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在偏远县城工作了三年多，十分出色，让上级省政府看中，决定调他进入省直机关。爸爸对想调入自己的领导说，他自己一切服从组织安排，但希望给妈妈安排一个好工作。领导正好有一个好友是省政府管人事调动的（其实爸爸也是他这位好友帮他挑选上来的），于是答应让妈妈自己随意挑工作单位。妈妈考虑了两点，一是家庭生活，二是专业发展。最后还是挑了一个最有利于她专业发展的单位，一个离爸爸单位很远的单位。
妈妈先将两个妹妹送到乡下外婆家，带着我和爸爸一起搬到省会长沙。我们最开始是住在爸爸的新单位里，各方面的条件都不错，但妈妈上下班来回跑很不方便，于是就搬到了妈妈的新单位住。
那时妈妈和爸爸都年轻上进，到新单位后工作更加努力。爸爸成了单位一把手的亲信，妈妈的专业进步飞快。但不幸的是，史无前列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他们的一切努力都白费了。
这期间，他们把我送进了一个条件不错的全托幼儿园，每周一早上送去，周六下午接回家。幼儿园的生活是快乐的，只有一次例外。
记得每到周六下午，我们全托的孩子都会守在教室的窗前门旁，等待父母来接我们回家。不管谁的家长出现了，我们都欢呼叫喊。明明的爸爸出现了，我们就齐声喊道：“明明的- 爸爸-来--了，明明的-爸爸-来--了。” 媛媛的妈妈出现了，我们就喊道： “媛媛的-妈妈-来--了，媛媛的-妈妈-来--了。” 走得早的孩子非常高兴，走得晚的孩子是越来越沮丧。有一个周末，我不幸成了走得最晚的那个孩子。幼儿园里所有人的都回家了，只剩下一位年轻老师陪着我。
那天本应该是爸爸来接我，但早过了接孩子的时间，他还没出现。老师等着下班回家，我的眼泪不停地在眼眶里打转转，既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也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老师看着我可怜，说：“湘湘，我们再等一会儿吧，万一你妈妈爸爸还不来，就跟我看电影去，好吗？” 我点点头，趴在窗前看呀盼呀，心里不停地叫唤：“妈妈快来，妈妈快来，妈妈快-来，......”
不知过了多久，老师已经穿好衣服想带我走，但我死死抓住窗户栏杆不愿离开。老师无奈，只得和我一起等。最后，妈妈出现了，我高兴得跳了起来。妈妈当时抱歉地给我和老师解释过什么，但我根本不在意，她来了就一切都好了，我高兴地扑在她怀里，转身向老师摆摆手再见。
回到家，妈妈让我将他们的大床当舞台，蚊帐当幕布，表演在幼儿园学的唱歌跳舞等才艺。玩累后，我很快就睡着了，不知道爸爸那一夜是什么时候回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