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晶晶·

2011年的新春伊始，谁也没想到突尼斯爆发的茉莉花革命会一下通过埃及，阿尔及利亚，巴林，特别是利比亚，在整个阿拉伯世界燃起熊熊烈焰。这一下，被阿拉伯世界包围的以色列这个国家的前景就悠忽一下变得有几分岌岌可危了。

不过，您可千万别以为德国的国防部长是在为以色列的阶级兄弟们担忧，他才不会呢？

二十年多前我刚刚开始学着做生意的时候，德国的生意伙伴们就曾饶有兴致地教过我，怎样通过Vorname，也就是德国人的名，来辨别对方是不是犹太人。德国人告诫我，一旦发现对方是犹太人，最好立即放弃这单生意。因为即使做成，你也不可能有任何油水可赚。2008年的金融危机刚一开始，谁也没搞明白怎么回事，我认识的几个德国朋友就私下偷偷地说，这肯定又是美国的那些不做工不种地，整天琢磨着种钱长钱的犹太人在兴风作浪。就我比较保守的估计，德国人不说百分之百，至少百分之八十，都不喜欢犹太人。只不过希特勒杀了好几百万犹太人，这笔血债犹太人须臾不敢忘记。他们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时时讲，让每一个普通的德国人都带上希特勒犯下的原罪。德国的老百姓当然也就不敢公开地，赤裸裸地反犹了。

但总而言之，让德国人心疼以色列，那却根本就是一件不可能的事。

对阿拉伯世界的茉莉花开，德国的国防部长zu Guttenberg并无能力去挽狂澜于既倒。他至多只能坚守岗位，密切注意事态发展而已。而最近国防部长不幸误入的困境却和这些国家大事无关，那完完全全是他自己的一点私事。

只不过，正像中国古代圣贤教导我们的，皇帝无私事，德国老百姓视野中的公众人物，特别是高官厚爵者，也无私事。

事情是不来梅大学的一名法律学教授无意间惹起来的。

不来梅大学的人文社会科学专业因为大批教授们的“极左”，不说是声名狼藉吧，至少通常很难引起公众们的敬意。但凡事都有例外。不来梅大学欧洲政法研究中心的主任，一位名叫Fischer-Lescano的教授，却是一位在学术圈子中有口皆碑的严谨学者。

德国的男孩子通常六岁上学，上十三年，再当一年兵，在二十岁时上大学（这一历史从2010年起改写，中小学学制改为十二年，义务兵役制取消。男孩子和女孩子一样，上大学的年龄提前到十八岁）。但这位Fischer-Lescano（从姓氏上看似乎有意大利或西班牙血统）却比同龄人晚两年，他是二十二岁才上的大学。但此人在法学专业里却是个小天才。他二十七岁做完文官第一次国考，二十九岁做完文官第二次国考，三十一岁做完博士，三十五岁做完教授资格考试，接着就拿到了教授的位置（德国的教授没有副的，一当上就是终身正的）。所有这一切，在德国的土地上，在法学这个专业内，绝对称得上是神速，且不说博士论文他得的还是summa cum laude，翻成中文就是最高分，“优秀”。

且说2011年2月12日的晚上，孩子睡了，夫人忙着她自己的事。Fischer-Lescano给自己倒了一杯红酒，惬意地坐在电脑旁。他今晚的任务是奉一家期刊的稿约，为国防部长zu Guttenberg那篇沉甸甸的，有475页，且同样也是得的最高分summa cum laude（优秀）的博士论文，写一篇书评。

要是在中国，一位大学教授受委托给国防部长的博士论文写书评，那还不激动得泪光闪闪。但Fischer-Lescano却一丁点也不激动，他像对待任何一篇需要他评价的论文一样，先例行公事般地把国防部长zu Guttenberg的博士论文，《美国和欧盟宪法和立宪机构的变迁沿革》，输入使用Google的一个特殊软件。然后静静地等待结果。

互联网，特别是Google的出现，是人类科学技术史上的一场空前伟大的革命。互联网对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人类的生活方式的影响和意义已经远远超过了当年的蒸汽机。法律系的学生们常常在一起窃窃私语，说是自从有了Google，写论文，不管是写学士论文，硕士论文还是博士论文，变得象小孩过家家一样简单。想写什么专题就能写什么专题；想什么时候完成就能什么时候完成；总之，只需导师一声令下。但才三十八岁的Fischer-Lescano也不怕，他可不是那些不会上网只会背法律条文的前辈老朽。他公开对学生们叫板说，自从有了Google，发现学生写论文时竟胆敢抄袭，变得象小孩过家家一样简单。你们只管抄吧，我想什么时候发现就能什么时候发现；想发现多少就能发现多少，不管你们是李代桃僵，移花接木，暗渡陈仓，还是狸猫换太子。

