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晖、朱学勤代表着一个时代，在僵化的思维模式下看到外来的新鲜理念，囫囵吞枣的吃下去，觉得像是自己的新生，也就把自己的“新思想”奉献出来，这不能说是坏事。但这基本是在“一犬吠影、十犬吠声”的状态下训练出来的一批人，在他们自己看来这当然已经是研究创新了。

只要看看“道德理想国的覆灭”这个题目，这是涉及西方社会文化最底层的一个话题，别说朱学勤没有能力写，在美国留学16年、对西方历史、哲学颇为精通的陈寅恪恐怕也没有能力写，辜鸿铭是在西方长大的，精通多种外语，又深入学习了中国的传统文化，说的还比较靠谱一点。科学、特别是严格意义上的社会的科学这个体系建立起来以后，这种情况会有很大的改观。

但那个时代人写的对西方思想的评论，只会有两个结果，要么剽窃，要么胡说八道、浮光掠影或曲解误导。中国后来不幸的政治变迁，和这种对西方思想抓稻草似的一知半解或浮光掠影式的拿来就用关系很大。对西方理解最透彻的是王国维、陈寅恪，文学上是钱钟书，文艺方面有傅雷，但他们都是在深厚的国学基础上才可以比较便捷的对西方的东西触类旁通的把握，基本上也没有对西方文化底层的问题在这样大的广度和深度评头论足，也是自知之明。如国要想发言，至少需要对西方宗教、哲学、文学、艺术有一个深入的全面了解，如果不是土生土长的，或者跟本就没有在这些地方生活过，基本没有可能性。

理解西方底层的东西，要么要有本厚的本土文化基础，要么要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基础，因为在底层他们是相通的，是人的本能和不同层次的利益诉求或自我理想与环境长期作用的一个结果。

朱学勤、汪晖之类被揭出来，也意味着中国年轻一代无论如何是比上一代进步了（但还远没有达到晚清民国那一代的高度，中国今天的科学、文学、艺术等现代思想的基石和基本框架是他们那一代人奠基的，很可惜因为救亡而走上歧途，但也在反复的试错这种本能性的实践理性支配下慢慢回归正道）。这让人觉得中国还是很有希望的。新语丝这样一个独立的论坛也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至少在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目中已经成为一面旗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