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蒋家的长子，父母很看重我的婚事，按着家乡的习俗，为我们举行了隆重的结婚仪式。
婚后，我在家里住了大约一个月，经我的妹夫张祖良介绍，去常州武进女子师范教书，教了一个学期，又回到金华老家，不久我就带着张竹茹去了上海。
我在常州教书时，韦嫈不是我班里的学生。我离开学校那天，她站在学校门口对我说：“蒋老师，再见。”那个时候，我只觉得这个女学生对我很敬仰，并没有往别处想。
韦嫈从我的妹夫那里打听到我在上海的地址，给我来信，叫我给她介绍戏剧家史东山。我没有理她。
我和张竹茹到了武汉，韦嫈又写信给我，说她梦见了我，穿着长袍从她的面前走过去，她喊我时醒了。
不久，韦嫈和她的同学谈家芳，还有画家邵宇的夫人，到武汉来找我，叫我介绍她们到山西临汾革命大学学习。我因不负责招生工作，就没有介绍。
我和张竹茹到了桂林，韦嫈又写信给我，说她爱上了一位有妇之夫，她要朝着那个目标前进。后来我才知道，韦嫈朝着的那个目标就是我。
张竹茹回金华老家生孩子去了，我发自内心地爱上了记者高灏。但是，高灏是个传统观念很强的人，因为我有妻子，我对她的爱，她无法接受。有一天我想吻她，被她拒绝了。从此，我再也没有勇气靠近她。
就在这个时候，韦嫈找上门来了，说要去贵阳找她姐姐，路过这里顺便来看看我。她问能不能在我这里住几天。我的房间里有两张床，就同意了。到了第七天晚上，我和她发生了男女间的事情，这是我第一次越出了道德规范。我遭到了朋友们的批评，作家白薇不仅责备了我，也骂了韦嫈，说她不要脸，不该破坏我的家庭。从此韦嫈躲在房里，不敢露头。阳太阳的夫人说我招来一只麻雀，赶走了一只凤凰。
张竹茹知道了我和韦嫈的事，从老家赶回来，到了晚上，我和张竹茹在房里，韦嫈坐在窗外哭。
这时，新宁衡山乡村师范聘请我和阳太阳去教书。阳太阳叫我先去看看住处，顺便把韦嫈给打发走。他们夫妇和张竹茹晚走了一天，不巧张竹茹在半路上生了小孩，幸亏有阳太阳夫妇的照顾，才安全地到达新宁。他们见韦嫈也来到新宁，知道我和她分不开了。
张竹茹没有和我吵闹，过了一个月，把孩子留给我就走了。她没有回我的老家，自己寻找生活出路去了。
韦嫈终于实现了所追求的目标；她看不起的张竹茹被她挤走了，我是属于她的了。但是，我们生活在一起之后，过得并不快活。
1941年，在周恩来的建议和帮助下，我带着韦嫈去了延安。我和韦嫈的争吵依然不断地发生，这是延安文艺圈子里的人都知道的。
那时的延安经常举行舞会，韦嫈爱跳舞，场场都不想放过。她跳舞，我就得像圣母马利亚那样抱着小孩，站在舞厅的边上。
1949年解放，我们进了北京之后，韦嫈在工人日报社工作，平时住在单位里，到了周末才回家。
我常常像个邮筒站在马路边上等她，有时等不到她，就去找她。她不给我开门，反而说：“你回去吧，我已经睡下啦。”你说这样的老婆，我能忍受得了吗？
1950年，我参加中共中央宣传工作代表团去苏联进行四个月的访问，在莫斯科遇见了在中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工作的陈某。我在华北联合大学文学院当副院长的时候，她是我的学生。我和她相处了四个月，产生了感情。我在苏联就写信给韦嫈，提出和她
离婚。她不同意，我就向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离婚诉讼。法院判决离婚。韦嫈不服判决，上诉最高人民法院，驳回了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我与韦嫈离婚一案搁浅了。
韦嫈向我和陈某展开攻势，到处告我和陈某。她写信给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说：“艾青说‘开除党籍，也要和她离婚’。”安子文在她的信上写了批语：“我党高级干部，说这样无原则的话，要做深刻的检查。”自从韦嫈给安子文写了诬告我的信那一天起，我不再单独和她对话。
折腾了几年，我受到了党籍处分，陈某被调到南京军事学院。后来听说陈某在南京遇到了爱她的人，我叫她嫁人，不要等我了。我和陈某的关系，就这样结束了。
1954年夏，我和萧三、赵毅民接受邀请去智利庆祝聂鲁达五十诞辰，实际上是为推进世界和平运动。苏联作家爱伦堡，还有其他国家的作家、诗人，也接受了邀请。大家聚在一起谈论女人的时候，爱伦堡说：“我的那位大象，（他的夫人又高又胖）太厉害了。”我说：“大象虽大，并不可怕，跳蚤虽小，咬起人来，那才烦人呢！”
1955年，是我的解放之年。
我曾说过，不幸的婚姻，像无期徒刑。意想不到的是，在我为离婚苦熬了五年的时候，突然收到韦嫈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你提出离婚，我同意。”我反复看了几遍唯恐看错了。让我费解的是，现在明明是她向我提出离婚，条子上为什么写的是我向她提出离婚？她又要和我耍什么花招？
没过几天，一个亲戚跑来告诉我，韦嫈和张某人犯了事被人捉住了。
这时我才明白是什么原因让我得到了韦嫈的这张条子，至于她在条子上为什么要那样写，无非是想让人知道她和我离婚是处于被动的。
不管怎么说，也不管韦嫈怎么写，我都得感谢那位张某人，是他把我从痛苦的婚姻中解救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