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宁在对报纸记者发表谈话时说，相信再过十年，中国在核物理学以及其他科学方面，一定有惊人的发展。
他说，世界许多先进科学家和研究机构，都在拼命研究人造胰岛素，可是都没有成功。而中国的科学工作者在两年前就制造出来了。这是惊人的，它使世界科学界大感惊异。从这里可以看出，中国的科学研究工作，已达到了世界的先进水平。
杨振宁谈到中国最近十年在核物理学的成就时，认为在量方面有很大的进步。他说，这些年来，他阅读到许多有关中国科学方面的杂志，显示了中国在训练人才方面，很有成就。
他说，至于在质方面，中国目前还没有达到世界最先进的水准，不能跟先进的国家比较。不过，基于量方面的成就，在质方面追上最先进的水平，只是时间问题而已。
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67.02.26
杨振宁在纽约发表的一次讲话：《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印象》 [1971年10月]
【本刊讯】香港《新晚报》三日转载了美籍中国物理学家杨振宁教授九月二十一日在纽约所作的一次讲话，题目是《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印象》。这篇讲话原登载在纽约出版的中文刊物《中文运动》上。《中文运动》按语说：
“九月二十一日，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教授，在他执教的纽约石汉大学举行了盛况空前的演讲，题目是《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印象》，当晚从远道而来的各界人士很多，挤挤攘攘的塞满了整个可以容下五六百人的大礼堂。
“由于听众也有外国人和本地出身的中国人，所以杨教授用英文演讲。为了要让更多同胞去了解今日中国，我们就把全文意译刊载，让大家都能够知悉更多关于中国的真实面貌，进而胸怀祖国，放眼世界，做一个谦逊而有骨气的中国人。”
杨振宁教授的讲话全文如下：
在我开始谈到中国的现在状况之前，我要机械性地报道一下我这次旅程的目的和经过。在四月中，我知道父亲因病重入院留医，同时间，美国政府又宣布解除那二十年来封锁了的中美来往交通线，所以我觉得应借此机会回去探亲，而且还可以知道我久别多年的中国今天的真实状况。
游中国大陆的四个星期中，我分别在上海与北京都逗留了差不多两星期，其中我还到过合肥，这是我诞生而且曾经度过六年童年生活的地方。其外我还到过一个叫“大寨”的人民公社，我去的目的是为着了解今日中国是如何解决农业问题。在北京和上海，我分别参观了三个大学，就是上海复旦、北京清华和北京大学，此外还参观了三个研究科学的机构，是生物研究所，生理学研究所及核物理研究所。我还采访了我在一九三○年读书的中学，现在已经改名为第三十一中学。
我发觉今日的中国是完全地改变了，和二十六年前我所认识的中国已截然不同。而这也就是我今天晚上想报道的事，而在我未有分别指出这些大变动之前，我想综合一下我所见的变化，都是值得中国人自豪的，而这些变化的重心就是：“精神”。
在此我希望尽量报道我这四个星期来在中国各方面的体验，好让你们也来分享我曾经历和看到的每一件事物。文革后的教育
现在让我先从教育方面谈起，先前我谈到三十一中学，位于北京中部，现在学生增至一千四百人，是原来数目的四倍。我发觉学校的教育观念是改变了很多，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之后，一种新的革命观念和教育制度配合了，而文化大革命是在一九六六年中开始直至一九七○年才圆满地成功结束。文化大革命不但改变了政治，甚至改变了国家其他各方面的行政。
我从三十一中学及几个大学的学校当局和教改小组口中知悉，文化大革命的三大原则是：一、教育群众为中国全体人民服务，摒弃特权阶级和自私观念。二、理论与实践该双行并论新的哲学方法是废除旧传统的刻板方式。三、学生一定要用新方法学习，不要做蛀书虫，要用最原本与最实际的方法来学习。例如，许多小学与中学都与工厂相连，而学生们就会在工厂里实际学习。我曾看见有许多学生在汽车修理厂整顿电线及甚至用最原始的方法制造影相机等，他们大都表现出热切而兴奋的学习与工作精神。学生们的上课期间有八个月在学校里学习，一个月在工厂里，而另一个月却下田耕种，其他的两个月便是假期。
这些新的教学方法在中学和大学里一并地实行着，例如清华大学，因为父亲是那里的教授，而我也在这大学里长大，所以我对校园中的一切，甚至是一草一木都非常熟悉；校园现在扩大了，而且建筑物也增加了很多。在一九六六年至一九六八年间文化大革命曾在这里展开。
我感到惊奇的是我看见人们谈到文化大革命而毫不紧张，而且表示得很轻松，甚至乐意地以此为话柄。因此我也觉得文革确实对人民曾经有过贡献。文革对于清华大学本身也有很大影响，而事实上，红卫兵也是在这所大学里诞生。在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九日，一群清华大学附中的学生在会议后决定自称为红卫兵，他们组织的目的是为了消除没有依照毛主席路线行事的官僚。这种思想和行动很快地传遍了整个中学。在一九六六年，红卫兵占据了学校的最高局，跟着其中产生两个派系，彼此发生争执，而且继续地占据校中楼宇，甚至产生械斗，因此学校里的物件曾受毁坏。其后，他们都感到有些混乱，有些学生离开学校，剩下那些最热心的学生还逗留在占据的校舍中，彼此争论。于是一九六七年七月，一千三百个工人开始开进清华园，他们不携带武器，只持两句口号就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他们包围校舍，甚至七百人受伤。五个工人牺牲，也不采用武力还击，结果这些学生为他们的优越行为所感动，在第二天就投降了。这两派的学生领导人现在已和好如初，日前还与我在一起拍照。
我要举一个关于实践论的例子，就是一位与我曾是同学的教授，他在科学方面有专门的研究，现在是北京大学的一位教授，他告诉我，他大部分的时间在半导体的工厂里教学和工作，他发觉能在工厂里指导学生和放工后的工人们，都是很有效的方法。
其中有一个教育上重要的因素是学校招生的制度。假如这里的美国学校认为招生制度算是革命性的话，那么他们就更应去中国学习。中国的教育制度是十年制的，前五年是小学，后五年是中学，孩子们在七、八岁左右入学，在十七岁左右便中学毕业，毕业后便分派到各个工厂或农村里工作。他们也可以自愿参加解放军，而这也是他们的第一个选择。而那些不能投入解放军的便会在公社或农村中工作。经过多年工作之后，若成绩优良，就会被公社选派到大学去读书，因此这样的竞争也很公平。中国现有七万五千个公社，假若每个公社派出一个学生，那么，大学里就会有七万五千个学生，这数目也并不少，当我询问大学里的教授关于这方面的进行情形时，他告诉我其中还有很多实际的困难。
