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交者: pudding 于 2011-05-14, 08:50:47:
白手套一词发源地，是黑手党一族。
著名电影《教父》。很多时候，并不需要教父亲自下令做每一件事，他的手下就知道将某个当事人丢进海里去喂鱼，以确保教父出行巡视时，看到的一切都已经是符合秩序的。总会有一些非常肮脏的事需要人做的，为了达成震慑和恐怖效果，组织里会指派一个或者几个这样的家伙，瞧，就是你电影里看到的，一走出来就面带邪气、满脸横肉、目光狰狞的家伙，赤裸着上身，嘴里叼着粗大的雪茄，手里握根斧头、斧头搁在肩膀上，斜着眼看着倒霉的、被捆在椅子上的当事人，几秒后，他抡开斧头痛砍那个倒霉蛋、不紧不慢地将他大卸八段，血肉和骨渣飞溅，濡染了他胸前的皮裙和有纹身的双臂。
教父是干净而优雅的，黑西服，打着褶的丝质衬衫，精致的袖扣，和晶莹剔透的酒杯。但他的斯文体面，是需要白手套提前擦灰来保持的。
记住：就像人体永远会和若干微生物共存，政治和权力也永远和一些肮脏的勾当共存。就算是在我们认为权力被关进笼子的西方民主社会里，也一样会有阳光照耀不到的地方，自有沉默的白手套把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灰尘在黑暗里静悄悄地擦掉。只是不大会像黑涩会那些原始人擦的那么粗鲁。好吧，如果你还太明白，没事看看《越狱》，英俊勇武的特工将美丽优雅睿智可爱的医生莎拉丢在浴缸里，打开水笼头后走到隔壁，静静地听那挣扎扑腾的水声由剧烈到寂灭，你就知道什么是优雅地擦灰尘了。
我们从恐怖片回到生活现场吧。
城管就是中国特色的白手套。一个省级城市的城管干部曾经对我怒吼道：“我们是权力结构的最底层！我们每天面对的也是社会的最底层！我们也是弱势群体！”
城管是那么富有中国特色：他们不是警察，却常常干警察的事，他们没有法律意义上的执法权，却几乎又拥有所有法律意义上的执法权，它的设置就是如鸡毛掸子（鸡毛掸子是只有中国才有的一种玩意儿）一样柔软而灵活，必要的时候纤毫入微，也可以化为长矛突刺，就如同安装了矛尖的三节棍。当然，更重要的，廉价而易丢弃。
如果要解剖城管公职人员的构成，告诉你一个现实，不入流的官宦子侄、落选其他公职考试的考生、背景不够硬的干部家属以及有来路却没钱的平民子弟和一些企图从良的混混们组成。在统治阶级种群中，他们确实算得上弱势群体，身居食物链的最底层，狮子老虎食大肉、鲸鱼白鲨吞大鱼，他们多数时候，只好如非洲土狼一样食腐为生。能当狮子王肯定不会当土狼——土狼活得有点腌臜有点狼狈，但也能混个肚皮溜圆。
问题在于，丛林法则里才有狮子老虎土狼，而我们是人类。我以为人类社会已经逾越了蛮荒时代，有着超越于丛林法则之上的文明法则。我们相信人和人生来平等，这件事，在全世界的范围里，已经超过四百年之久，在中国也超过了100年之久——人生来平等，人人有权利以他认为幸福的方式去追求他认为幸福的生活——我们还要假装这一神圣法则不存在，那显然是不对的。
在制度问题上，毫无疑问，我们的社会一只脚跨在时间流里，另一脚却只肯停留在历史里。
当然，这几乎是一种必然，从来一个社会的权力管理者都会以滞后于历史进程的方式而存在，因为他们身为管理者在现行管理机制中获得的利益，阻碍着他们对现行机制的改良。然而有远见的管理者会深知，阻碍历史进程，螳臂当车与玉石俱焚是唯一结局——有魄力的管理者如彼得大帝者，能够快刀乱麻，刮胡子、洗澡、换血、扒皮，直到新的文化新的制度符合了种族的最高利益——俄罗斯人总出彼得大帝，这没啥可说的，骰子一掷，取消不了偶然，也取消不了必然，我们呢，则总出朱元璋，
