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亮：那些“革命”的年轻人
http://www.guancha.cn/html/49898/2012/01/01/63755.shtml在一片“革命”声中，我们迎来了新的一年。趁着“革命”的礼花尚未熄灭，我要赶紧盘点一番那些“其兴也勃”的革命人。革命的风水轮流转，红方不弹绿方弹，同乐，同乐，且看他们如何弹奏。 一、革命的天鹅绒
在一片“革命”声中，我们迎来了新的一年。趁着“革命”的礼花尚未熄灭，我要赶紧盘点一番那些“其兴也勃”的革命人。
在《一评韩寒》里我感慨过：韩文一出，以往天天反革命、给革命泼污水的人忽然全都“咸与革命”了，言必称革命，争相谈革命，实在令人惊讶。
这些年看知识青年的主流状态，似乎人人高雅如胡适，少谈点主义，多谈点问题，也就不会喜欢革命；人人优雅如刘瑜，永远面带微笑（《中国人，你为什么不微笑》），讨厌一切敌我思维（参见《今天你施米特了吗？》），也就不会有革命。可是，恰恰是这批微笑自由主义者的粉丝们，怎么就忽然异口同声说革命了？
而且，他们说得很爽，连篇累牍滔滔不绝，如天鹅绒乱飞。他们说，无处不在的有毒食品、有毒空气、死亡校车、死亡列车已经让他们命悬一线了（虽然他们都还有空上网）；他们说，社会的黑暗、统治者的顽固已经让人忍无可忍了，垂死挣扎的国人该有一场什么什么了；他们说，你不给我一个说法我就给你一个说法，再不改革民众就只有什么什么了……至少，他们主管修辞的生理系统已经忍无可忍，非要喊些什么才行。是韩寒，让他们终于可以大声地喊出“革命”了。
乌坎事件远远地带给了他们希望。他们一定都愿意仿造鲁迅先生说一句：“地上本没有路，走得人多了，就有了路。”哪怕走在乌坎村路上的人没有一个是知识分子。事情确实在悄悄起变化，但是部分知识分子的“远程兴奋模式”从来没有变（这个词不好理解，但是如果用“观淫”或者“意淫”来代替则更不妥），而且快感已经提前到来——远方看似尘土飞扬，你就已经兴奋难耐，在幽深的网络上释放虚拟的火焰。也好，我们由此可以放心，当代部分知识分子与小资青年需要的绝对不仅仅是毛片。
二 乱弹革命
革命的风水轮流转，红方不弹绿方弹，同乐，同乐，且看他们如何弹奏。
翻了一大堆帖子，大多言辞乏味，内容雷同，说来说去无非是说韩寒逻辑不通，然后把他们自己那一点逻辑整来整去，什么改革与改良啦，制度决定素质还是素质决定制度啦，良好的动机与实际的手段啦等等等等。
从普通青年到文艺青年再到著名大师，张口即革命，但又必须立刻围绕“革命”这个词展开繁琐而单调的贞洁保护，就是要把“暴力”从“革命”中驱除出去。论战不存在，因为这几乎是一场所有参与者对韩寒的杂陈。所有人都在讲：革命是革命，暴力是暴力，革命可以暴力也可以不暴力，我们要非暴力的革命不要暴力的革命等等等等。
曾经激烈拒绝革命戏剧《格瓦拉》的文艺青年王小山在微博上说：“改革改良由统治者主导，革命由非统治者主导。而革命包括暴力革命和非暴力革命，太平天国属于暴力革命，而和平演变、天鹅绒属于非暴力革命。韩寒混淆的两个概念中，革命大于非暴力革命，讲革命，但谈的后果均属于暴力革命。希望这个解释对你有所帮助。”
这个解释毫无帮助，看似头头是道，问题是他们从来就没能进入暴力问题深处。他们的所有论证就是为了先在思想里躲开“暴力”这个词，见到它就扭过头去。
革命与暴力，这不是一个辩论的问题。知识人絮絮叨叨，只是把自己对于暴力的恐惧从自己的意识里驱除出去，然后想象自己说说话、发发贴就可以做天鹅绒般的“革命人”了。既然不敢触碰深层的东西，那就只好在表层上讲“逻辑”。可是形式逻辑这东西最扯了，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由你扯。