不过话虽这样说，Fischer-Lescano私下里对自己的学生还是满意的，学生们都还算老实。至少在文官国考论文和博士论文中，在他执教的这些年，还真没发现一例抄袭剽窃，学法犯法的案例。

但这个晚上，Fischer-Lescano观察着电脑上的显示，却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堂堂国防部长的博士论文居然一下被Google的这个特殊软件染红了一大片。那就是说，国防部长竟在公然抄袭！

且说德国基本法（其功能完全等同宪法。因为德国，具体说是西德，在建国的1949年通过这个基本法后一直没有再立正式的宪法去取代）的前言中，有一句我们中国人通常根本不会去多看一眼的话。那句话说的是，在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在上帝和人类面前肩负的责任的情况下，德国人民在此通过以下基本法（原文很流畅，如果大家读着中文觉得别扭，那很显然是我翻译的问题）。

后来的欧盟和当年慌慌张张建立的西德完完全全不一样，它是一步一个脚印，慢慢吞吞地成立的。所以有着足够的时间浪费纳税人的钱去讨论每一点每一滴枝节。比如，欧盟的宪法讨论时就有法律专家提出，应该删除德国基本法前言中这一句充满着宗教意味，而对俗世的政治运作几乎没有任何约束力的句子。专家们认为，所谓在上帝面前肩负的责任是一个谁也看不见摸不着，完全无法具体量化的东西。（比如，希特勒做了那么多坏事，但他一直认为他自己比谁都清醒地意识到他在上帝面前的责任。）

但德国的一位知名报刊法律问题撰稿人，Klara Obermüller女士，却不同意欧盟法律专家的意见。这位Klara Obermüller女士给著名的《法兰克福汇报》，《南德意志报》和瑞士的《新苏黎世报》写过许多雅俗共赏且有见地的好文章。在《新苏黎世报》的一篇文章中Klara Obermüller女士写道，欧盟宪法中去掉德国基本法前言中这个无比重要的句子不仅是不妥的，而且是危险的。Klara Obermüller说，欧洲人民和德国人民一样，其社会制度及其结构，人民的生活方式，每一个个体的思维，举止，乃至一切判断，都是建立在基督教文化的价值观念之上的。这个表面上看不见摸不着的基督教文化的价值观，向上继承着古希腊的民主政治思想和人文底蕴，向下则充实和支撑着今天整个欧洲人民心灵深处无处不在的伦理和道德。去掉了这个基础，就会给无法无天的，激进的，俗世的政治政权，留下一个巨大的，惊人的，可以为所欲为的空间。而被我们这个星球上的其它民族争相效仿的欧洲文明，也就会就此而变成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甚至会陷入自行坍塌的境地。总之，对于德国基本法前言中的那个充满着宗教意味的句子对俗世的人们是否具有约束力，Klara Obermüller女士坚信，欧洲的老百姓和德国的老百姓一样，心中自有一杆秤。套用一句文化大革命中的流行汉语，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多行不义必自毙也。

很显然，Klara Obermüller 这一番极有见地的分析引起了zu Guttenberg强烈的共鸣。这位国防部长一口气抄了七段，不要说词句章节，就是标点符号也没改动一个，全部完整地复制到自己的博士论文中。论文中既没有提到Klara Obermüller的名字，也没有提到《新苏黎世报》的哪一天哪一版哪一页。

除了从这一位报刊作者的文章中完整地抄袭了七段之外，国防部长还引用了另外共计十六处他人的思想和词句，没有注明出处。

Fischer-Lescano被国防部长zu Guttenberg大胆的，惊人的，赤裸裸的，毫不掩饰的剽窃震惊了。他从那篇博士论文中先退出来，到Google中搜索了一下国防部长的名字。国防部长的全名是

Karl Theodor Maria Nikolaus Johann Jacob Philipp Franz Joseph Sylvester Freiherr von und zu Guttenberg

对欧洲中世纪史十分熟悉的Fischer-Lescano知道，这位国防部长来自一个显赫的贵族家庭，其家族史能追溯到公元五至九世纪威震整个欧洲的法兰克王国时代（这个法兰克王国的开创者在欧洲史中的地位直逼中国史中的秦始皇，在德国被称为卡尔大帝，在法国则被称为查理大帝）。国防部长同时还是当代德国政治舞台上炙手可热的太子党，他的祖父1967至1969年曾在Kurt Georg Kiesinger任德国总理时任总理办公室主任（ 其地位还高于内阁部长）。国防部长2000年与他现在的夫人结婚。夫人的家世更让人肃然起敬，她是德国现代史和世界现代史中不可或缺的名人，和我们“伟大的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同时代的那位铁血宰相卑斯麦的五世嫡孙。更为醒目的是，这位国防部长生于1971年12月，刚刚才满三十九岁，是德国政坛上一颗冉冉升起，势不可挡，正向内阁总理的职位步步逼近的新星。而他担任的国防部长职务，在我们整个星球正急剧动荡的时刻，不仅关系到德国自身，也直接关系到欧洲和整个西方阵营国家的安危。