其后，我深切地感觉到在这种情形选择出来的学生求学的动机是特别的显著，而我也相信他们普遍智力的程度和在以前任何旧制度是一样的好。由于这些学生的学习背景不同，因此带来许多教学上的困难。教授们要不断地重新编写课本和学习新方法来适应学生的需要，经常注意理论和实际的配合。新中国的医学
关于中国的医学方面，我曾到过北京医学院看他们用针灸来动手术，其中一个内科手术是为一个年轻妇人从腹部除去瘤。手术长达九十分钟。针灸是中国自古以来的一种医学方法，但在十五年前才有医者发现用针灸来麻醉可生最大的效果，最初他们尝试用于简单的手术上，结果非常成功。此后遂以针灸来代替以往的麻醉方法。现在却普遍地施行在一切手术上，甚至长达六、七个小时的手术，乃可用针灸而顺利成功。所谓“针灸”，是这样的，先置病人于手术床上，用针刺在身体的特别位置上，针头深入两个厘米，而针尾与电力相接，通电后大约二十分钟，假如顺利的话，手术可以开始进行。我曾问及针灸位置的准确性如何，他们的答复是大约几个米厘左右。当时，我看见那针灸在那妇人的腿部上，我就问她是否感到一种特殊的感觉，她答有，而且是从腿部蔓延到腹部以下。我转问问医生说，假如她说没有的时候会怎样？他们的答复是：一方面将电力的频率改变，或转移针灸的位置约几分。手术进行时病人的脸上现出滑稽的神情，当我询问她是否痛楚时她的答复是没有，她只觉得有些东西似乎在触动她的胃部。（下转第四版）（上接第三版）
后来我在上海问及一位医生有关针灸的理论和其中的效率如何，他告诉我施头部的手术效率最高，假如遇到针灸无效的情形，他们才替病人注射麻醉针。关于使用针灸的方法，在医学方面有两大效用：
（一）对医生或护士们来说，针灸是比平常的方法易学，因为一旦学懂了基本针灸的原理及其施用的位置之后，其余的步骤就不困难了。
（二）对病人方面没有任何不良的反应，往往病人在手术后，就能迅速地复原。
卫生部门还在继续研究针灸背后的理论。而除了针灸以外他们还关心到市民的节育问题。由于中国人口多，所以这是要解决的问题之一。节育的方法是广泛地为中国市民采用着，中国医生教导市民们采用药丸，通常是一个月或二十二天生效的一种。当生物研究所的人士问及我国外是否有更好的避孕方法，但我却未能说给更好的方法。由此看来，今日的中国实在是比外面的国家进步。其次堕胎已经在中国合法和普遍，我在上海问及一位女医生有关堕胎的方法和是否有任何特别的困难，她告诉我她们还在继续研究新方法以达到最高的效率，在这方面她们都充满了信心。就是怀了六个月身孕的妇女也可安全地堕胎，直至现在，还没有一个在施手术时受到伤害。此外，我还知道中国医生们能够把一个烧得体无完肤的人救活过来。以往的观念，是一个人若有百分之九十的皮肤受到焚伤，则不能抵抗细菌的侵入而死亡，但今日中国已有解救的方法，但其详细的情形，因时间的关系，我不能仔细地叙述。
还有，身体上任何一小部分因意外而割断，例如一个人断了一只手，那么只要在二十四小时之内把手藏在雪柜里，其后替这个人动手术，只要安接妥当，那个人的手就会回复原状。自给自足的新中国
我也到过五七干校，它位于北京北面二十里，在那里的学员，都是有不同的背景，他们可能是教授，老师，工人，农民等等。他们在这里学习的目的是提供更多有关农业方面的问题来加以解决，并且在冬季时盖搭房屋。他们告诉我自从来这里工作以后，才发觉开始了解农民的生活状况，种植也是需要学习的，在田中与各种昆虫及天然灾害战斗，所以在收获时就感到份外欢愉。
古时的中国屡受水灾泛滥的损害；我还记得在二十岁时就看过一场大水灾，死了五万人，但是现在的中国是不会再有河流泛滥的出现，因为这些泛滥的问题，已经大部份地解决，人们从山顶上带来石与沙，填筑了堤岸及疏通了河道，虽然方法是很原始，但效用却很大，这不但避免了泛滥的水灾，而且附近的村落还出产了比以前两倍多的农产品。当我问及他们成功的妙方，他们便说这全靠毛主席思想和正确的领导，今日中国人民才有幸福的生活。
现在中国的每一个人做事都以服务大众为基本原则。例如厨师们煮的食物不好吃，就会受到大众的批评，因此他们必须为人民尽力服务，中国人民的衣着是很简单，大部份人的衣服都差不多是一样，在夏天我看见许多妇女穿白色衬衣和蓝色长裤或裙。大概有百分之三十穿着裙，而其中一小部份是有图案和颜色。他们告诉我若是在冬天，他们会穿灰色的厚棉衣，因棉纱在中国的出产较普遍。我也参观了一些居民的房屋，都是整洁适当的，他们说房屋方面的供应还未足够，但这些困难只好等待中国工业发展较为优良时，才可以解决，中国现时已能做到自给自足的地步。中国向澳洲及加拿大买麦是事实，而中国也输出大量稻米而换来了外汇。当我接触到许多农夫和谈起耕种的时候，他们向我指出各种不同的土地要种植适合的品种和植物，他们敏锐的观察力较之二十六年前那些农夫的因循乘袭和肤浅见识全然不同，这可说是思想上和精神上的一大转变。
今日中国的生活水准比美国要低。从周恩来总理的谈话中，知悉中国工业在一九七○年的出产品达到九百亿美元。同时，人口也是美国的三倍半。在一九六○年时中国工业的进步比较慢，但中国却能够迅速地做到自给自足的阶段，这可还要多谢赫鲁晓夫呢！《毛主席语录》在中国
也许我应该谈一谈那本小红书，这本《毛主席语录》已不再常被人展示而为形式上的强调表现，现在人们开始更侧重它里面的原则和实践。只是在每次演完剧，当全部的演员从幕后出来接受观众的鼓掌和说再会的时候，我仍会看见他们的手里都拿着这本小红书。但在其他的场合就不多见了。我在去中国前曾读过这本书，我相信你们和我的感觉都是一样，觉得它里面所说的，都是简单和很普遍的说话而已，然而在到过中国之后，我才发现自己以前的想法很错误，因为在里面所写的语句，虽然很普通，但其实际的意义却非常深奥。在今日的中国，从个人的表现到学校制度，甚至国家政策，样样都是拿这本书里面的道理来作为指导的准则的，难怪中国人民都说毛主席是大海航行上的舵手。
举一个例，《毛主席语录》中，有一章是谈到“为人民服务”。这句话不但出现在《毛主席语录》之中，在中国许多地方都看到，就是在毛主席居住那个地方的入口处，一幅全红色的大墙上面也可看到由毛主席亲笔写着的“为人民服务”这几个大字。到中国几天后，我就发觉到这句话对中国人民的真正意义，因为这句话不但是他们每日谈论的主题，而且也是他们每个人每日不论在私下里或是在公众场合上用来批评自己以及批评别人的生活和工作的标准。
这是一种流行通病，以为那些在强调为人民服务的气氛底下过生活的人们的心情一定不会是轻松愉快，我自己亦是抱着这种想法走进中国的。其实这样的想法是不真实的。一次我去参观了一个纺纱厂，当我向当时引导我参观的厂内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提一些问题的时候，十多个围拢着我们的工人都一齐争着开口来回答我，这种轻松而又愉快的情形，在当时使我感觉得很奇怪，其后回来分析，才发觉到是自己以前想法的错误和不真实。中国人民过去传统的性格是友善又轻松的，现时的中国领袖很懂得人民心理，并且知道如何去配合传统及引导人民的力量和一切活动去为中国人民谋幸福。另外举一个例，《毛主席语录》中说到“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如果你去参观大学、医院或任何的研究机关，都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标语。
