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也许会拿萧克的回忆来反驳。但是，仔细分析萧克的回忆，就可以看到，萧克是把肃反的不同阶段混淆了。而且，萧克有着明显的推卸责任的行为。
萧克当时是红一方面军红一军团红四军三纵队司令员。按照历史留下的资料可知：在三纵队，萧克不但有着对该纵队肃反政策的私设“肉刑”的权力和杀人的权力，而且，还有着浓厚的“军阀作风”。军内肃反前不久，萧克就在本纵队违反政策，采用军阀的“连坐法”对“开小差”的干部战士进行整肃。被上级发现后，却由政委钟赤兵出面承担了责任。　　

在萧克领导的三纵队，“肉刑”是“打AB团”的主要手法：抓了就打，供了就杀，一开始就迅速的杀了五六十人，比李韶九杀的人还多。萧克普遍推行“肉刑”的依据是什么？在总前委毛泽东处找不到丝毫的政策依据。严格的说，萧克跟李韶九一样，都是违背总前委毛泽东政策而私用“肉刑”的。而且，萧克无疑有着故意的成分在内：不要说“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上的“不许虐待俘虏”，就是“古田会议”决议，也有明确“废止一切肉刑”的规定；萧克跟李韶九不一样，萧克参加了“古田会议”，李韶九却没参加；而萧克先使用“连坐法”，又使用“肉刑”，这样一个“知识型”的“儒将”，让人很难看出在政策既反对又没有丝毫外力的情况下，这样做的理由是什么。　　

如果推理一下萧克当时的理由，显然有着两个方面的事实可推证。一是萧克“反对”毛泽东：“红四军七大”上反对毛泽东，一直到1936年三大红军会师时，萧克也还曾支持张国焘。二是“十分信仰临时中央”。在这样两种情况下，萧克的行为才能得以解释。反对毛泽东，对毛泽东制定的政策自然不满，“连坐法”、“肉刑”等违背毛泽东政策的行为自然就毫无疑问的会出现；“十分信仰临时中央”，有中央的指示和政策，自然也就有了反对毛泽东政策的更高的权威依据和原则依据——“肉刑”，是临时中央支持江西省行委明令颁布的，而且，在排斥了毛泽东之后，又依然通行。
黄克诚在红三军团所领导的部队推行“肉刑”，显然有着某种共同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