有谁看不出来韩寒的逻辑混乱？但表层的逻辑问题其实并不关键。懂得“精神分析”的人都应该知道，越是表面逻辑有问题，越是意味着底下隐藏有真实逻辑。比如弗洛伊德学说那个耳熟能详的例子——主持人在会议开场时候宣布：“会议结束！”多么没逻辑，简直脑残啊。可是弗洛伊德会说：这正好暴露了主持人潜意识的真实逻辑——他一点也不想开这个乏味的会议。可是又不敢说，于是就错乱了。弗洛伊德告诉我们，梦境最混乱，却最能暴露一个人隐秘而又坚硬的内心逻辑。
看看小资青年的革命之梦吧。对于小资青年来说，当老一套自由、民主、人性的修辞还在死死包裹他们内心的斗争情绪，当老一套微笑、高雅、矜持之礼仪还在死死压抑他们冲动的欲求，就会导致自我矛盾、胡话连篇。就像《冰河世纪二》里那只误以为自己是松鼠的母猛犸习惯于睡在树上，就像《阿凡达》里彼此相属的武士与飞龙却偏要互相抵制。不过现在的情况更有可能是：一只叽叽喳喳的松鼠忽然开始认为自己是一头舍我其谁的猛犸了，开始高声咆哮了。这情形就显得更加喜感。
三 “错乱”的意义
错乱不要紧，只要病根深。韩寒逻辑错乱，评论韩寒的人则错乱更多（希望有人也给我挑两个出来），就让我们试着从错乱里读出深藏的焦虑吧。
易中天老师果断错乱了：“所以，辛亥革命是革命，改革开放也是革命。这样的革命，我们都赞成，反对的只是暴力”（易中天《韩寒的新衣》）可是，辛亥革命不是暴力吗？武昌起义不是战争吗？常识错乱。
擅长讲精神病的李承鹏从不掩饰自己的错乱，他说：“民主只是公平一点的财富分配机制。”（《民主就是不攀亲》）有政治学常识的人都知道，从古希腊开始，民主就不是财富分配机制（财富分配是由生产关系决定的），而是有财富的人瓜分权力的方式。直到20世纪初的大英民主帝国，也仍然只有5%的纳税人有权“民主”。就算民主真是财富分配机制，那么他们热爱的美国民主就是最失败的财富分配机制，因为“99%”被逼到要上街了，1%还在我行我素。
无独有偶，写了《可惜韩寒不读书》一文的财经编辑周斌也说：“民主一个至关重要的特征，就是利益分配机制。”所以，各位意见领袖主要考虑的还是利益，而不是人民当家作主、参与管理的真正“民主”。考虑利益也没啥，不过因此他们就支持了他们平时不会赞同的张维为的大白话：“民生比民主更重要。”真是可惜周斌亦读书。
他们这种表面错乱说明了什么？说明他们一以贯之的商贩思维——就知道财富分配。这些从中国经济改革里受益的“民主”主义者，先天经济基因太强。
不说这些名人了，新的一年，要关心粮食和蔬菜，还有可爱的、挣扎在文艺与2B之间的普通青年。且看他们欢乐的话语错乱吧：
有人在苦苦维护选票游戏，“确实，竞选确实需要钱，需要财团的支持，但这和花钱买选票，却是完全不同的一回事。如果真的是那样，那我想，比尔.盖茨，或是美国其他的那些比比尔.盖茨还富的人，就很容易当总统了。”（李晨辉《韩寒其实不会变》）
套用李承鹏的话，我们轻易可以知道，欧美富人大都不会直接参选，而是通过资金选出自己的代理人。美国的说客、日本的献金制度你们又不是不知道。美国的实际权力中心在华尔街、在军工厂，华尔街的元首们实在不屑于直接去华盛顿当总统。中国的选票党却为什么这样错乱？
有人在眼花缭乱地讨论制度与素质：是制度决定素质，还是素质决定制度？好一个高校（搞笑）辩论赛的主题。
“所谓国民素质低，不是不能实行民主的理由，恰恰是不民主的结果。如果说人民的素质低就不能有民主，那么不民主将导致人民的素质更低。难道指望专制制度和愚民政策来提高人民的素质吗？”（清哲木《扒了民生的外皮 意淫民主哪有快感》）
他们一会儿嘲讽说：“我们有全世界国民素质第二好的人民，国民素质全宇宙第一是我们的邻居朝鲜。”一会儿又说：“乌坎给了我们一个最好的启示……如果这样的国民素质还不能享受民主自由的话，我怀疑韩寒的眼睛确实出了问题。”（ 很黄很暴力《韩寒的投名状》）在他们的谈论里，国民就一会儿是愚民，一会儿是公民，任由摆布。当然，言谈者自己永远是高素质的。
只是，这么多高素质的网上革命者从哪来的？不是“万恶”的中国制度下生长出来的吗？但既然你已经预设了这是一个专制制度，那就直接推导出来包括你自己都是愚民好了，还搞什么民主？
围绕“革命”的话语错乱最是九曲回肠。且看下面这段有趣的话：