制造出城管这样的制度，根源还是在于，这个社会的运作方式，是在历史沿袭的等级制度的坑道中爬行。一部分人类是管理者，他们制造了一大群帮闲中的三六九等，从吹拉弹唱到白手套掸尘，而另一个部分人类则是数量众多的被管理者，是食物链的草食动物，是金字塔的底端。草食动物唯一摆脱命运的机会是进入管理者的行列，当个帮闲也好，实在不行，当牧羊狗也好过当牛羊。
这听起来像是一个著名的实验，斯坦福实验：斯坦福大学的心理学家们做过的实验，在100多名志愿者学生中随机挑选出的两拨人，一部分扮演狱卒，一部分扮演囚犯，仅仅24小时，双方的心态、情感、人格反映模式就都开始变化，到数天后实验结束，扮演狱卒的那群学生，表现出了人性中的至恶，而扮演囚犯的那群人，同样也表现出了人性中的至弱。前者凶暴、残忍、粗鲁，后者沮丧、失落、崩溃，双方不断冲突升级，情绪、语言、肢体。
这个实验意义深远重大。解释了许多无法解释人性问题，比如，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纳粹分子毫不手软地将那么多同类推进毒气室，为什么会有南京大屠杀，为什么有卡廷惨案，在对着数万个数十万个同样直立行走、有感情会哭泣、有家人会求饶的同类时，他们扣动扳机毫不犹豫——制度会异化一个人的人性，极端制度会让一个人的正常情感急速退化到野蛮之中。
公允地说，中国城市在一定程度上享受了城管带来的便利。但我有两个质疑，一是这些便利是否必须和不可缺少的。比如，中国城市在外表上——至少在让外人看见的地方，面子是倍儿光的，但问题是，平壤主要街道两侧的假建筑、少年宫跳千人舞、抹红脸蛋的儿童，无法粉饰朝鲜的真实问题，也没有能提升朝鲜人民的幸福感。城管固然将小贩赶得干干净净，城市交通并未因此变得畅通，食物卫生也并未变得更安全。另一个是，我们是否有权利为了制造这些便利去损害许多人最后的生存空间？作为社会底层谋生的必须途径，我们是否应该用这样一刀切的方式，将小贩们赶得无处容身？一刀切是管理者经常使用的一种形式，虽然明知也知道赶尽杀绝是不可能的，但依然要一刀切之，为管理者争取更大的公权力——切出来权力就是蛋糕，更大的弹性操作空间，且成本最低，灰色地带就是利润，所以，采取这样的粗暴管理方式，已经是痼疾难愈。
中国有近8000万的残疾人士，接近我们人口的百分之六，但我们在周围看不到他们，但他们并不是不存在，而是我们这个倍儿光的社会没有给他们预留生活世界。就像我们还倍儿光地将那些贩夫走卒、引车卖浆者驱逐到视线可及的范围之外。如果这个倍儿光的世界是以牺牲自己族群中弱者的利益为代价换取的，这样的利益又能维系多久，这样的利益又能走多远？而我们的种族为之付出的道德代价、人性戕害、价值伦理的基石，如何计量？
死去的两位城管，张旭东和申凯，我愿意写下他们的名字，而不是仅仅以“二个城管”冠之。在他们的生活中，一定也是正常的人类，日常生活中，他们不会比大部分人更好，也不会比大部分人更坏。他们有父母、有女人、有孩子，被杀的时也一定充满了痛苦、恐惧和不舍，就和药家鑫杀死的张妙一样。
他们的死和白手套的职业有关，既然当了白手套，每天就要擦灰尘，在第一线的工作注定了手套的损耗，“手套”可是损耗量最大的劳保用品——以前的工厂女工常常会收集大量的手套拆线头给孩子织毛衣。
