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语丝
亚东本和汪原放的标点

王中忱

《三国演义(上、下册)(袖珍版)》《水浒全传(上、中、下册)(袖珍版)》
《西游记(上、中、下册)(袖珍版)》


  亚东把新式标点引入流传广远、深入一般民众的古典白话小说,
这对于以白话文为根基的新文学真正站住脚跟,对于现代“国语”的
创建,作用不会小于新书刊。从读者范围说,无疑还大于后者。但后
来的新文学史却不把亚东的新式标点放进自己的视野。

  很早就想找到亚东图书馆排印的古典小说来读。倒不是想重温这
些作品的内容,也不是要查阅胡适、陈独秀为这些作品的文字。胡、
陈等人的序言已经收到他们的各种文集里,查找起来并不困难。我特
别想看的是亚东版上的标点和排印版式。胡适当年对亚东的标点是非
常推重的,他为亚东第一本标点排印的小说《水浒传》所写的序言,
开头便说:这部书“一定要成为新式标点符号的实用教本”,“在教
育上的效用一定比教育部颁行的新式标点符号原案还要大得多”。
(《水浒传考证》)那口气,好像标点符号比小说的内容更重要。

  胡适的话,其实是有历史缘由的。亚东图书馆标点排印古典小说,
最初始于1920年。那时,与白话文同时兴起的新式标点刚刚由民国教
育部向全国颁行(1919年),使用范围还局限在一些新文化的报刊和
书籍上,而这些书刊的读者又基本局限在青年学生。亚东把新式标点
引入流传广远、深入一般民众的古典白话小说,这对于以白话文为根
基的新文学真正站住脚跟,对于现代“国语”的创建,作用不会小于
新书刊。从读者范围说,无疑还大于后者。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胡适、
陈独秀对亚东的工作积极支持、协助,除了和亚东主人的同乡之谊,
显然另有厚望寄焉。而当时的读者,确实没有把这套亚东版小说仅仅
当作旧小说来看,吴组缃先生回忆说,当最初读到亚东标点本《红楼
梦》的时候,他的第一印象就是:这才是新文学!(《魏绍昌著〈红
楼梦版本小考〉序》)

  但后来的新文学史却不把亚东的新式标点放进自己的视野,后来
的读者看到那些标点也不会产生新鲜感觉。一切都变得自然而然,天
经地义。这样的结果,其实和胡适也不无关系。他推崇新式标点,但
同时又拿金圣叹的评点做比较,说金圣叹插入的议论,是“文学的障
碍”,而新式标点则把这些障碍统统删除,“使读书的人直接去看”。
确实,读金圣叹的评点本,你会感到总有一个人在旁边多嘴多舌,但
是,读标点本就真的能够“直接”看吗?那些标点符号,那些空格或
分段,真的是透明的存在,没有表达任何意思、发出自己声音吗?当
然不是。设想一下,如果是一个完全不知道那些符号意思的人,一定
会为索解其义而大伤脑筋,会觉得那些符号的存在是个障碍。但五四
时期开始推行的“国语”教育训练了现代读者的眼睛,被训练的眼睛,
接受了新式标点和排印版式释发出的意义,却不再感觉到它的存在,
更不会感觉到它背后所关联的教育制度与意识形态内容。它仿佛是中
立的,介入了,却不落印痕。这不仅仅是新式标点和版式,甚或可说
是现代媒体的隐秘特征。追溯其产生的原点,或许是将其隐秘揭开的
一个可行途径。不过,新文学作品的标点都是作家写作时随手自然写
上的,已经成为文本的有机部分,辨析的标识不那么明显。而把古典
小说旧版,和加了新式标点的版本对照,新式标点的生产过程则或许
可以看得清楚些。这便是我想找亚东本的主要动机。

  但要找到亚东本确非易事。我跑过一些图书馆,最终都是扫兴而
归。因此,突然在书市上见到海南出版社重印的亚东本“中国古典小
说名著”,真是高兴与感激交织。从“重印‘亚东本’前言”里知道,
编者们查找原书也费了周折。因为“七十年来历经丧乱”,“亚东本”
早已经“成为凤毛麟角”。

  我曾多次怀着感激的心情翻阅海南版“亚东本”,但后来有机会
读到部分亚东本原版,却不免产生了遗憾。我看到的只是《水浒传》、
《红楼梦》、《儒林外史》等几种,对照一下,发现海南版并没有完
全按原版重印。仅以《水游传》为例,亚东原版是竖排,海南版改为
横排;原版有些段落之间空行,似当作一小节处理,海南版则取消了
原版的许多空行;原版人名、地名皆加有符号表示,海南版都予以删
除;原版引号用的是“‘’和“””,海南版都改为现在通行的符号。

  大概为了和上述处理协调,海南版保留了胡适、陈独秀的序言,
却删去了汪原放写的《校读后记》和《句读符号说明》。因为“说明”
里的“句读符号”,和重印版上的符号已经不同。但胡、陈的序言,
都对汪的工作赞赏有加,删去汪文,至少使这些赞誉之词失去部分所
指,甚至会使读者以为重印版上的标点完全都是汪氏标点的。至于要
追踪新式标点生产的原点,那不必说,只使用海南重印本是不行的,
必须再去寻找亚东本的原版。

  公平地说,海南重印本面对当今的读者,上述改动或许是必不可
免的。重印毕竟不是影印。尽管鲁迅说过:“许多事是做的人必须有
这一门专长的,这才做得好。譬如,标点只能让汪原放”。(《为半
农题记〈何典〉后,作》)但这应该不是主张汪氏有标点垄断权。不
过,既然封面上赫然标了“汪原放标点”的字样,做了改动,也还是
加一两句说明比较好。当然,从另一角度说,海南重印本对于我们认
识媒体生产的特性更有特殊意义。它再次说明,书籍的一次重印,常
常就是对书籍形态的一种改塑或对文本的一次改写,尽管这种改塑或
改写的程度大小有别。

《中华读书报》1998.10.21.

回到“书评书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