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交者: HunHunSheng 于 2005-1-10, 14:16:04:
Not only one life can be ruined by an accident in a moment but also can be put into chronic misery
by not choosing life pattern well.
ZT 送 别 黄 渝
今天早晨来到办公室，打开电脑检查信箱，发现了科大８１１通信录上沈珂等几个同学的信。因为是对前几天另外几个同学“圣诞新年快乐”的信的回复，我一开始还没在意。等到打开沈珂的信，发现信的内容是：我们的同学黄渝上星期五去世了，车祸。对着电脑楞了好一会儿，脑子里首先浮现出的是和另一个８１１同学黄道德的一段对话。那是２００１年５月底，我们８１１的十几个同学，在弗吉尼亚海滩聚会，纪念入校２０周年，庆祝８１１的２０岁生日。在最后那天的晚宴上，我和黄道德聊到下一次聚会。我说，如果再等２０年，也就是８１１的４０岁生日的时候，恐怕咱们８１１有的同学已(经)不在人世了。当时我们是把这当作一个精算师和统计师之间的玩笑来说的，没想到这么快就成了事实。今天看到这则消息，我脑子里反反复复就是四个字：一语成谶，一语成谶。
虽然很少和黄渝联系，但在我心中，一直把他当成我在８１１最好的朋友之一。现在老朋友走了，我得送他一程。关于黄渝，我记忆中的最早一个片断，是大学一、二年级的时候，在线性代数老师李炯生的家里。当时我哥李尚志和他的研究生同学查建国给我们当代数课的助教，教材用的是许以超编的《代数学引论》。一天晚上，我们在李炯生的家里看电视，查建国提到，“８１１的黄渝”解决了许以超书中的一个公开问题。我当时正被书中的练习题折磨得不轻，听到我们的同学中居然有人解决了书中的公开问题，自然是佩服得很，所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２０多年以后，仍然记忆犹新。我想，这应该是黄渝解决的第一个数学问题吧，大概也是我们８１１同学解决的第一个数学问题。从那时起，黄渝给我留下的主要印象，就是“数学人才”这样的定位。
１９８４年，我们班曾(经)搞了一个集体庆祝２０岁生日的晚会。晚会上的一个娱乐活动，是大家投票选班里的各项之最。我现在还记得“最有意思的人”是张航，“最有福气的”是王劲林，“最可爱的”是李立红，“知识面最广的”是吴文(江?)。其中还有个“最标准的数学系学生”，最后当选的我们寝室的毛明，但我选的就是黄渝。因为在我看来，衡量“最标准的数学系学生”的最重要指标，不是看他数学考试或竞赛的成绩，更不是看他是否像陈景润一样呆，而是看他写论文的能力。尽管我从来就不知道黄渝当初解决的是许以超书中的哪个问题，但我相信他是我们８１１第一个写出数学论文的同学，就冲这一条，我觉得他应该当选“最标准的数学系学生”。我在８１１的学习成绩属于中下游，是唯一一个没有参加研究生考试的同学，总而言之，属于“差生”之列。按理说，和黄渝这样努力学习、搞研究的好学生，没有多少相交的轨迹。使我们成为好朋友的，是一篇作家礼平写的小说《晚霞消失的时候》。那是我读过的国内作家写的第一部涉及到宗教问题的小说，小说的女主角叫南珊。我一口气读完以后，掩卷沉思良久。２０年过去，情节已模糊不清。只记得结尾是在泰山顶上，女主角提及耶和华的那份虔诚与平静。这篇小说最早是在《十月》杂志刊出的，我读了以后，非常喜欢，就买了一本《十月》。到了那个假期，在家乡的书店看到了单行本，又买了一本。这样我手里就有了两份《晚霞消失的时候》。黄渝知道此事后，告诉我，他也很喜欢这篇小说，问我能否帮他买一本。我就把手里的那本单行本送给了他。他当时表示要付我书费，我难得在数学系同学中遇到读小说的知音，自然拒绝了。从此以后，我们就成了好朋友，尽管平时仍然是他钻研他的数学，我读我的闲书，难得在一起玩。