今日的中国并没有完全与传统脱了节，有一句中国的古语，正恰当地说出了今日的外交政策，那句话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我曾被邀请去看过两套日本电影，这两套电影有许多地方都显明地表示出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例如，在其中的一套电影中，有一个日本军官说：“满洲（即东北三省）就是日本的生命线”。这句话的意思就正如是，假如有一个德国军官说：“捷克是德国的一部分”，同样地含意可测。
在我居住的旅馆房间里面，悬有毛主席作的一首诗。在日夕相对的两个星期中，我对其中的两行感到特别的欣赏，这大概是因为我认为这两行正捕捉着今日中国人民在政治形态上表现出来的雄心和渴望。而这两句诗是：“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谢谢各位！讲话后答问
杨教授随后答观众问历大半小时。因篇幅关系，在这里只能选录其精要。杨教授认为西方妇女解放运动的要求在中国社会已全部实现了，但公社工分制还不是绝对男、女平等，将来会有改进；觉得文革后的京剧很有趣；在上海见很多携小提琴踏自行车的儿童，亦听到练钢琴及小提琴的声音；中国能力很高，但最令人激动的还是他们的“精神”，这点是美国所没有的；外面以为中国人对外界所知有限，这是错误的，国内有张四页的《参考消息》，专译载外国文章（如《纽约时报》社论），日销五百万份；中国人每周工作六天，每天八小时，很多人自愿义务加工，闲余时，他们去公园，钓鱼等，像我们一样。对于回国居住问题，杨教授并无正面答复，只表示自己在这边对儿女及学校有责任，但表示可能暑期中回国做研究工作。祖国对海外留学生政策，杨教授说不知道。
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71.1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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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振宁谈我国的教育和科学研究 [1972年06月]
中国正培养能更好地为社会服务的一代人
【本刊讯】纽约五月二十三日消息：杨振宁教授五月二十二日在这里的亚洲协会中国问题委员会主办的第二期讲座中就“中国的教育和科学研究”发表了一篇讲演。下面是他的讲演的主要内容：
去年我的中国之行是非常具有教育意义的。中国是一个非常令人惊叹的国家。这不仅仅是因为我了解旧中国，以前从未去过中国的其他访问者从他们的访问中得出了同样的印象。中国人民一律都是精神饱满，而且工作具有目的性。他们是自豪的，但并不是傲慢的，他们在努力工作，但并不是身心紧张。他们的原则是自力更生。根本不存在犯罪、卖淫、酒精中毒、吸毒。从物质上讲，中国仍然是一个落后的国家，中国人民首先承认这一点，但是，他们对未来抱着巨大的希望。他们总是以今天与昨天作对比。
我在旅行期间参观了上海的两个研究所和北京的一个研究所。我发现那里有着从事实用研究的强烈倾向，科学家们非常注意中国今天的社会需要。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忽视了理论研究。
在文化革命时期，中国科学家以及每一个研究所都重新估价了他们的工作。他们问自己：我们在做什么？我们怎样才能更好地为中国人民和社会需要服务？我并不冒充对文化革命有很多的了解，但是，我认为，罗德里克先生说文化革命不是一场革命的说法是错误的。这场斗争从根本上来说是刘少奇的利己主义和毛主席的集体主义之间的斗争。
在教育方面，自文化革命以来，特别强调三个根本原则。一、教育的目的是培养能够更好地为社会服务的受过教育的一代人，而不是培养一个特权阶层。二、实践应该与理论密切结合，以便纠正旧中国在教育方面的传统性的弱点。三、强调要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以克服旧中国的死读书的倾向。大学的招生制度正在发生更加剧烈改变。学生在中学毕业后被送到农村、工厂或者医院里去。两、三年后，他们将被他们的同伴们根据他们对社会的献身精神和为社会服务的能力选送到大学里去。中学和大学也有它们自己的小型的或比较大的工厂。
他们所想的是为人民服务，而不是象美国那样同别人争名誉。如果别人能在他们的研究方面达到精通的程度，他们也将感到很高兴。
中国正在努力消除城乡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以及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差别。
中国是一个强调自力更生的引人注目的社会。美国在物质生活上是一个富裕的国家，但在精神上是空虚的。这是一个危机。
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72.0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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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振宁博士谈中国之行 [1973年08月]
【本刊讯】香港《大公报》七月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日连载日本《读卖新闻》的一篇报道，摘要如下：
“中国科学前途无限……在已经取得的成果中，有足够获得诺贝尔奖金的成果”——以“李杨理论”（即打破宇称守恒定律）而在一九五七年获得诺贝尔奖金的杨振宁博士（在中国出生的美国基本粒子论的最高权威、纽约州立大学教授）与旧友同学、日本大学教授中村诚太郎进行了两小时的对谈，讨论中国科学的现状和展望。杨博士为了参加二十三日到二十七日在东京举行的高能物理国际研讨会而来日本，他刚刚会见过毛主席，去年也曾会见周总理，是中国甚为重视的美籍中国学者。
中村：与毛主席的会见，情况如何？
杨：精神非常之好，跟我谈了上下古今极有意义的话，甚至有幽默的话。
中村：主席有没有提到对中国科学的指导概念呢？
杨：主席没有提到这一点，不过对于科学非常注意。作为一个大国的首脑当然是如此的，不过，其中也有个人的关心。我临离开向毛主席告别的时候，毛主席说他很高兴我在科学方面对世界有些贡献。然后他又说，他自己也很希望能够给世界有一些贡献，不过他未能做到这一点。
