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交者: mirror 于 2005-4-16, 00:54:38:
作为结论的建坝与否，在这里还不是问题。问题是到达最终结论的论证过程、及其论证的内容。
“环保派”的调子听得差不多了。国人的“环保派”强调“情绪”者居多，因而也值得“同情”。反观“开发派”的调子也没有什么新意。但是此派多以“说理”面孔出现，好像是很在理儿、很象那么回事儿，因此就令镜某这样的另类很“不待及”。
大约世界上的后悔有两类：不作为的后悔与作为的后悔。而作为又可分为随时可能的作为与必须当机立断的作为。基于这样分类的价值观，镜某的主要“攻击”对象是建坝派；也是基于同样的立场，来评论一下《赞成怒江建坝》。
在别处讲过，缺少 “人才”的国情有两个：没钱，和有钱也是国家的。没有钱自然培养不出能办成事儿的人才。同样，花国家的钱也难培养出来“会算帐”的人才。只有花“自己”的钱，才能培养出能办成事儿的人才。君不见：市民们的收入、投入虽各有不同，但各家的房子装修得都很像样子——事儿办得都不错；而花别人钱规划的“市容”就不一样了。
《赞成怒江建坝》一文的最大缺陷、也是此派“论证”、“说理”中的最大缺陷，就是不顾各种事情（物）的“边界条件”，空说“大道理”。此乃国家、国人的一大“不幸”。
文章开头就给了个“小巫见大巫”的“论法”。这是个不顾“边界条件” 说事儿典型。人们对飞机失事的关心、对９１１事件的关心绝对要比交通事故死亡的关心要大，虽然就全世界的年死人的数量而言，前者远远小于后者。不能因为单纯一个死亡人数的多寡来说事儿。事件对人们的“冲击力”还需要用多种别的尺度来衡量。所谓的“环保派”，不过是多提了几种衡量的尺度、比较“烦人”罢了。
“只要总社会收益大于总社会成本，就在社会经济上是可行的。但在具体的制度结构中是否可行，还要进一步分析：总社会成本分别由谁支付，总社会收益分别由谁获取。只有分配结果也能被各方接受（可以带有强迫，取决于利益集团的关系），才能付诸实施”一段，是个很抽象的“论法”。给人的印象就是“买卖公平”、“童叟无欺”。可是事情并不是象“教科书”中经济理论那样的简单。“总社会收益”，“总社会成本”如何具体地计算？不单纯是“由谁支付” “由谁获取”的问题，更有算进去什么、不算进去什么的问题。
实际上两派的“分歧”落到“实处”，并不是修坝与否的问题，而是这类事情如何办（手续）、什么该算入、什么不该算入成本的划分具体问题。世界上没有“因为那里水源资源丰富、落差大，就得建坝发电”的道理。如果这个“道理”能够成立，天下抢银行的强盗就都可以振振有词了。
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建火电要自筹资金，而水电就可以由中央财政、地方财政的拨款（哪怕是一部分）？有没有人问过：为什么建火电就要自筹资金？同样有没有人问过：为什么水电、核电都要强调二氧化碳的消减效果？是否有什么“软肋”？同样有没有人问过：京都协议里中国等未发达国家“力争”的、不受二氧化碳的消减计划束缚的权利（“便宜”），为何不在此时“有效”地利用一番？
对等规模发电量的电站，投资效益最好的是火电。这是个常识。其他的发电不如火电、但从某种意义上讲又要发展，这就需要有个“说法”。而且还是很象个样子的那种，别净整些个“刻不容缓”之类的笑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