大四那年，科大开始放春假，有一个星期。这点时间，回家乡自然不够，但到安徽省内的名胜古迹去转一圈倒是绰绰有余。我们寝室的顾立帆和毛明结伴去了天柱山。我是第一次出去旅游，就挑了安徽境内最著名的旅游点：黄山。出门旅游，如果能找个伙伴，自然比单练更有乐子。当时８１１除了我以外，只有黄渝也想在那个春假去黄山，我们便结伴而行。１９８５年５月，我们一起去黄山玩了几天。当时的旅游条件较差，我们又是学生，囊中羞涩，真可以说是“穷玩”。来回坐长途汽车各用了一天。当天晚上，到了黄山脚下，找了个旅馆，半夜就得起来，排队买几天后回合肥的汽车票。天亮以后开始爬山，遇到了一个南京工学院的四川老乡，就三人一起爬。一进山，看见一个峭壁，还不算太陡，可以攀上去。当时年轻气盛，就决定不走正路，从这里爬上去。等到攀上峭壁，再拐上正路，却意外地发现，我们这一攀，倒把进山的正门给绕过去了，各自省了两元门票钱。那天一日上了北海，沿途游览了天都峰、鲫鱼背、(迎)客松、莲花峰等景点。等爬上莲花峰（我一直到今年夏天，再上黄山，才知道此峰是黄山最高处），已(经)是黄昏，怪石狰狞，四周静悄悄的，就我们三个人，真还有点阴(森森)的感觉。本想看日出日落，可爬上山后，开始烟雨蒙蒙，在山顶呆了两天，连太阳的影子也没见着。第二天下大雨，猫在旅馆打了一天扑克牌。第三天雨小了些，我们冒雨在北海附近转了转。我当时的兴致已(经)大减，到了一个山头，就有点懒得上去了。黄渝先爬了上去，过了一会儿回来叫我，说上面有云海。我又来了劲头，爬上去一看，真是漂亮。我当时还没坐过飞机，所以这是我此生第一次看见云海。黄山四绝：奇松、怪石、云海、温泉。我那次总算都没(拉)下，如果不是黄渝，我就只能看到三绝了。到了第四天，无奈下山，天气却又转晴。南京工学院那位仁兄当即决定，再上黄山，可我们的钱已(经)快要花光了。说来怪我，当时没见过什么世面，看到什么都新鲜，就买了一大堆旅游纪念品。结果不但自己弹尽粮绝，还把黄渝的钱也给花光了，最后一天，连吃饭钱都不够。等到回了合肥，买了回学校的公共汽车票以后，我们两人加在一起还剩了一毛钱。现在想来，最后一天的狼狈还历历在目，我当时确实表现得差劲。但黄渝却没有半句怨言，真是够哥儿们。
那次旅游，我们聊了很多。我就是在那次才知道，虽然黄渝生长在昆明，但因为他的母亲是重庆人，所以给他取了这个名字。我聊了很多下象棋的体会，他也介绍了搞数学研究的心得。他告诉我，他上中学的时候已(经)在攻读华罗庚的《数论导引》了，更是让我大为佩服。最后大家发现，棋理和科学研究之道，其实是相通的。
从科大毕业后，我们都去了北京，我在《科学报》社混饭吃，他在研究生院继续做他的数学。那时我(经)常去玉泉路，和８１１的一帮狐朋狗友玩。后来我看到一篇英文报道，有两位数学家号称证明了“庞家勒猜想”，我准备将这条消息发在《科学报》上，就请黄渝(翻)译，也是想帮他弄两文稿费的意思。结果过了些日子，他告诉我，数学界普遍认为，那两位数学家的证明是错的。此事遂不了了之。
到了８９年，８１１在北京的一帮人忙着考托福出国，我却正忙着交女朋友结婚。８９年春天，黄渝告诉我，他要出国了。他当时连合格的托福成绩都没有，全凭一纸出色的《自我介绍》，就敲开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门。我自然很感兴趣他写了些什么，他介绍说里面谈了自己这么些年作各种数学研究的心得体会。我从来没有解决过什么数学未解之题，自然只有羡慕的份，没有借鉴之道了。过了两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数学系也录取了我，但没有资助，我只好去了有资助的俄勒冈州立大学，错过了和黄渝再作校友的机会。出国前最后一次见到黄渝，是８９年夏天，去中关村玩。回来的路上，在白石桥转车，我告诉他说我要结婚了，还问他有无女朋友。他向我表示恭喜，同时说忙着出国的事，一时顾不上。