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语丝电子文库(www.xys.org)(www.xys2.org)】 ———————————————— 北京的“鲁编室” 朱正 （摘自朱正著《小书生大时代》，北京大学出版社，ISBN 7301039557 本书是“口述传记丛书”的一种。这是一部人生实录，一部感人的个人自述传记。 作者朱正是著名的文学评论家和出版家，一生坎坷，飘零浮沉。少年时意气风发， 中年却屡不得志，在那个政治化的错乱年代里，因为坦率正直而被下狱，打成“右 派”，坐过牢，服过刑，虽九死而未悔。作者注重个人亲历，内容翔实，通过个人 的遭遇从一个侧面折射了世态人心和世事沧桑，看到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在时代的 风风雨雨中的心路历程，有一种难以言说的震撼力。 汉林书城(www.hanlin.com)推荐） 　　１９８１年９月２５日是鲁迅的百岁诞辰，人民文学出版社决定 在这之前推出新版的《鲁迅全集》。 　　这事大概在“文化大革命”的后期就开始进行了。按照当时的风 尚，什么事都要走群众路线，都要“三结合”。为《鲁迅全集》准备 新的注释也就是这样办的。把鲁迅所著的各书分下去，每本设一个注 释组，这种注释组的构成是：一部分是某一大学的中文系的几个人， 另一部分是某工厂或某部队的工农兵理论学习组——这种“理论学习 组”在当时是颇为时髦的“新生事物”——他们是怎么工作的，我不 清楚。根据他们工作的成果印成的征求意见本，即前面说过的“红皮 本”，我是每一本都细看了的。当时我就想：打仗可以大兵团作战， 讲究集中优势兵力，以多胜少；文字工作恐怕就不能这样办。这些人 的成果，后来也很少反映在新版《鲁迅全集》中。不过，也可以设想， 假如“四人帮”不是那么快就垮了台，是由姚文元来主持鲁迅百年诞 辰的纪念活动，新版的《鲁迅全集》就会是那个样子了，那才好看哩。 　　从一开始，红皮本一本一本地寄来给我，我一本一本地写好意见 寄去，也许可以说，在事实上，我已经参加了新版《鲁迅全集》的注 释工作。我借调到人民文学出版社鲁编室正式去做这件事，是１９８ ０年２月１日，那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同湖南省出版局商定的日期。 　　来接站的是包子衍，我在出版社后楼的二楼２０９室安顿下来。 这个房间里有两张床两张办公桌，既是卧室，也是工作室。和我同处 一室的，先后有山东师范大学的韩之友、南京大学的邹恬、厦门大学 的庄钟庆。在一起时间最长的，是东北师范大学的蒋锡金。他是老一 辈的作家，抗日战争初期就在上海“孤岛”从事文学活动，同许广平 有交情，后来又参加了新四军。他在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任教授的时 候被划为右派分子，这时他也是被借调过来参加《鲁迅日记》的注释 工作的。他精力充沛，六十五岁的人了，并不睡午觉，晚上还工作到 深夜，他每天工作的时间要比我长得多。 　　蒋锡金在文学界资格老，交往多，因此来找他的客人也多。有一 天一大早，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太太来看望他。客人走后，蒋先生对我 说：你知道她是谁吗？她就是关露！我不知道关露是谁，于是他向我 讲起了这位左联作家的传奇式的经历。关露是中共党员，抗日战争期 间曾到东京参加过一回日本举办的东亚作家大会（？），其实这是党 组织派她趁此机会到日本去执行某一秘密使命。也许是在潘汉年出事 之后，关露就被算作是汉奸。她来访的这一天，是汉奸帽子摘掉之后 不久。文化部每个月发二百元生活费给她，按当时人民币的购买力来 说，这二百元可以维持她的温饱。她住在北京西郊租的房子里，雇了 一个女佣照料生活。大约两三年之后，我听说，关露因为患了一种很 痛苦的病，自杀了。 　　