他们的死和个人也不无关系。每天要面对极端的对抗——他们所面对的贩夫走卒怎么可能不以极端的状态对对抗？生存的饭碗，系于此，家人的糊口，系于此，孩子的梦想，系于此，他们怎么可能不去抵抗，不去奋不顾身地为一个煤气罐铤而走险？而身为城管，据我所知，不管，他们可能也会失业，管的话，也可能最常用和最适用的就是暴力执法——别跟我说什么文明执法，砸人家饭碗、夺民是与虎谋皮的事，怎么可能和平交接？
一个煤气罐，两条——甚至可能是三条人命——听起来真的“拍案惊奇”。多年以后，在一个全新的社会体制中，说起这些案件，会不会觉得匪夷所思？就像现在有些80后90后，听到关于60年代的大饥荒，一个馒头换一个黄花大闺女、一个红薯可能害死一条人命的故事，觉得充满了荒诞感。
但不当手套又能如何呢？食腐动物——处于猎杀者的最低层——但依然是猎杀者，比较起躺在血泊里的羚羊，身份上还是两个境界的，所以即便是损耗度这么高，有关系的平民子弟、不入流的官宦子侄、企图从良小有势力的地方混混，还是会争相抢夺城管的位置。
在这样二元对立的体制中，人们唯一的幻想，就是脱离草食者的身份，进入肉食者的体系——幻觉中，觉得肉食者是比较安全的，进入体制了，就比较有保障。随着企业家自焚、法官上访、警察维权、学校被强拆、毛塑像也被推倒，这样的幻觉有所动摇——但幻觉破碎之处迅速被各种维持稳定的力量修复了。但一次又一次的破碎接踵而来，谁能阻挡？一如黑客帝国，最后的锡安，无论怎么样的修复，面对潮水一样涌出的章鱼机械兽，能支持多久？唯一能结束破坏与对抗的，是修改终端。
从纵向来比，在中国的时间轴上，中国毫无疑问是处于百年来最好的时间，过去一百年中，每一次上帝投掷骰子，我们都拿到最差的点。所以能有三十年的发展：没有战争、没有饥饿、没有疯狂领袖，中国人就像雨后的蘑菇一样蓬勃生长和发展，这是一个非常具有生命力、生殖力、和生存能力的民族——几乎像蟑螂一样坚忍，能忍耐一切极限环境。但从横向来比，整个世界的文明在快速地跃升，专制如最末的冰川纪在全球褪去，只在局部地区剩下点点的白色冰臼。阳光是不可阻挡的，即便是居于高屋之下，紫外线也会穿透我们。公平和公义是发乎每个人内心的最高利益诉求的寻找，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逆转。
人类在要求一种更为开阔的管理制度，将权力关进笼子的制度，丛林法则已然结束，而且必须结束，最后的献祭在我们离开部落的时代就已结束。以夏俊峰案为例，白手套为权力结构买单，而三条年轻的生命为白手套制度损耗，染血的手套坠落尘埃，并没有为这个城市增添荣光，剧烈的争议让饱受诟病的城管制度再次居于风口浪尖——而城管一词，已经成为媒体和民众公开质疑、嘲弄、取笑的靶镜。甚至他们的死，也很难得到同情。我为几乎不可能得到赦免的夏俊峰请命，我以为，这样的悲剧，是一个国家的悲剧。这个事件里流的血已经太多，而他犯下的杀戮罪孽，并非出于他个人的天性邪恶，而是一次国家化的斯坦福试验下的必然结局。结束这样的对抗局面，类似的悲剧才不会重演。否则，城管不仅仅是需要防刺背心、钢盔、甚至需要防弹背心。但是至于么？哪一个国家需要用这样的装备去管理小商贩呢？如果把眼光放到100年后，我们在博物馆里会成为笑话。一个老师指着钢盔和防弹背心对孩子说：这在一百年前，管理烤肉串，需要派人穿上这个。
这样的对立和管理，不可能为争取到大国“荣光”，这样的“荣光”，也得不到承认，既得不到历史的承认，也得不到世界的敬意。
是时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