中村：科学文献等等，主席也过目吗？
杨：造诣非常之深。对于我在一九五六年的研究还记得很清楚，不仅询问了宇称的守恒、非守恒问题，而且问到了光子的性质和质子的可分与不可分性。
中村：那不是学者之间最新讨论要解决的问题吗？
杨：可不是！如果可分，可分之后又有什么变化，这是我们还弄不清楚的难题。
中村：简单来说，主席对于中国科学的想法是怎样的？
杨：我只能凭印象来说。总而言之，主席对于在中国出生的我，能对世界物理学作出贡献，很是高兴。而且，在主席的影响之下，中国按照理想主义来处理科学，希望它的成果能对全人类作出贡献。
中村：常有人说，“中国科学比西方大约落后十年”，博士对于中国科学的现状是怎样评价呢？
杨：过去两年间，我曾四次、一共十四个星期访问中国，遍访了各地大学和研究所，这还是比较短的时间，谈不上正确评价。我如果把当场所得的印象提出来，可以这样说，总的来讲，的确是比美英法等国落后。例如，缺乏近代科学的传统，进行实验的工业技术基础还不充足。但是，分别说起来，则各部门之间，有些部门有了显著进展。简言之，这是一个彼此牵连的问题。在所有部门之间，要有一个全面的迅速跃进，那是不容易的事情。不过，在困难的条件之下，个别部门取得了辉煌成就，着实令人吃惊。例如，一九六五年的人工合成胰岛素，就是世界第一个。
中村：中国在核火箭以外的各部门，虽然不是那么有名，也都有不同的成就。
杨：人工合成胰岛素是中国三个研究所合作成功的。我访问了其中一个
——上海的生物化学研究所。人工合成胰岛素也是五十年代后期开始的，当时，也有人认为这是“乱搞”，后来，在大跃进运动里，生物和化学学者合作研究，终告成功。比美国国立布鲁克赫文研究所的成品时间早，纯度高，数量多。
Ｘ光回折的研究也很有进展。我听英国牛津大学的多萝西·霍奇金女士（一九六四年用Ｘ光回折法决定生物化学物质的分子构造而获得诺贝尔化学奖金）说，她在一九七二年访问中国时，把照片作了比较，最初完全不符合。但是，把上下倒转过来以后，再重叠在一起，竟是几乎完全符合。多少有一些出入，那是由于在电算机上运算难免的事，可以说是在正常误差之内的完全一致的结果。听说日本在这方面也在进行研究，但是还没有发展到这一地步。
中村：这可以说是中国的电算机有了相当进展的证据。
杨：因为时间不够，我没有看到实物，但是事情的确是如此的。简单说来，中国在目前阶段，不得不选定最优先的部门，然后集中人力、财力在这些方面。
中村：在其他部门，例如高能物理学，怎样呢？
杨：还落后。现在的情形是没有超大型加速器，虽然有专家，也远没有日本这么多。我也曾经被征求意见，有没有造超大型加速器的必要？如果造的话，应该造哪一类的？这是很大的问题。目前，中国有一个十三人高能物理学专家调查团自六月访美，我在访华期间同调查团的人见面谈过，高能物理学已经被重视为物理学最尖端的部门，可是实验方面，很费钱的。
中村：从现在来总结，文化大革命对科学技术的影响，应该如何评价呢？
杨：我认为好坏两方面的影响都有。首先谈坏的方面，例如清华大学现在的学生只有定额的四分之三。由于文革的关系，新生入学中断了，直到一九七○年才告恢复。也就是说，这几年来空白的影响，会在将来显出来。科学技术文献的发行也中断了几年。反过来说，好的影响则是文革使中国的社会、科学家出现了根本的变革。避开了朝向修正主义的脱逸，愿意为在理想主义的原理下出现的真正的中国而贡献一切。我所会到的中国科学界的人士，每一个都说，“文革是必要的”。
中村：访问中国的美国科学家之间，也有这样看法的人。
杨：不错，七月二十二日，我在从广州到九龙的火车里，遇见美国的路易斯·阿尔瓦雷斯等七位教授。阿尔瓦雷斯教授说：“我本来以为文革是乱搞。谁知道，经过三个星期的访问，我对于中国的看法，对文革的看法，全部改变了。”
中村：中国专攻科学的学生，质量如何？
杨：学习要求特别强烈。比美国和文革前的学生，年纪稍微大一些，但是在这方面也可以说是比较成熟。而且充满了“为人民服务”的决心。
中村：听说科学家的“为人民服务”精神实行得很彻底。
杨：在访问长沙铁道工业大学时，听一位教授说，在农村收获时，全家人都到农村去住，帮助收获。与重视脑力劳动、轻视体力劳动的旧中国比起来，新中国有了很大变化。而且理论与实践并重，大家都在仔细考虑，如何使自己的研究，对于中国以至对于人类作出贡献。
中村：中国科学今后展望如何？会不会有诺贝尔奖金的候选人？
杨：前面已经提到了，在世界上第一次合成胰岛素等等，就已经是很好的奖金候选人了。而且，从长期来看，中国科学的前途是很光明的。国家很大，人才众多。上了工业化的轨道之后，科学的才能会逐渐开花结果的。
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73.0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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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公报》载文：《杨振宁再谈中国印象》 [1974年03月]
【本刊讯】香港《大公报》二月一日刊登《杨振宁再谈中国印象》一文，该报在文前加按语说：
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在石溪的继续教育中心，在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五、六、七日三天，举办了一系列的讲座，由最近访问过中国的几位教授分别介绍中国在各方面的新面貌。杨振宁教授也应邀讲了《新中国的科学研究和教育》，并回答了与会者的问题，该校中国留学生刊物《石溪通讯》，在一月十五日一期中，将杨教授同与会者交谈的内容，根据笔记，摘译刊出，因杨教授目前短期离美他往，该文未经他过目。以下是《石溪通讯》刊载的谈话摘要：所看到的都是真的
问：杨先生，当你在中国旅行时，是不是随时有人陪伴？
答：噢，情形是这样的，一个外面来的人，在中国想单独旅行是不怎样方便的，因此，我每次到中国，都有一位向导帮忙我安排吃住及订购车票，就我个人的印象，他们的重点在照顾客人的生活及安全，而不是监视客人，如果是在同一个城市里，那就没有向导的必要，我自己也曾在上海或北京等地自由游览探亲过，和这个问题有关的，就是常常有人问我，在中国所看到的是不是真的？也就是中国有没有故意作某些安排给外面的人参观？我的回答是：我相信我们看到的，都是真的，在目前的中国来说是很具代表性的，这里我可以讲一个故事，七三年夏天，有一批美国物理学家到中国访问，我在广州遇见他们，大家就一起在广州吃饭，这时候，大家谈的都是这几天见到的新奇经验，每个人都感动不已。
这里面有位来自加州理工学院的天文物理学家，他非常聪明而且热心，当时他就表示反对意见。他说，“这些都不是真的，你们都被骗了，只有我一个人是清楚的。”（哄堂大笑）
