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四时四十分许，在纪念碑北侧，一支人数约四十人左右的军队突击队冲入学生队伍。他们身穿迷彩服，端着冲锋枪，紧贴着纪念碑底座两侧的汉白玉栏杆的边沿，冲上纪念碑底座的最高层。这批士兵异常凶狠，目透凶光，一边不断地对空鸣枪警告，一边用枪托猛击坐在地上纹丝不动的学生，开出一条通往纪念碑底座最高层的信道。他们抢夺学生手中和身边的物品予以毁坏，其中包括录音机、照相机等。当场就有数十名学生头破血流，包括女学生，许多人倒地不起。在这个过程中，学生们没有任何反抗行为，甚至都没张嘴呼喊口号。这也正是这批人士能够迅速跨过数千名学生，冲上纪念碑底座最高层的原因。

与此同时，在纪念碑东侧，也有数十名军人突击队端枪冲上纪念碑底座最高层。

这批士兵迅速占据了纪念碑底座最高层的四角，端枪对准绑在纪念碑上的喇叭一阵猛射，喇叭当即被打烂了。呼吁撤退的声音消失了。随后，军人又迅速扯下挂在纪念碑上的横幅，拆除绝食棚。从我身后的纪念碑东南角广场指挥部所在地传来一阵密集的枪声。我心为之一紧，默默地想：指挥部完了！更担心的是学生领袖和坚守在那里的纠察队员们的安全。

一些学生再也忍不住心中的怒火，大声对着士兵们呼喊：不要对纪念碑开枪，那是人民共和国英雄的纪念碑呀！而招来的则是更为密集的枪声。

我与特别纠察队的成员们坐在纪念碑底座北面的最高一级台阶上，当军人冲上来后，已经从最后一道防线变为第一线，首当其冲。端枪的军人分排在我们的身后，枪口几乎紧贴着我们的后背，生与死已经没有界线。我的思维一片空白，始终回响着一个声音：死吧，死吧，给我一梭子子弹，让我痛痛快快地死吧。我只是刹那间想到我守寡多年的老母亲，想到苦苦爱恋多年的姑娘。

军人不断地施暴，时而对我们用枪托砸、枪管捅和大脚踢，时而在我们的头顶端枪一通乱放，枪声震耳欲聋。在持续不断的暴力下，几乎没有人不受到伤害，我的腰部也受了伤。不少人先后被砸下或踢下最高一级台阶，但都坚强地爬起来，一声不响地依旧坐回原处，一动不动，甚至都不屑于回头望一眼军人。

指挥这支突击队的是一位上尉军官，年纪约三十岁，右手拿着手枪，左手拿着对讲机。较之士兵，这位军官的态度还算温和，始终没见他动用武力。他站在我们的身后，不停焦急地催促："你们快走吧！快走吧！不走的话，不会有好结果的，我们接到了命令，无论如何必须完成清场任务。"语气中似乎带有恳求，或许他怀有恻隐之心，不希望见到更多的学生流血。

相比之下，我们的遭遇还算是幸运的，那些位于纪念碑底座之下的学生们所面对的不仅仅是数十人的突击队，而是数以千计的军人和防暴警察。那些军人和防暴警察在当局所谓的"反革命暴徒凶残地绑架和杀害解放军官兵"的欺骗煽动下，早已对学生充满了仇恨，认为学生们是祸根。此时，这些军人和防暴警察正如出山的猛虎，凶狠地扑向学生队伍，用棍棒、枪托和刺刀进行猛烈的袭击。场面的暴烈，令人终生难忘。

坐在纪念碑底座下学生队伍最前列的大多是来自外地的学生，他们在北京宣布戒严后坚持不走，表明他们是八九民运中最坚决的一群人，坚守到底的呼声远胜于北京学生。在军人和防暴警察的猛烈袭击下，许多学生当即头破血流，倒地不起。

但周围的学生依然端坐不动，甚至都没有去扶持或观察一下身旁倒下的同学。因为在当时的气氛下，只是时间有先有后而已，所以对周围的流血似乎已经麻木。

军人和防暴警察潮水般地涌入学生队伍，端坐不动的学生被无情地践踏，惨叫声此起彼伏，撕心裂肺。

伤亡急剧增加，尤其是由于受到践踏，部分学生终于被迫站起来，但依然坚持不撤，而军人和防暴警察的袭击也仍未停止。那些坚持不站起来或根本就来不及站起来的学生，则受到更为严重的践踏。

此时，我已与几位纠察队员一起被军人打下了最高一级台阶，但依然坐在稍低几级的台阶。坐在我身旁的是与我同一学校的青年教师刘苏里。

暴力在肆虐，每一秒钟都在流血。然而，纪念碑北侧的学生们依然坚持不撤，同时，他们坚持着和平、理性和非暴力的宗旨，骂不还口，打不还手，没有一个人有过任何过分的言行。

天已经朦朦发亮，视线开始逐渐清晰，也许是到了当局给军队下达的清场时限快到了，纪念碑底座下的军人也终于纷纷开枪了。顿时，纪念碑上下枪声响成一片，全是"哒哒哒"的点射，分辨不清是冲锋枪还是自动步枪。混乱中也看不清是否对准人群扫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