在注释《爱罗先珂童话集·序》的时候，文章中提到了馥泉。这 人在《二心集·“智识劳动者”万岁》一文中也被提到。关于这个人， 《二心集》的注文是： 　　“汪馥泉１８９９—１９５９，浙江杭县今余杭人，当时是复旦 大学教授，抗日战争时期堕落为汉奸，曾任汪伪中日文化协会江苏分 会常务理事兼总干事。”（《鲁迅全集》第四卷第３５９页。）蒋锡 金对我说，这样说是不是准确，还是可以研究的。他说，我在新四军 军部就遇到过汪馥泉。可见那时汪公开的是和日本人有关系，暗地里 又和新四军有关系，这种关系不容易谈清楚。总之，在抗日战争中间， 敌我友的关系是非常错综复杂的。蒋先生还举了一例；邵洵美的弟弟 是汪伪苏浙皖税务总局的局长，大汉奸，可是日本一投降，他马上跑 到新四军去了，原来他同新四军也是早有关系的。我想，注释应该慎 重一些，与其说错，不如少说。这样，我写的这条注释就只有一句话 了： 　　“汪馥泉１８９９—１９５９浙江杭县人，当时是翻译工作者。” （《鲁迅全集》第十卷，第１９８页。） 　　后来我没有去查问汪馥泉的最后结论是怎样的，也许他同关露有 类似的经历。只是关露寿长，活到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赶上 了平反冤假错案，清理历史遗留问题。这时汪馥泉已经死了二十多年， 也不知道会不会有什么机关去复查他的案件。 　　蒋锡金写作很勤。他有一个习惯，总是用几种不同颜色的笔写作， 稿子发排的时候，什么颜色的字采用什么字体，十分清楚。 　　借调来的人，还有华东师范大学的郭豫适、陈子善、汤逸中，上 海师范大学的王自立，复旦大学的胡奇光，辽宁省社科院的陈宗棠笔 名马蹄疾，上海第五钢厂的王锡荣。此外还有两位女士：厦门大学的 应锦襄和延边大学的陈琼芝。这许多人，分住在出版社后楼的二楼和 三楼，吃饭就在出版社的食堂里。晚餐的时候，出版社的人都回家吃 饭了，只有我们这些临时从外地借调来的在食堂用餐。这样，我们这 些人很自然地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群体。休息的时候，有时大家一窝蜂 跑到隆福寺去看一场电影。这些活动，郭豫适、包子衍两位很少参加， 他们两位的工作量大，把休息的时间大都用在工作上了。我的任务是 做第六卷的责任编辑，即编发三本《且介亭杂文》。具体程序是这样 的，每天开会讨论每一篇的注释。我们第六卷这个组五个人左右。老 专家林辰是一个，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林非是一个，我一个。 这三个是每会必到的，另外就是根据讨论的题目请不同的人来参加会 议。这时已经不用红皮本作为讨论的基础。鲁编室根据征集到的意见， 另外准备了一份打印的注释稿，作为讨论的基础。这打印稿比起红皮 本来有了很大的进步，我们根据讨论的意见在上面修改，最后即据以 发稿。 　　在讨论中，我们这一组最后把关的是林辰。如果我们大家发表的 意见，他认为可以，就不做声。当我们谈的不怎么妥当，而我们自己 又没有察觉的时候，他才讲出他的意见、他的根据。他对中国古籍造 诣甚深，对五四以来的作家作品，更是如数家珍。我们这些人当然一 听就明白，他的意见是对的，即按照他所说的定稿。 　　在１９５８年出版的十卷本《鲁迅全集》中，“且介亭”的这三 本杂文也被编为第六卷，责任编辑是孙用。新版的注释在很大程度上 采用了旧版的成果，我也就顺利地完成了这一卷的工作。 　　第六卷完成以后，王仰晨对我说，《译文序跋集》原定是由孙用 负责编发的，他也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只是他那老年性白内障日益 严重，视力衰退，阅读书写都很困难了。为了能够按时发稿，要我去 帮他完成最后阶段的工作。那天，我去了孙先生家里，把这意思同他 说了，得到了他的同意。于是我一连几天去孙先生家谈，把这工作接 了过来。 　　《译文序跋集》跟第六卷一样，也是已经有一本注释打印稿，只 是定稿的程序不一样。