之后，我们又在北京见面，他说和我们在一起走没有意思。因此他就开始单独行动，三四天不见人影，也没有人知道他那里去了。后来他又回到这一个参观的团体来。晚上吃饭的时候，他忽然面色严肃地当众宣布：“我要告诉你们，前几天是我错了，我们都没有受骗，这都是真的。”（哄堂大笑）结果这位物理学家回到美国之后，就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如何改进加州的警察制度》。（哄堂大笑）中国的犯罪率很低
问：杨先生，中国的犯罪情形怎么样？
答：犯罪问题在中国也存在，不过不那么严重，比例相当低。他们需要的东西，就尽量靠工作来换取，绝不动念头去强取豪夺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譬如当我在北京的时候，一天，天黑了以后，我在马路边上看到一个水果摊子，水果就摆在那里，也没有人看管，来来往往的人很多，可是并没有人偷拿。这个经验，给我很深刻的印象。
问：离婚问题呢？是不是邻居朋友都要插手进来？
答：是的。如果有人想离婚，朋友们都会来劝，尤其是有这种经验的人，就会来帮你分析，希望你能想得通，消除不必要的误会。听说结果往往搞得当事人抱头痛哭，旁观的人也为之鼻酸。不过如果仍旧没有效果的话，离婚还是允许的。新中国成功的因素
问：杨先生，中国之所以能够成功的主要因素是甚么？
答：所有到中国去的人都承认一件事，就是中国确实改变了许多，中国政府确实是有心地在进行一些改革。并不象以前西方报界所宣传的一切都是胡搞。
中国人民一向都很勤奋的工作。他们不计报酬，只尽本份，现在共产党成功地利用中国人民这种几千年来就有的传统精神，把它们转化为建设新社会的伟大力量，每个人都愿尽全力为社会贡献一份力量，而比较少关心自己能得到甚么报酬。这就是中国能靠自己的力量，把一个穷苦落后的国家，建设到今天这个地步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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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振宁夫妇对香港记者谈探亲之行 [1973年08月]
【本刊讯】香港《新晚报》八月八日报道：
美籍中国学者杨振宁博士第四次访问中国之后，认为中国在科学发展方面并不偏废理论工作。
杨振宁博士和夫人杜致礼女士，结束了在中国的访问，于昨日下午抵港，今日下午乘飞机去美国。
杨振宁在今晨答复本报记者的提问时说：“比起美国来，中国的研究工作是更多地重视实际问题，较少地注意理论工作。关于这一问题我有两点想法：第一，这是非常合乎中国社会目前需要的。中国正在大力地发展农业、工业，实际问题多得不得了，理论工作一时处于较远期问题的范畴之内。第二，但是中国领导人与科学家都经常在注意，在讨论要做多少理论工作，做哪一些理论工作。说中国不做理论工作是错误的。”
杨振宁的夫人杜致礼女士这次同行，见到了父母杜聿明夫妇，以及杜聿明以前在国民党中的朋友。她说：“父母的身体都好，生活很愉快。父亲的朋友们也生活得好。”
离开了二十多年后返中国，杜致礼认为变化很大，特别是人民的精神面貌。
“现在人人都是本着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工作”。
杜致礼说：“我觉得台湾应该与中国和平统一，而且将来一定能这样。根据我自己在中国的经验，在台湾的同胞和国民党人员，假如能够回去看一看，一定是很有好处的。”
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73.08.15
当然，正确的领导是很重要的。要不是有中国共产党员们的无比的牺牲精神，以及要把中国搞好的决心，中国也不会成功的。
这里我又想起一件事。一九五六年左右，周总理到北越访问，胡志明陪着他到处参观。走啊走，看到一个大庙宇，到庙朝拜进香的人很多。周总理一时好奇，不禁问道：“你们这个庙供奉的是甚么人物？”胡志明犹疑了片刻才回答，一千多年前，中国入侵越南，我们全体人民都一致英勇抵抗。其中有征氏姊妹两人，成功的组织了群众，给敌人以很大的打击，最后不幸战死。因此人民建庙纪念她们。
当晚，周总理查阅了历史。《后汉书》上有：后汉光武帝庚子年，交趾女子征侧、征贰反。癸卯年，马援斩征侧、征贰，交趾平。庚子年即公元四十年，癸卯年即公元四十三年。第二天，周总理见到胡志明的时候就说：昨天，我查了一下汉朝的历史。虽然事过一千多年，我们政府还是希望我代表全体人民，向越南人民表示歉意，能否请你陪我到庙里上香。
几年后，陈毅要到越南访问时，周总理还特别关照他不要忘了到征氏姊妹的庙里上香。从这个故事里，我们多少能看出中国所说不称霸的决心。而这种做法，是其他国家的政治领袖们所没有的。有没有回去工作的计划
问：请问你有没有回国去工作的计划？
答：首先我要申明，中国政府并没有正式邀请我回去，他们也不会这样做，我自己觉得短期的回国工作是没有问题的，如果中国政府欢迎我，如果我回去能对中国人民有贡献，甚至对全人类有贡献的话，我不觉得为什么我不可以回去。
问：你如果回去，会有双重护照的麻烦吗？
答：我在六○年拿到美国护照，我想这对中国不会有甚么问题。至于美国方面，因为我没有打听过，所以我不知道。
问：你有信心在回去后能做得很好吗？
答：这个我也不知道，因为我还没有试过。
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74.0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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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振宁在吉隆坡谈中国科学成就 [1974年06月]
【本刊讯】吉隆坡《中国报》五月三十日消息：
名震国际物理学家杨振宁博士二十九日盛赞中国断肢接骨之伟大成就，是科学医药界的一项突破。杨博士表示，中国科学的成就，在二十多年来已有长足的进步。他是出生在中国，对二十年前中国科学情形了若指掌。
他指出，中国拥有的医药设备，如胰岛素的合成及结晶的构造，堪称是世界第一流的设备。
杨振宁博士二十九日下午首次飞抵马国土，将于五月三十日至六月一日作为期三天的讲学访问。
答复记者的询问时，杨博士表示，在未来的时间内，中国在科学方面进展并不能驾凌美国之上，即使在二十年内亦不能追上。但，他表示，中国在医药方面的成就已经突飞猛进。杨振宁博士将于近日作第三次访问中国。
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74.0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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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新晚报》译文：《杨振宁谈历次访华及其它》 [1975年11月]