在这样一个时候，把这样一件高官的丑闻披露出去，那会在整个德国社会引起怎样巨大的震撼和后果呀！

怎么办呢？

已经是深夜了。Fischer-Lescano犹豫了片刻，还是拨打了一位法学界他十分尊敬的一位同事的电话。这位同事在德国的宪法法庭任职。这两位法学专业的同行在电话里讨论了两个多小时。到凌晨三点，两人终于一致同意，这件丑闻必须披露。

两天之后的2011年2月15日，国防部长陷入他事先完全没有预料，至今尚未完全挣脱出来的困境。

虽然国防部长立即向议会和公众宣布不再使用博士头衔，Bayreuth大学，国防部长的母校，还是毫不客气地通知媒体，公众和国防部长本人，他的博士头衔因为博士论文存在着可疑的舞弊而被收回。接下来，联邦总理迈克尔为她宠爱有加的国防部长辩护。她说，我请求大家注意，我选的是一位国防部长，是政治家，不是科学家，也不是学者。虽然德国总理迈克尔本人曾是一位极优秀的学生和学者（在她呆过的所有学校，她极其优秀的成绩都有口皆碑。走上政治舞台之前，她是大学物理学专业的教授），但公众和反对党却对总理对国防部长的庇护毫不买账。他们驳斥说，政治家最重要的品德是诚实。基督教文化背景下最最无耻，最最无法饶恕的恶行就是说谎。

每个晚上，几乎所有的广播电台都邀请各自知名的相声演员表演以国防部长博士论文抄袭为题的相声。很快有人发现，国防部长的家族是有组织，有预谋地在为国防部长窃取博士头衔。这个家族利用自己亦官亦商的背景和雄厚的经济实力，从2002年至国防部长2006年获取博士头衔的2006年，四年间一共给Bayreuth大学捐款70余万欧元。而且指名是捐给该校的法学专业。Bayreuth大学法学系的学生们愤怒了，他们在法学系大楼前的草坪上立起了一尊塑像，国防部长用他剽窃的博士论文满面含羞地盖住自己的脸。和国防部长同时被学生们钉上耻辱柱的还有他的导师，那位竟给这份剽窃的博士论文最高分数的Peter Häberle教授，这位平素令人尊敬的法学家据说已经立即“病倒”。

国防部长的家乡，南德最保守的天主教区的教会人士更是痛心疾首。多年来，国防部长和他的显赫而成功的家庭，是整个教区莫大的荣耀。而国防部长所在的党，当今德国的执政党，名字就叫基督教社会联盟，就是说，党章中就明确包含着不说谎这类最最基本的基督教教义。教会的人士说，对人这种生物而言，最最重要的是禁欲，贪欲则是万恶之源。假如国防部长从一开始就老老实实地从政，为选民多办一些实事，不要去贪虚荣，混博士。他的仕途本是一帆风顺的。而即使他一定想要一个博士头衔，也已经通过捐款拿到，那就应该让那本剽窃而来的博士论文在图书馆的书架上安安静静躺着。那样的话，书和人也同样会平安无事。但国防部长的家族却贪得无厌，得寸进尺，野心勃勃地设想把这本抄袭来的论文包装成畅销书。这才因为出版社委托法学期刊，法学期刊委托法学家来写书评，终于惹出了这场眼见得要断送国防部长全部前程的风波。

这番话堪称发人深省，意味深长，一语中的。

今天，2011年2月28日，两万名各行各业的德国博士集体签署了一封致迈克尔总理的公开信。信中说，年轻的科学家们，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专业的科学家们，要想把自己的思想成果出版，困难重重。而政治家们却能轻而易举地把严肃的科学学衔当作自己桂冠上的装饰物。这是政治对科学的凌辱，是政治家对全社会知识分子的公开蔑视，且不说使用的还是基督教文化背景下老百姓们最最不齿的抄袭手段。国防部长何去何从，希望迈克尔总理给全社会公众一个交待。

眼下，国防部长咬紧牙关，还没有辞职。但他能坚持至何时，谁也不知道。全德国的老百姓们都在拭目以待。而不管zu Guttenberg是否辞职，这个高官剽窃的故事都将注定连同所有的细节一起，走进德国的当代史，为他自己和他夫人已足够显赫的家族史锦上添花，再造辉煌。

2011年2月28日
写于德国不来梅

补记：2011年3月1日，德国国防部长zu Guttenberg引咎辞职，一颗耀眼的新星陨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