，芦沟桥事变很有可能是隐藏在二十九军中的共产党地下工作者或受共产党鼓动的青年学生首先向日军开枪而引发的。因为从动机上看，共产党最希望中日之间爆发全面战争。而当时的苏俄也最希望中日开战，自己好从中渔利。而且让人感到奇怪的是芦沟桥事变发生后仅一天多的时间，远在延安山沟沟里的共产党便发出了坚决抗战的全国通电。反映之快令人啧舌。
而正统的国民政府领袖蒋介石则是远在事变发生的第10天，才在庐山发表了对全体国民的抗战宣言，即著名的“最后关头”之演说。
日本历史学家的研判并不见得全面可信。但是，在面对一桩历史疑案的时候，人们更愿意相信最加接近于逻辑的判定。
△当时日本对事变的几份文件△
为了使现在的人们能够更全面的了解当时事件的真相，笔者现如实公布当时的日本政府有关中国问题的几份文件。
1、日本内阁会议关于处理芦沟桥事件的决定（1937年7月11日）
这次事件，完全是中国方面有计划的武装抗日，已无怀疑的余地，我们认为：不但必须最迅速地恢复华北的治安，并且有必要为了使中国方面对非法行为，特别是排日、侮日行为，表示道歉，以及为今后不发生这样的行为取得适当的保障。就是说，现在，军部必须把预先在关东军和朝鲜军方面准备着的部队赶快增援在中国的驻军。同时，在国内也必须动员所需要的部队，迅速派到华北。然而，维持东亚和平，为帝国之素愿，因此，今后坚持不扩大局面、当地解决的方针，不抛弃和平谈判的愿望。并且，在上述使中国方面道歉和取得保障的目的达到时，当然立刻中止派兵。
2、日本政府出兵华北的声明（1937年7月11日）
中国方面的侮日行为接踵发生，中国驻屯军对此正在隐忍静观之中。一向与我合作、负责华北治安的第二十九军，于七月七日半夜在芦沟桥附近进行非法射击。由此发端，不得已而与该军发生冲突。为此，平津方面形势紧迫，我国侨民濒于危殆，而我方未放弃和平解决的希望，根据事件不扩大的方针，努力作局部地区的解决。第二十九军虽曾答应和平解决，但于七月十日夜，突然再次向我非法攻击，造成我军相当伤亡，而且不断增加第一线的兵力，更使西苑部队南进，同时命令中央军出动等，进行战争准备，对和平谈判并无诚意，终于全面地拒绝在北平进行谈判。
从以上事实说明，这次事件完全是中国方面有计划的武装抗日，已无怀疑的余地。
就帝国和满洲国来说，维持华北的治安，是很迫切的事，不待赘言。为维持东亚和平，最重要的是中国方面对非法行为，特别是排日侮日行为表示道歉，并为今后不发生这样的行为采取适当的保证。由此，政府在本日内阁会议上下了重大决心，决定采取必要的措施，立即增兵华北。
然而，维持东亚和平为帝国之素愿，因此，政府为使今后局势不再扩大，不抛弃和平谈判的愿望，希望由于中国方面的迅速反省而使事态圆满解决。关于列国权益的保全，当予以充分考虑。
3、日军参谋本部决定：中央统帅部对华作战计划（1937年7月29日）
一、作战方针击溃平津地区的中国军队，设法使该地区安定下来。作战地区，大概限定于独流镇之线以北。
根据情况，以一部分兵力，在青岛及上海附近作战。
二、兵团的兵力编制及任务。
（一）平津地区以中国驻屯军约四个师为基干，击溃平津地方的中国军队。
（二）青岛附近大概以一个师为基干，占领青岛附近，以保护侨民为主旨。
三、指导作战要点
（一）以中国驻屯军进行作战，在平津地区，特别是在以上作战地区，对中国军队尽力加以沉重打击。
（二）在情况不得已时，对青岛及上海附近进行作战。
（三）由于战况的演变，特别是由于和第三国的关系，应以最低限底的兵力，占领平津地区，并策划持久占领。
四、对第三国，应严密警戒，逐步动员必要的兵力，派到满洲。
五、另外以五个师归中央直辖，可以适应形势变化，作好准备。
（引自《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我相信各位读者看完了以上三份日本方面的正式文件，会对当时的日本政府所持的政策有个客观的了解（为什么说要“全面了解历史”，其必要性就是在这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