【本刊讯】香港《新晚报》十一月十六日和十七日以《杨振宁谈历次访华及其它》为题，译载一篇由迈克尔·芒克整理的美籍物理学家杨振宁访问记，摘转如下：
问：你可以告诉我们关于你同毛主席进行过的科学讨论吗？
答：我在一九七三年访问中国时，曾提出要见毛主席，但对毛主席会接见我并不抱很大的希望。
一天下午，当别人通知我毛主席愿意会见我时，我感到惊奇和非常荣幸。我们的谈话是在非常轻松和无拘束的气氛下进行的，主席很懂得怎样使我解除局促不安。
他问我在进行些什么物理学研究。我告诉他我们正在进行基本粒子结构的研究时，他显示出极大的兴趣。使我惊奇的是，他显然一直在注视着一些当代高能物理学的发展。他向我问及关于基本粒子是否可分割的目前讨论的情况，我告诉他讨论依然在热烈进行中，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得出明确的结论。
在我看来，毛主席对物理学真的非常有兴趣。我的推测是，他的哲学兴趣同他要了解我们在实验室所要了解的有些关系。
毛主席是二十世纪少数几个真正的伟人之一。他既是中国人民的伟大政治领袖，同时也是中国和世界其它许多部分知识界的一位伟大领袖。在我和他交谈时，我以为我瞥见了他在智力方面的杰出的才能和他作为人民领袖的才干。问：毛主席还对其他哪些问题有兴趣呢？
答：我们谈到许多问题。例如，他告诉我中国古代的哲学家也推测过物质的结构，他并且引述了一些古典著作。
在谈到一个问题时，他向我问道：在你们的科学领域中，“理论”和“思想”这两个词的用法如何呢？这个概念上的差异我从未想到，因此我考虑了一下并经过细心盘算，才作了一个复杂的回答。接着，我们讨论了这两个词在普通的中文和英文里的涵义，并比较它们在学术物理学方面的含义。它们的差别是很微小的。这方面的讨论并没有导致特殊的结论，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毛主席谈了概念的各种问题，为了用词准确，他是很细心的。
问：我们知道你也和周总理谈了关于科学的问题。
答：毛主席会见我时，周总理和北京大学的周培源也在座。我们四人的谈话是在一种无拘无束的气氛下进行的。我曾会见总理多次，他向我问了许多事情，包括各种科学的发展情况。
我在一九七一年第一次访问总理，那次全是他问我许多关于美国的问题。我的印象是，他对美国的情况了解得很多，但要从我这里证实他所获得的消息。他问了广泛的问题——木匠、教授和政府官员的工资怎么样？——校园里学生的骚动是怎么一回事？——依我的看法，谁是真正控制美国的呢？都是非常复杂的问题，我也不知道所有的答案，但我尽力作答。
问：你认为中国在这个世纪的最后二十五年中对世界科学将有什么贡献呢？
答：显然，直到现在，中国对现代科学所作的贡献并没有应有的那样大。在过去几年间的中国之行中，我在各地都看见这样的标语，说中国应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当我把今天的中国同三十年前我当学生时的中国比较时，就觉得中国所取得的进步是卓越非凡的了。我认为这种进步势头将继续下去，并且我毫不怀疑，中国将来会在科学和技术的各个方面起极其重要的作用。
如果说中国将一定会在某一方面取得迅速的进步，那末我就会首先举出医疗保健事业，因为中国集中而极其有远见地强调公共卫生和其他与人民福利事业有直接关系的事情。这并不是说在其它领域就不会取得巨大的成就。问：科学与学校课程是怎样配合的呢？
答：当我访问中学时期在北京的母校时，我觉得他们非常强调要学生用手去学会做有用的和生产性的工作。他们在适当的时间到农村去帮助农民培育种子或收获粮食；在他们自己的学校里设有工场车间，使他们能够从事各类的劳动。我要强调一下的是，这种精神是比美国人所认识的要大得多的一种革命性变革。在旧中国，学生不但没有任何可以接近工场或农场的途径，而且假若有的知识分子这样做的话，会被认为是有失尊严的。
基于这样强烈的和极端不健康的传统，中学生过去对用劳力操作的人是看不起的。我想新的精神就是直接针对这种思想的，而且我还感到，在这方面，中国已有一个令人惊异的改进。人生的最终意义的概念已经改变了。这对现代科学说来是具有深远重大的意义的。
问：有些美国人说，不但把中学生而且把年长的科学家也送到农村去，这样的运动是会降低高等教育的质量和减慢科学上的进展的。这种情况究竟有没有发生呢？
答：我不认为是这样，因为中国并没有把这个方针变刻板化，从而损害真正的进展。例如，我在复旦大学曾向一群数学家和物理学家问及他们会在什么时候全都到农村去。他们回答说，虽然他们有很多人志愿报名去农村，但只有很小的一部分会被派去。农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人都去，科学家被认为有很多重要的工作要做，谁也不能立即放下他的工作，收拾一下就到农村去。
真正重要的事情是科学家的态度已经完全改变了。他们把到农村去工作看作是他们接受教育的一个重要过程，那些训练有素的研究人员真正地认为，社会是由劳动者创造的。这是一种在旧中国完全不存在的全新的态度，在劳心者优于劳力者的思想仍然流行的美国，也找不到的这种全新的态度。中国的科学家都愿意有机会到农村去工作，而那些到了农村的科学家是很热情地工作的。令人感动的事情是，我在中国所遇到的科学家，他们的个人抱负是和国家的愿望相同的。
问：中国对科学天才是不是像我们一样地重视呢？一个像爱因斯坦那样的天才在中国会怎么样呢？
答：我想“天才”在中国是一个不好的字眼。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不承认特定个人的贡献。例如，已故的李四光教授，他的努力终于为中国打开了大庆油田，他被确认为在中国石油生产自给自足方面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他们不认为这是由于李教授的“天才”，而是由于他理解什么才是重要的问题，并敢于反对中国没有大量石油储藏可供开采的“专家”论断。
中国已立下了非常高的理想目标，并要迅速前进。这要求每一个公民为了整个社会的利益作出更多的努力。爱因斯坦在物理学方面所作出的贡献是会受到称赞的。我觉得没有理由相信，爱因斯坦的研究在中国就不能像当他在世时在欧美一样成功。
问：中国有个说法，叫做“盖棺论定”，你能否对蒋介石之死和中国统一的前景谈一些意见？
答：我不认为我对他的看法有任何重要性的，但重要的是要知道中国人民在历史上是怎样看他的。毫无疑问，他们是很鄙视蒋介石的，而这就是进行历史评价最重要的东西。
至于中国统一和台湾重投祖国怀抱的问题，我相信上海公报是极为重要的，因为它制定了基本的原则。
我不知道将怎样完成统一，但我不相信像有些人希望相信的那样，就是过去四年间保持的局面能够再长久维持下去。如果你把外交的总发展和这期间国际力量对比合计一下，你就会发觉这个发展势头是迅速的，而统一只是不远的将来的事情。
