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好人好自己

有人说，进化讲的就是适者生存。弱肉强食，适应环境的生物传承自身自私的基因，不适应者则走向灭绝。

照这种说法，人类和其他所有动物一样，是完全自私的。我们花时间来最大化自己的所得，相互争夺身份地位、财富和择偶机会。看似无私的行为实际上是伪装起来的利己行为。慈爱和情谊只是掩盖在丑恶人性之上的文化帘子。

当然，这些说法部分是真的。不过，似乎每天，书桌上总有一本书，着重强调这种说法的另一面。这些书由科学家、进化心理学家、神经学家和其他作者所著，讨论有关同情、同感、合作和协作的话题。这一领域的研究人员似乎都转向描绘人性中更为微妙、更为友善的一面。

这些书中最温和的是马丁•诺瓦克（Martin Nowak）和罗杰•海菲尔德（Roger Highfield）合著的《超级合作者》（“SuperCooperators”）。诺瓦克运用高等数学的原理，诠释了“合作和竞争永远紧密交织在一起”。

在追求利己的目标中，我们往往有以善报善的动机，所以他人会在我们有需求时给予帮助。我们有建立与人为善的声名的动机，这样人们愿意和我们共事。我们有与他人合作的动机，即便这种合作与眼下的私利有冲突，但有凝聚力的团队能够持久发展。诺瓦克说，对进化而言，合作与基因突变及自然选择一样重要。

不过这项新的研究工作很大部分不仅仅与狭义理解的动机有关。迈克尔•托马塞洛（Michael Tomasello）的著作《我们为何合作》（“Why We Cooperation”）中，设计了一系列的测试。他以近乎相同的方式对黑猩猩和幼童进行这些测试。他发现，小孩在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互相帮助、分享信息，其方式连成年黑猩猩都难以做到。

一周岁的婴儿会靠指向来传递信息给其他人。黑猩猩和其它类人猿不能有效地通知彼此某事。婴儿乐意准备和陌生人共享食物。黑猩猩甚至很少自己的后代食物吃。14个月大的婴儿看到大人有困难，如双手拿满东西没法开门，也会设法帮上一把。

在托马赛托看来，人脑有别于其它灵长类动物的头脑。我们生下来就乐意与别人合作，并建立各种文化来放大这种特点。

在《天生好人》（“Born to Be Good”）中，达切尔•科尔特纳（Dacher Keltner）讲述了他和他的同事正在进行的有关同感和联系机制的研究，包括微笑、脸红、大笑和触摸等。朋友一起笑时，他们的笑声开始是独立的声音，随后交融在一起。现在看来似乎笑早在几百万年前，即远远早于语音出现前，就成为建立合作关系的手段。在我们与生俱来的合作工具箱中，笑是其中的一种工具。

在一篇文章中，科尔特纳引用了埃默里大学神经病学家詹姆斯•里灵（James Rilling）和格雷戈里•伯纳斯（Gregory Berns）的研究。他们发现，帮助别人这一行为刺激脑部尾状核和前扣带回区域，这些部分与愉悦和奖赏有关，也就是，帮助别人可能产生与个人欲望得到满足时一样的愉悦感。

在将于明年初发行的《公正的头脑》（“The Righteous Mind”）一书中，乔纳森•海特（Jonathan Haidt）和爱德华•O.威尔森（Edward O. Wilson）、戴维•斯隆•威尔森（David Sloan Wilson）及其他研究人员持同样观点，认为自然选择不仅出现在个体的竞争中，也出现在群体竞争中。两种竞争都例证了适者生存的理论，但是在群体竞争中，只有凝聚力强、相互合作、内部成员不谋私利的群体能够胜出并传承群体的基因。这种“群体选择“学说在几年前还颇受争议，但现在已有一股支持的力量。

海特提出，人类是“利他主义的长颈鹿“。就像长颈鹿的长脖子帮助它们生存下来一样，人类运用伦理思维来帮助自身及其所在群体取得成功。人类根据共有的准则、习惯、情感和神灵，建立道德团体，并会为了捍卫自己的团体奋起而战，有时甚至付出生命。

对进化的解读不同，分析世界的方式也就不同。自私竞争者的模式催生了效用最大化模式，后者普遍用于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学的分析中。而这种更侧重合作的新观点让一切变得复杂。

重要的结论是：几十年来，人们尝试制定一个严格的、与道德脱离开来的“科学“体系来分析行为。但是如果合作精神渗透人类的本性，那伦理道德也是如此，并且在我们寻求理解自身和自身的行为时，无法绕开道德、情感和宗教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