《译文序跋集》没有设立一个小组来讨论注释 的定稿，而是由我在打印稿上作修改和增补。有些问题，我查阅书刊 资料还是解决不了，我便向孙先生请教，他一一地解决了。 　　这书中的《〈村妇〉译者附记》一文提到了孙用，我加注的时候， 照抄《集外集》里《通讯》一篇里现成的注文：“孙用，原名卜成中， 浙江杭州人，翻译家。”孙先生不同意这样写，自己动手把“翻译家” 改为“当时是杭州邮局职员，业余从事翻译工作”。这样改过之后， 他对我说：我不能算翻译家的，你看，我没有直接从原文译过一部书， 都是据世界语或英语转译的，也没有译过多少大著作，常常是叫我译 什么就译什么。我只好按照他自己的改定发稿。 　　在这段时间里，我去拜访过一些３０年代的作家：丁玲、聂绀弩、 楼适夷、唐弢。一天，在丁玲家里，我谈起自己在报社工作的时候社 长是李锐。丁玲说：李锐也就住在这栋楼呀。我从她家出来，到门口 传达室问明了李家的房号，就去了他家。我按了门铃，李开门不认识 我，问：你来找谁呀？我说：我是新干班的学生，就来找你。从此以 后，我常去李家。他看到我单身一人借调在外，吃集体食堂，遇到节 假日，经常打电话邀我去他家谈天吃饭。此前一年，我曾经很想找机 会把我的一些想法说给他听，没有能够如愿。这时就方便了。我的一 些没有忌惮的谈论，他能够听得下去；他谈的一些，我也觉得很有启 发。特别是他随意谈起的他自己经历的一些事情，在我都是闻所未闻 的重要史料。 　　我常去的地方，还有黎体贤家、邓耀群家。黎体贤正在中国国际 广播电台工作。邓在华北电业局工作。老同事老朋友了，在分别的二 十多年里，他们各自受了许多的折腾，沧海归来，相逢一笑，许多话 都不用说了。 　　有一天，黎体贤打电话给我，说丁寒出差到了北京，去了她家， 当然也就谈到了我。黎问我愿不愿意见见她，我说当然欢迎。按照约 定的时间，丁寒来人民文学出版社见我。二十岁分别，五十岁相见， 都由年轻人变做老人，至少是中年人了。我说，我们那时候分了手也 好呢。她说：有什么好？我说：这几十年的日子很不好过啊。我们谈 一些往事，可是有许多事情她都忘记了。我笑着说：幸好你还有一件 事情没有忘记，那就是我们原来要好过。午餐就在食堂里吃的。她说： 你买这么多菜干什么。我说，二十八年了，才请你吃一餐饭，这样算 起来，下一餐怕要到二十一世纪了。这当然是说笑话。后来倒是见面 不少，虽说住处隔得远，她来过我家做客，我也去过她家做客，总少 不了吃饭。 　　１９８０年１０月１１月间，我编发了《译文序跋集》，算是完 成了这一次借调的任务，就回长沙了。其他各卷也先后发稿付排，从 外地借调来的人员也都陆续离去。各卷书稿先后送到上海去排字，新 版《鲁迅全集》进入了紧张的印造阶段。 　　就在任务接近完成的时候，从各地借调来的人们即将离去，大家 颇有一点“盛筵难再”的依依惜别之情。我想，能不能给我们这一段 愉快的共事留一个纪念呢。于是设想，仿照当年得到鲁迅支持的《文 学百题》的先例，编一本《鲁迅研究百题》，约请参加了新版《鲁迅 全集》编注和定稿的同事写稿，在这个范围内的人，希望尽量不要遗 漏。可惜的是，起意编辑这书的时候已经很迟，只好向最后在北京参 加《鲁迅全集》定稿的人约稿。这些人在编注《鲁迅全集》的过程中， 阅读了大量的有关资料，查阅了２０年代、３０年代许多报纸和期刊， 做了大量的调查和访问，占有了不少材料。而在注释《鲁迅全集》的 时候，因为体例的关系，他们只能用最简省的文字提供最必要的材料。 即使是那些带有考证、论证性质的注条，也只能写出最后的结论，而 不可能详细说明得出这一结论的过程和理由。这些花过一番心力得来 的材料和意见，这时就正好写成文章，编到《鲁迅研究百题》里面。 林默涵的序言说这本书“虽非鸿篇巨制”，却是“有会于心之作，读 者们可以从这些点点滴滴中窥见大海的浩渺深沉”。我担任了这本书 的责任编辑，在湖南人民出版社鲁编室所出的书中，这是反映较好的 一本。 ———————————————— 【新语丝电子文库(www.xys.org)(www.xys2.org)】