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75.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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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友人谈中国教育革命的观感 [1976年04月]
他们说：中国的教育革命比美国人所能了解的意义更为伟大，将为中国的科学和技术发展带来更长远的利益。旧的教育思想脱离群众，脱离实践，所以必须改革。新的师生关系注入了同志感情，比以往更亲近。大学生入学前经过一段实际工作锻炼，念起书来兴趣高，干劲大。中国教育革命非常富有创造性和启发性
【本刊讯】香港《七十年代》最近出版一本中国血统的美国人访华后在美国《新中国》、《惊蛰》、《柏城青苗》等刊物上发表的访华文章汇编；香港《文汇报》也陆续刊登去年以来访问过中国的外国人士的访华文章。这本汇编和这些文章的内容都是对中国教育革命和对当前教育革命大辩论的感想，摘载如下：杨振宁（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物理学教授）说：“当我在北京访问我曾就读过的中学时，我发现他们非常强调学生应该学习生产劳动。学生在农忙时下乡帮助农民播种或收割。学校本身设有车间，学生可以做各种体力劳动。我要强调的是，这种精神是一项伟大的革命变革，比美国人所能了解的意义更为伟大。在旧中国，不但学生没有法子接近任何工厂或农场，甚至有这种想法也会被人认为有损读书人的尊严。”“我想中国的新精神是直接针对这种传统的；我发现这方面已有令人惊异的改变。整个人生观都变了。对现代科学来说，这种变化有深远的意义。”
“科学家的态度也已经完全改变了。他们认为下乡工作是一种自我教育的重要过程，而且受过高级训练的研究人员也真的感觉到社会是工人劳动的成果。这种新态度在旧中国是完全没有的；在美国也不会找到。中国的科学家都愿意有下乡工作的机会，下乡去的也是满怀热忱。令人印象颇深的是，我在中国遇到的科学家的个人抱负同国家的寄望极为一致。”
“我在参观中山大学的光学实验室时看见很多房间都堆满激光仪器、线路、玻璃管，都好象是乱七八糟的，……那些仪器也并不精致。但是我看得很清楚，在这个有机的环境下，将会有一群激光科学家涌现出来，他们知道与这个专业有关的一切知识，也明白外国人所探讨的那些问题存在的真正原因。我看，这个哲学将为中国的科学和技术发展，带来更长远的利益。”吴健雄、袁家骝（两人都是物理学家，吴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袁在美国布鲁希文国立实验所担任研究工作）说：“在中国最使人注意的是，他们提倡‘老、中、青三结合’和‘教学、科研与生产工厂的挂钩’。老、中、青三结合是利用老年人的智慧和经验，中年人的学识和干劲，与青年的朝气和创造力。这种三结合在中国现在的情形之下，是特别需要的。关于教学、科研与生产工厂挂钩的成效更大而且显著。一方面替工厂解决了许多重要问题，不但使生产量增加，而且提高了工业生产的水准，同时学生亦得到许多实际经验和解决问题的训练。”
“一个工业落后的国家要赶上工业先进的国家，这种群策群力、自力更生似乎是最有效力的步骤。在各处参观时我们看到许许多多显著的成例。不仅是物理学应用于工业生产上，其他的例子如生理化学、有机化学、工业化学和药品制造等都有。这是因为在社会主义的国家，科学上发展的目标必须是为人民服务。在中国对于基本科学的发展极为重视，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对于这个问题极为关怀。”任之恭（微波物理学家，美国约翰霍布金斯应用物理研究中心副主任）说：“教育改革虽有若干成效，但还不彻底，原因是中国受了两千多年礼教的影响，儒家思想已根深蒂固，许多人在不知不觉中都受到束缚。……儒家思想被各朝代尊祟的结果，使得‘学而优则仕’的孔丘说法变成天经地义。”
“旧的教育思想是专为培养少数知识分子，教育（尤其高等教育）的所在地，就是西洋人所谓象牙塔，……知识分子高高在上，不知塔外有何事，也不肯下塔来。很明显，这种教育绝对脱离群众，所以必须改革。改革的方向是应当朝着毛主席的思想：教育应为群众服务。”
“通过教育革命师生关系也与以前不同了。根据旧习惯，老师教，学生学，一个是处于把知识输出的地位，一个是处于接受教育的地位。老师可以用考试、分数来吓人，学生养成死记书本的习惯。”
“但是现在师生都应互教互学，并同吃、同住、同工作、同劳动，大家打成一片。”（下转第四版）（上接第一版）田长霖（美国柏克莱加州大学教授）说：“我们特地参加了一堂课，叫‘评教评学’，这就是每一个或两个星期，每一门课都有一个钟点，让学生和教员来一个互相批评，讨论如何改进。……结果我们发现他们这样做，空气反而非常和谐，而且教员与学生之间距离缩短了，通过批评彼此都增加了了解。”
“（关于北航师生造飞机的事）使我很惊奇。因为我们知道，过去国内，甚至现在美国航空系的教授和学生，不要说造飞机，就是摸过飞机的，恐怕也很少。……只是在理论上不错，但真的要造飞机的话，大家都有点怕。在中国过去这种理论和实践脱节的情形就更严重。”
王浩（美国洛克菲勒大学教授，哲学和数理逻辑学专家）说：“文化大革命以后，一方面大学生改为工农兵学员，使新的知识分子进一步和工农兵认同，一方面鼓励旧知识分子下乡下厂，使他们在感情上和劳动人民更加接近。虽然在短期间不容易把劳心者和劳力者的差异消除，但努力的方向基本上总是尽量使劳心者和劳力者打成一片。”赵浩生（美国耶鲁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专栏作家）说：“文化大革命对中国教育的影响不是混乱而是新生。文革对教育的最大影响，是教育宗旨变了，新的教育宗旨是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即‘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自小学起，即着重训练基本劳动技能，实行厂校挂钩或建立校办工厂，以求德、智、体的平均发展。”
“教学方法也变了，过去是注入式，现在是启发式。过去，教授教完就完，现在是教会为止。……工、农、兵子弟上大学，他们学习不是为自己，是受党的委托而接受大学教育。……新的师生关系注入了同志感情，比以往更亲近。”
东阳（美国得克萨斯州立大学研究生）说：“学生在入学前都是经过一段时间的实际工作锻炼的。比如，一位建筑系的女同学，就是高中毕业后当了二年多的建筑工人才来的，对房子的各方面都已有经验，念起来兴趣高，干劲大。”陈省身（美国柏克莱加州大学教授，著名数学家）说：“教育上与往日最大的不同就是：教授们不再自以为每件事都懂，而全权决定课程和内容了。学校里的许多计划、课程的安排，都是由学生和教师们不断讨论的。”“从我和那里教授们的谈话中，我觉得他们为曾去公社劳动感到很自豪。”