“由于人类具有追求和平及享受幸福的天性，因此，人类社会里面的‘革命’往往先表现为‘非暴力革命’，如果‘非暴力革命’仍不能有效地解决问题，那么，‘暴力革命’就会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因此，判断‘暴力革命’会不会在中国发生，关键是要看执政党会不会将‘非暴力革命’（也就是改良，所谓的改革）进行到底……”（棵子《没有革命，就没有民主——陪韩寒谈革命说民主》，“陪”字很到位）
齐泽克提起过东欧巨变前夕官员的错乱语言——为了向知识分子表示官员也是很有生活情趣的，一位高官说：“每天摸一摸妻子的胸部，可以提高我为人民服务的工作热情。”今天的情趣派革命青年则反过来，虽然满头凛冽细碎的人性之花，扭扭捏捏半天最终还是说出了中学历史课本的官方论断：百年现代史证明，改良行不通，洋务运动、百日维新都失败了啊，必须要革命。可见，官方见识还是要比“革命”青年高，“革命”青年启蒙了一圈，最后还是回到官方课本来。想把自己早已否定掉的道理再搬回来，就只好遮遮掩掩，羞羞答答，用“人性”的文胸装扮起来，整出这么个啼笑皆非的东西。
人性之花还有许多。比如：“极左派们的失败除了当年全世界局势的大势所趋，也许还因为他们太讲究快意恩仇，以致忘记了目的丢失了人性，把箭射得太快了而射错了对象。”“日本赤军当年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最后由于度没把握好走了极端反而把自己弄成了杀人放火恐怖组织。”（Shincowu《韩三篇的意义》）这些话听起来简直有点感人，可是不知所云。作者的方法逻辑可能是：为了避免革命没人性，你要具备人性；为了解决把握不好度的问题，你要把握好度。（类比造句：为了解决肚子饿的问题，你要吃饱；为了解决生病的问题，你要健康；为了解决光棍的问题，你要结婚……把问题换个说法就变成了答案！）
可惜，素质论、人性论都不是方法论，而是万能扯淡论。
四 “革命”者的方法论
那么革命青年的革命方法到底是什么？
前面说过的选票党，他们的方法就是一人一票改变中国。但就算这个方法好，那也只是一个目标，是“民主“之后的结果。你用什么方法先让执政者同意这个目标呢？
叫棵子的作者又说：“我认为（改革动力）至少来自三个方面：一是阶级压力，就是一个国家的内部矛盾激烈化了，但还可以调解；二是国际压力，这是国际社会要求中国民主化所施加的压力；三是舆论压力，这是国内外知识精英所营造的舆论压力。根据中国大陆目前的情形，前两种几乎可以忽略不算，只存在第三种的舆论压力。”
这段话很典型，表明他们唯一的方法就是舆论、就是说话、就是我们看到的一切话语爆炸：
一为诉苦——“看看我们每天所吃的毒食品所饮的污水所吸的毒空气，还有无数的矿难、交通事故刑事案件等，就知道大家的命是否被革了。”（abc66《革命既然不合国情，那就只有被革命了》，相似言论亦见闾丘露薇《2011年末，写给女儿的一封信》）
作为一个信息时代的网民，不会不知道德国的毒黄瓜、美国的毒奶粉以及多年来伦敦的毒雾。可是却偏要说出如此错乱的话。这样自编自导的诉苦运动可行吗？
革命年代的农民诉苦运动作为阶级斗争方法，成功引导了贫农斗地主。可是网上小资的诉苦是要引导谁呢？引导更穷的人斗政府？可是类似于闾丘露薇那种对路边摊的百般挑剔和恐惧，怕是普通市民都会觉得十分好笑，遑论农民。或者是如韩寒说的那般，最终挑动比你穷的来斗你自己？
二为造势——连篇累牍的“改革与革命赛跑”论（何怀宏）。你可以说这是对形势的判断，也可以说是在用革命作为恐吓，促使政府搞改良。知识分子动动嘴，政府官员跑断腿，这可能吗？
若论形势，政府也一直在改良。重庆改了那么久，知识分子却更加穷追猛打。以至于最后没有哄出重庆的革命，却一起起哄广东的革命了，真有点讽刺。
所以他们的第三个方法要气馁一些，为批评：
