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部口惨案发生时，笔者也在学生撤退队伍中。长安街是中国最宽的马路，宽达七八十米，双行道，南北两边各分为快车道、慢车道、自行车道和人行道。自行车道和人行道之间隔着一道高约120厘米的绿色尖头铁栏杆。学生队伍当时有秩序地由东往西走在北边的自行车道上。

三辆坦克一边发射军用瓦斯弹，一边从背后快速地追轧学生队伍。一时间，大街上弥漫着淡黄色的烟雾，许多学生吸入烟雾后痛苦地趴在人行道上干呕不止，中国政法大学国际经济系青年女教师张丽英因过多吸入烟雾晕倒路旁，被送往医院急救。

慌乱之际，学生们纷纷翻越绿色尖头铁栏杆而躲避，不少人被绿色尖头铁栏杆刺伤或跌下来摔伤。女学生大多无法翻越高达120厘米的绿色尖头铁栏杆，只能紧贴在绿色尖头铁栏杆旁，惊恐之状让人心酸。

北京科技大学（原北京钢铁学院）硕士研究生王宽宝与同校的博士研究生林仁富各自推着一辆自行车走在自行车道上，当周围的学生开始奔逃，他俩不相信会有危险，没有跟着奔逃，顷刻之间便倒在坦克的履带之下。林仁富当场死亡。王宽宝身负重伤，整个骨盆被轧成粉碎性骨折，数年中做了多次大手术，伤口多年后仍没有愈合。

六部口惨案造成11人遇难，多人伤重致残。“天安门母亲”群体的代表性人物丁子霖经过多年艰辛查寻，找到死难者5人、受伤者9人，其中1人不愿公布个人资料。

5位遇难的大学生是：

1、北京科技大学1989年应届毕业博士生林仁富：福建省莆田市人，遇难时年仅30岁，已婚，无子女。

2、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原中央团校）青年工作系1986级学生董晓军：江苏省盐城县人，遇难时年仅20岁。

3、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青年工作系1986级学生王培文：陕西省咸阳市人，遇难时年仅21岁。

4、北京科技大学管理系1985级学生田道民：湖北省石首市人，遇难时年仅22岁。田道民先被军用瓦斯弹熏倒在地，又被坦克轧掉了左边的半个脸。

5、北京商学院企业管理专业1988级学生龚纪芳：女，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人，遇难时年仅19岁。

受伤的9人是：

1、北京体育学院理论系运动生物力学专业学生方政。

2、北京科技大学硕士研究生王宽宝。

3、北京铁路局南口机务段工人权锡平。权锡平在躲避坦克时被子弹击中右大腿内侧神经，腿部大动脈及坐骨神经分枝被打断，右腿呈萎缩状态。

4、北京某民营公司职员刘华。刘华与方政同时被坦克轧成重伤，后脑骨摔碎，左臂骨折，右臂粉碎性骨折，后来截肢。

5、北京某大学的一名女学生。这名女学生6月4日凌晨参加一支自发的临时救护队，在西长安街抢救受伤者，坦克丧心病狂地将她的一条大腿轧成粉碎性骨折。

另外4名受伤者是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学生苏文魁、赵国庆、钱奕新和单连军，有的被轧成重伤，有的留下了终身残疾。

罗刚事后在署名文章《红墙外的较量》中公然撒谎说：“在整个驱逐过程中，我的部下没有向人群开一枪，也没有轧伤轧死一个人。”（注释1）

在六部口惨案中，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学生队伍首当其冲，所受伤害最为严重，还有一些受伤的学生不在上述名单中。笔者在美国主办《新闻自由导报》时结识了一位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生（不能透露姓名），也是六部口惨案的受伤者，他后来写了题为《坦克追碾学生事件亲历记》的文章，叙述了当时的情景：

“我们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队伍由30、40名学生组成，处在整个学生撤离队伍比较靠后的部分。我的同学王培文赤着脚(在撤离天安门广场的过程中由于匆促，加上人多拥挤，很多同学的鞋子都挤丟了)，举着校旗，雄赳赳地走在我们学校队伍的最前头。

“大约在清晨7时左右，正当我们队伍从新华北街转向西长安街的时候，突然有人惊呼：‘坦克来了！坦克来了！’我扭头一看，只见3辆重型坦克并排行驶，从学生队伍后面快速地冲过来。随即又听到一阵‘砰砰’的响声，散开一片片呛人的淡黄色烟雾，让人感觉到呼吸困难……

“同学们情急之下纷纷向路边躲避，准备给坦克让出一条通道。但是自行车道和人行道之间隔着一道高逾一米的铁栏杆，这道铁栏杆又是尖头的，一时无法翻越过去，同学们只好挤在铁栏杆旁，无法退避到人行道上去。说时迟那时快，正当同学们在铁栏杆旁挤成一团时，其中一辆坦克已经直接冲进铁栏杆旁的人群中，顿时响起一阵惊恐而凄厉的叫喊声。

“一刹那间，我被一股强大无比的力量所推倒，一种被轧死的感觉在脑中一闪而过，随即失去了知觉。万万没有想到，在坦克过去之后，苏醒过来的我发现自己居然还活着。我环顾四周，橫七竖八地躺着一片人，或死或伤，场面不忍目睹。原先高高竖立的铁栏杆也已被坦克挤倒了。于是我在仓惶之中爬出死伤者的人堆，爬过倒塌在地的铁栏杆，随后被民众送到积水潭医院救治……”

遇难学生龚纪芳先是左胳膊中弹倒地，后又吸入大量军用瓦斯弹气体昏迷，被民众送入北京市红十字会急救中心，抢救无效身亡。死亡证明书称：死因主要是由于吸入毒气造成肺部糜烂。龚纪芳左胳膊的伤口很大，像是中了俗称“炸子”的开花弹（达姆弹），其实是中了坦克上大口径枪械(机枪或重机枪)发射的子弹。

六部口惨案触目惊心，现场痛哭声震天动地。五具遇难学生的遗体散乱在靠近人行道的柏油马路上，最西面的一具遗体距离人行道两米多远，头朝着西北仰面躺着，脑袋中间开了一个大洞，像豆腐脑一样的脑浆掺杂着许多红色的血丝向前喷射出一米多远。另外四具遗体倒在这具遗体的东面更靠近人行道的地方，其中两具遗体被轧到了自行车上，与自行车粘到了一起。(当我从电报大楼门口重返六部口惨案现场时，部分受伤者和遇难者遗体已被民众运走了。)

一些学生一边哭一边商量，是否将这些遇难者的遗体运走，免得被戒严部队抢去消尸灭迹。在民众帮助下，几位学生将遇难者遗体一一抬到了西长安街后面一个胡同里。一位个体户司机流着泪建议把五具遗体运往中国政法大学，作为戒严部队屠杀平民百姓的法律证据。学生们听从了他的建议，把五具遗体（一具遗体连着自行车）抬上了他的小卡车。

当小卡车到达中国政法大学时，已有数千名师生簇拥在学校东门口迎接，当时整条大街上什么声音也听不见，听到的都是哭泣声。

六部口惨案最能反映六四镇压的残暴，制造六部口惨案的指挥官是罗刚，那辆疯狂轧人的坦克编号是“106”。罗刚后来升任坦克第1师副师长、内蒙古军区副司令员。让历史记住这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