韩琼（美中人民友好协会主席韩丁的女儿，生长在中国，一九七一年回美，现在就读于宾州大学）说：“（文革前）学校里的校长、教师，基本上是旧社会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这些人对革命有好感，赞同新社会制度，但在教育思想上却有不少陈旧的地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思想还是很普遍的。他们认为工农子弟很脏，还是知识分子的孩子可爱。教师不但不帮助这些工农子弟，反而冷眼相看。在这种情况下，若教育不做基本上的改革，到头来还是为一小撮人服务，中国就没有出路。”皮埃尔·姆弗拿（一九七五年来华的瑞士学生访华团团长）说：“中国在缩小城乡之间差别这方面，实行了有效的方法。例如在教育方面，尽量做到城市和农村的教育服务一致。农村缺乏教员，就从城市派人去。我们在无锡太湖参观时，见到很多从城市来的教师。他们不怕辛苦，划船到户，教孩子们读书。一些公社自己又开办了农业学校，尽量提高农村的文化水平。为了缩小城乡差别，不少朝气蓬勃的中学和大学毕业生被鼓励到农村去。”“要缩小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之间的差别，要在两方面一起着手：一方面使劳动人民的文化水平提高，另一方面又要使知识分子与生产劳动结合起来。”杜莲·达文（英国约克大学历史系讲师，曾于一九六三年至六五年在北京工作，一九七五年再到北京工作，一九七六年二月回国）说：“北京广播学院的学生（文革前）多从高中毕业生里挑选，很少工农兵学员。这些学生政治觉悟不高，对自己学习的目的很不清楚。文化大革命后，北京广播学院的学员来自工农兵，他们的政治觉悟高，对国内及世界的知识丰富，他们明确地认识到读书的目的是为工农兵服务，因此学习情绪很高。由于他们不是读死书，经常参加劳动实践和体育活动，体格很强壮。”
凯利（新西兰教育部中等教育司长，今年三月访华）说：“中国的教育革命非常富有创造性和启发性。”“这次访华使我看到中国教育领域中出现的许多新生事物，我对中国大中小学采取开门办学的政策印象相当深刻。而且，教育革命强调理论必须与实践相结合，他们的理想是把学生培养成具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在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政策是非常必要的，因为知识青年除了向农民学习外，还可以在发展农业上作出应有的贡献。”
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76.0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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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群报》报道：《杨振宁教授谈访华观感》 [1976年05月]
杨振宁说在他的印象里，中国科技进展的速度惊人
【本刊讯】纽约《群报》五月十二日以《杨振宁教授谈访华观感》为题报道：
纽约州立大学斯托尼布鲁克分校教授杨振宁博士，最近六度到中国访问。五月十一日纽约斯托尼布鲁克地区的美中人民友好协会请杨振宁先生谈谈他这次访问中国的观感。
他首先谈到中国在科技方面的进展，以他个人看到的，他觉得中国的科技正以惊人的速度往前发展。他举例说，在广州、云南甚至边远地区的内蒙古大学都有许多先进的科学成就。
他在复旦大学一起作研究的同事一共有十位，他们的年纪都在三十几岁到四十几岁之间，非常年轻。
在他在复旦大学参加的八次讨论会上，他们一共提出了九篇论文，他说这些论文的水平都很高，在许多西方物理学家所忽视的领域里也有很大的进展。并且有的已经有了结果。他提到最近有一个八个人组成的研究团体由北京出发前往欧洲，将在欧洲的高能物理研究中心作为期两个月的研究。这是中国的科研人员头一次到外国和其它国家的科学家合作做研究工作。杨教授并且提到，在不久的将来斯托尼布鲁克也可能和中国科学家有类似的合作。他总结说，在他的印象里，中国的科学进展的速度惊人，西方的专家们说在中国的制度下科学发展会受到阻碍的说法是不正确的。
在他所到过的地方，他都看到许许多多新的工程正在兴建。他看到的中国社会是一片安定，毫无西方记者们报道的不安现象。天安门事件发生时他正在上海，由八日晚间收音机的广播里得知这个消息。他说，当中央的两项决议传下来时，全国老百姓那种欢喜的心情完全是发自内心的。有一位美国朋友，天安门事件发生后的第三天，正在北京，他和北京市民一起参加了庆祝游行，他觉得中国老百姓是真正把这两项决议看成是一个大胜利而欢欣庆祝的。他们离开中国后，接触到西方的报道，发现西方的报刊把这件事报道成是中国的一个危机，而事实上他们在中国却完全感不到这个危机的存在。
提到最近中国正在进行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他说在北京时有人告诉他，邓小平曾经派人专门管科技方面的事，到各个科研机构去游说科研人员，要把目前的科技机构改回到文革以前的组织形式，使科研和实际脱离。邓小平实际上是在挑拨知识分子，企图翻文化大革命的案。杨教授说，在今天的中国，大多数人都是肯定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就的。
四月十七日，在北京，杨教授受到新任总理华国锋的接见。他们谈到大寨县的定义，华总理以为，大寨县的定义不但包括生产力，还应该包括其它各方面，是由一个单位各方面整体的进步与否来决定。
华总理对于一九八○年以前中国要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县成为大寨县，以及周总理在四届人大所提出的四个现代化，都十分有信心。华总理提到中国农民非常了解科学对于农业生产的重要性，他在湖南搞农田的经验，使他对中国的农业非常有信心。
最后杨教授谈到复旦大学如何开门办学。开门办学是文革以后的新生事物，各地的作法并不一样。复旦大学办有短训班，十分成功，现在共有一百多个不同的短训班，主要以农业为主。此外也有大约为期一年的训练班，此外还有函授学校，有学生一万七千多人，主要对象是下乡的知识青年。整个学校，杨教授的印象是生气勃勃，每个人都干劲冲天。
杨教授并且提到他参观金山工地听到的中国工人自力更生修铁路、运送大型机件的许多感人事迹。接着他放映了一些这次访问所拍的幻灯片，结束了这次演讲。
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76.05.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