我们当时的选择，一如我们不同的人生观：我是享受者，自然是先成家后立业；他是奋斗者，所以要先立业后成家。如果我没有记错，８１１的所有同学中，黄渝是第一个知道我当时要结婚的。等到六四的枪声一响，黄渝和一帮同学去了美国，我才如梦初醒，苦读英文，准备托福考试。过了两年，我颇费了一番周折，才来到美国。正好赶上黄渝他们拿“六四绿卡”，我当时真是觉得这帮人交了狗运。以前在国内读围棋七段沈果孙的棋评，里面有一段话，大意是说骑车的时候，远远看见绿灯，就得使劲快骑，否则要是错过了这次机会，就只好等到红灯再变绿了。交通灯由红转绿，花不了多少时间，可在人生之中，有时候却不知道要等多久，才能等到下一个绿灯。我在后来漫长的等待绿卡的年月里，多次想到这段话，真是“点点滴滴在心头”。
等到再次见到黄渝，已(经)是２００１年５月了。那次在弗吉尼亚海滩的聚会，黄渝也去了。相隔１２年，黄渝还是那个样子，要是在大街上碰见，我还能一眼认出他来。当时聚会的一帮人中，男同学们大都是拖儿带女，只有黄渝还是“钻石王老五”。我听说黄渝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读博士不太顺利，当时在纽约工作，还大为惊讶。在我看来，８１１的同学中，黄渝毫无疑问是最该拿博士的一帮人之一。我毫不怀疑他的能力，只能叹息他的运气不佳了。那次聚会，我和黄渝聊天，曾(经)向他介绍转行搞精算的前景。以黄渝的智力，如果来参加精算考试，实在是小菜一碟。但他似乎兴趣不大，我也就没深入下去。弗吉尼亚海滩一别，又是三年没有联系。今年７月，我去新泽西开会，正好周末结束，就到陈金发、杨若勇家住了两天，见了８１１的几位老同学。那个星期六晚上，杨若勇夫妇把周刚夫妇和黄渝请到家里吃晚饭，沈珂也去坐了一会儿。我有十多年没见到周刚了，老友重聚，相谈甚欢。和黄渝聊天的时候，我问他的近况，他说还在业余从事数学研究。我当时很想帮他在我们公司找一份正式工作，就再次提到来亚特兰大工作定居的可能性。他表示了一定的兴趣，但似乎还是放不下他的数学梦。我想，人各有志，我虽然是个俗人，但对于老朋友的选择还是能够理解。一个人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的时候，是最快乐的。作为朋友，我们可以在尊重他本人意愿的前提下提供一些帮助，但主要的决策，自然还是得靠他自己做。那天晚上，在杨若勇家门前，我和黄渝握手告别，当时自然是做梦也想不到这就是永别。我告诉他，如果他什么时候愿意来亚特兰大做精算工作了，可以给我打电话。他表示再考虑考虑。半年过去了，我还在等待黄渝的电话。今天竟然收到了这样的噩耗，物伤其类之感格外强烈。车祸之危害，我并不陌生，我自己刚来美国的时候，就出过好几次车祸，前两辆车都是因为车祸而报销的。第二次车祸不但把老岳母给撞伤了，还差点要了半岁儿子的命。但虽然平时(经)常谈论车祸的危险性，仍然没有如此强烈的切肤之痛。
黄渝一生钟情数学，我虽然不知道他解开过多少未解之题，写过多少数学论文，但在我心中，他毫无疑问是个优秀的数学家。虽然他不很走运，但正是因为有许多像他这样痴情的数学之梦追寻者，数学的殿堂才仍然显得那么神圣。我自己因为能力所限，毅力不够，不得不在数学之路上半途而废，但对于黄渝这样执着于理想孜孜以求的前数学同行，永远只有一份尊重钦佩之心。我又想起了《晚霞消失的时候》。奇怪的是，虽然我和黄渝因为这篇宗教色彩甚浓的小说而成为好朋友，但２０多年来，我们多次相聚，却从来没有聊过宗教话题，以至于到现在也不知道黄渝是否成了教徒。我自己不是基督徒，但我相信上帝的存在，相信人死并不是万事皆休，相信我们还有在天国再见的一天。我相信，黄渝去了天国，一定还在继续他的数学研究，那里没有世俗柴米油盐的羁绊，他当能更加专心地搞他的数学。也许，等到我们将来再见的时候，他会给我介绍解开“歌德巴赫猜想”之谜的诀窍吧。黄渝，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