“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途径和办法，都在于公共权力的掌握者——专制者及其制度。也所以，知识分子不应该做墙头草，而是应该坚决的、永远地把矛头对着公共权力，批评它、骂它、赶它、讽刺它、嘲弄它、踢它屁股、揪它耳朵……使其时时刻刻、最大限度的服从和服务于民众的根本利益。”（鱼刺《知识分子的矛头应该永远对着权力》）
这段话的意思是，你要对准公权力，为什么呢？因为公权力能解决一切中国问题。如果公权力不去解决问题怎么办呢？那么你就要对准他。从对准到对准，这就是松鼠追逐自己尾巴的方法，这就是松鼠原地打转的方法。说穿了，就是我不站到政府那边去，但是要政府站到我这边来，最大限度地服从和服务于由我代表的“民众”利益。
此类话语在网上比比皆是，至此，舆论派“革命”党的方法逻辑已经完全显现，他们的方法就是：没有方法！
还是方绍伟的话比较靠谱：“中国人的问题是自己的意识与本能无法统一，自己的理智无法与情感统一，自己的言论无法与自己的行为统一。”（方绍伟《刘瑜的“要民主”与韩寒的“不革命”》） 对“革命”青年们来说，过去那些反革命的话确实是言不及心了，明明是要“普世”主义的，何必装作不要任何主义？明明是有仇恨意识的，何必装做连猫和狗都是自己的所爱？既然在念叨“自然演进秩序”，那就必须憎恨你眼中的奴役之主。革命吧，革命吧，至少在言语的领域已经没有温和的余地。连韩寒都发现了，为啥要自由民主的却言辞暴力如文革？为啥要改良的却最爱否定一切？
五 谈革命说民主
方绍伟想跟刘瑜厘清问题，真不容易。他指出，不能用知识分子的民主需求代替官方的民主供给，单从需求推不出民主实现。但他也没有谈究竟何为民主何为革命。民主就是一人一票吗？就是财富分配机制吗？这是除了“暴力”之外另一个他们甚至都不愿提起的问题。
按照易中天的说法：“革命在本质上，是制度的根本变革。”那么只要是制度变革，哪怕是共和制度变回君主制度，或者资本制度变回农奴制度，在他们眼里也都算是革命。看似革命导师和青年们都回避了革命须有进步的含义，实际在他们已经默认了自己主张的制度是最进步的。
是进步的吗？罗岗在称赞电影《十月围城》时候说：“民主”不是简单的投票和选举，更不仅仅关乎程序；“民主”是不断地争取绝大多数人的权利，“民主”是为了理想的献身，“民主”就是与“幸福”和“痛苦”紧密相关的“革命”。这就是孙中山说的“今天，假如再道何为革命，我会说：欲求文明之幸福，不得不经文明之痛苦。这痛苦，就叫作革命。”
相比之下，只会说一人一票、制度变换的知识分子已经不及孙中山了。绝不能简单地给他们扣一顶“反革命”的帽子，但他们至少缺乏痛苦。我怎么看，他们的“痛苦”都更像是“快感”！
反革命的底子与革命的言辞，实在无法统一。但缺乏认识，缺乏方法，缺乏勇气，就只能玩话语爆炸，对着一个虚无缥缈的对象高喊革命，就只能把一切反革命都想像成革命才能维持激情。
老实说，我们这一代知识青年大都有这样一个阶段——尤其是在学校里的时候——心地纯洁，对阴暗现象容忍度为零，同时痛感中国人（不包括自己）素质低，难以追求自由民主，因此深感自己的启蒙责任重大，好像别人都在等着我来启蒙一样。可是我们该问一问：我们认真理解过普通民众的素质吗？我们是不是一直在靠“素质低”的人养活呢？真要让你置身民众间做点事情，能做好吗？能比被你批评的人做得更好吗？如果这些问题都不能回答，只是躲在网上远远地“启蒙”别人，那么我只能说，网上释放的礼花再灿烂，群众也收不到！
那些“革命“的年轻人，言语错乱了，但激情是真实的。也许该为激情找一个正确的形式了，否则，就会是一个新年礼花，噼里啪啦一阵，结束。说起来这倒是一个实际问题，今天的大好青年们往往找不到落实政治激情的地方，于是除了毛片就是空喊“革命”。对此，除了告诉他们务实一点理性一点，各方也必须拓展政治参与的渠道，让青年的激情真正发挥作用，这要远远超过一人一票之类的“民主”幻想与“革命”口号。谨此。
（感谢石凯、潘杰帮助收集材料）
（作者为观察者传媒特约评论员，转载请注明出处和原文链接，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